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农业正在经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这直观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流转面积不断增加。数据显示，2004年农村承包地流转面积为0.58亿亩，而2018年农村承包地流转面积超过5.3亿亩。二是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加速进行，新型规模经营主体兴起。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规模经营主体数量已经达到3980406户。不少研究者开始追问：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梳理既有文献发现，学界形成了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的三大论点。一是市场（资本）驱动论。Zhang and Donaldson（2008）指出，小规模的家庭农业最终将转变为资本化农业。严海蓉和陈义媛（2015）从资本积累动力的角度展开讨论，认为中国农业转型既存在自下而上的资本化动力，也存在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二是国家干预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农业转型是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孙新华，2015；刘军强等，2017）。行政力量推动农业转型的方式主要有政策性干预（龚为纲和张谦，2016）和行政性干预。三是农户寻求发展论。黄宗智和高原（2013）认为，中国的农业转型突出特征是小农转向高附加值农作物的商品化生产，这一过程是由农户投资推动的。上述三种论说对于理解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具有启发意义，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忽视了社区因素，并且将农民与社区割裂开来。农业转型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嵌入社会结构的社会议题，与乡土社会高度关联（付伟，2020）。因此，对于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的研究不能脱离农村社区。

鉴于此，本文试图建构以社区为本位的农业转型分析框架，将农业转型置于社区场域中考察。本文将以湖南鹊山村为案例，从社区视角出发考察农业转型的实践过程，探究社区如何在短期内实现农业转型，以此阐释农业转型的社区动力机制。关于农业转型社区动力的研究，能够为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启示。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分析框架：新内生发展理论与社区本位的农业转型

新内生发展理论为理解农业转型的社区动力提供了理论启示。新内生发展是以本地资源为基础，以改善本地居民生活为目标，充分激活本地的发展潜力并且合理利用外部资源以促进本地发展的过程（Bosworth et al.，2016）。新内生发展理论隐含三个重要假设，即“内生性”“自下而上”“参与性或社区发展”（Ray，2001）。国内学者在运用新内生发展理论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了新内生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充分激活乡村的主体性是乡村发展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必须将农民组织起来，以使他们参与乡村发展。可以将新内生发展理论归纳为内生发展动力和整体发展能力两个维度。内生发展动力是乡村实现本土化、多样性发展的关键，它构成了乡村发展的主体动力。整体发展能力是乡村发展过程中的整体行动能力，涉及农民主体的参与能力、社区的经济能力、社区内部的文化认同以及社区发展的制度规则。新内生发展理论强调以社区为本位的发展模式并且注重社区的主导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新内生发展理论在分析农业转型的社区动力方面具有适用性。

在农业转型进程中，“主体动力”和“发展能力”这一对概念是关键变量。“主体动力”指的是农业转型过程中社区的内生动力，这是社区本位农业转型的基础。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催化是社区主体动力生成的前提。在外部环境的催化下，社区农民产生了内生的变革动力：一方面，社区农民的利益诉求指向了土地资源配置形态与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村社组织受到正式制度的约束和社区精英的推动，产生了回应农民需求的内生动力。“发展能力”指的是农业转型过程中社区的发展能力，这是社区主体性实践的重要体现。农业转型中的社区发展能力源于社区整合，它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社区成为农业转型的主导力量；第二，社区内外部资源的整合；第三，农业转型遵循可持续的、稳定的制度规则。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旨在揭示“社区如何驱动农业转型”，这是一个典型的“如何”问题，适合采用案例研究方法（Yin，2003）。案例研究的重点在于对实践现象进行深度、细致的描述，揭示现象的中间过程和内在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案例研究更加强调案例的典型性，力图通过典型案例呈现事物发展的深刻规律。

本文选取湖南省宁乡市大成桥镇鹊山村作为研究案例。鹊山村是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农业型村庄，村庄内部发展资源相对匮乏，在农业经营方面具有典型性。首先，鹊山村空心化程度较高，超过50%的村庄人口流向村外。其次，鹊山村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村。最后，鹊山村的农业转型坚持了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充分体现了以社区为本位的农业转型特征，社区农民与村社组织在农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来说，鹊山村经验具有借鉴意义。

三、整体推进：农业转型的社区实践

（一）全民参与土地“三权分置”

2014年前后，鹊山村陷入发展瓶颈，十余名社区精英邀请经济能人郑进回村。在党员群众的支持下，郑进当选村支部书记，旋即与社区精英探讨鹊山村的发展问题。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在土地上做文章，即“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开展土地合作经营”。首先，成立土地合作社。土地合作社下设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均由土地合作社成员担任。其次，开展土地合作经营。农民自主、自愿入股，将土地经营权流转至土地合作社，土地合作社与农民签订合作经营协议并统一经营土地。土地合作经营方案确立后，村社组织便动员农民参加土地合作社。在开展上述工作时，村社组织遇到了四个障碍：其一，地租如何确定；其二，土地利益分配的分歧；其三，如何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其四，如何满足不同农民的差异化土地诉求。针对上述问题，村社组织广泛征求农民意见，并根据大多数农民意见确立了方案。

（二）集体统筹供给公共物品

2015年开始，鹊山村向上级政府陆续申请了土地整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改善土地耕作条件。在农业项目的支持下，村社组织先后对2300亩农田进行平整，而后再将农田流转给农业经营主体。除此之外，村书记郑进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各类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项目，不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公共基础设施需要长期维护，这部分开支主要依靠土地流转收益。在此基础上，鹊山村将全村4205亩土地划分成60个50～100亩的生产片区，并且以小农家庭的经营能力为基础，将土地流转规模控制在30～200亩之间。鹊山村按照科学规划将农田划分为产业区和粮食区，产业区主要用于发展特色农业，粮食区种植高品质水稻。

（三）精英引领现代农业经营

现代农业发展离不开生产技术的革新，尤其是农业机械化的普及。鹊山村的社区精英出资成立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构建现代化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供给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有农业机械服务、育秧服务、农资农技服务、稻谷烘干服务等，基本能够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解决农业经营主体的后顾之忧。由于担心不赚钱，大部分农民的积极性并不高。在村社组织的动员下，社区精英将土地流转过来发展规模经营和特色农业，这对普通农民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四、农业转型的社区驱动逻辑

（一）农业转型的社区主体动力

1.外部环境的长期催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发生松动（夏柱智和贺雪峰，2017），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城镇化使农村人地关系紧张问题得到缓减，农村市场化使农村资源的经济价值提升，这对农民产生了激励效应。制度环境是催化社区内生动力的另一个要素。21世纪以来，农村“两权分离”的地权制度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变迁。鉴于农地权属分离的情况，中央发布“三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为地方制度创新提供了合法性。2007年以来，国家出台了大量优惠政策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社区内部的动力生成。社区主体的内生动力首先源于农民的利益诉求。伴随着人地关系变革和农民流动，农民的分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韩俊，2018）。鹊山村的农民也分化为一般农民、中坚农民和返乡农民。分化农民的地权诉求存在较大差异：一般农民的地权诉求是没有能力种田时保障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有能力种田时保障土地承包权同时获得耕作条件较好的承包地；中坚农民的地权诉求是获得整合的土地经营权，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返乡农民的地权诉求是获得稳定的土地经营权，发展高附加值农业。不过，农民虽然存在地权诉求的差异，但是利益诉求都指向了土地资源配置形态调整和农业生产结构优化。村社组织的治理要求是社区主体动力的另一个来源。改革开放以后，村社集体的组织形式、经营模式和社会职能发生了一定变化，但它仍然是国家权力认定的集体组织。鹊山村面临诸多发展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动摇村社集体的稳定性。在此背景下，社区精英产生了维护社区秩序的内在冲动，他们积极推动村社组织履行社会职能。

（二）农业转型的社区能力建构

1.主体结构：双重整合与组织农民。在农民组织化实践中，利益关联是关键性要素。土地合作社促使社区重建了农民与社区、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联，社区重新成为农民的利益共同体。土地合作经营既是社区形成利益共识的途径，又是社区实现政治整合的契机。农民以社区为基础构建利益共同体，共同致力于社区农业发展和社区整体利益维护。在这一过程中，鹊山村形成了“村社组织统筹、社区精英引领、农民自主参与”的组织机制，使得农民组织化结构得以形成。

2.资源结构：多重资源与单向聚合。首先是经济资源的整合。鹊山村的农业转型整合了四类资源：一是涉农项目，如农田水利、土地整理等项目；二是各类农业补贴和涉农优惠政策；三是各级政府的专项资金；四是社区资本，这部分资源主要来自社区农民尤其是中坚农民和返乡农民。其次是文化资源的激活。社区拥有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如建立在地缘和血缘关系上的人情、面子和价值认同等。乡土社会的文化资源仍具有价值，构成农业转型的社会基础。

3.制度结构：统分结合与规则有效。鹊山村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的方式开展土地合作经营，本质上是统分结合的新形式。土地合作社将分散在农民手中的土地经营权集中起来，解决了土地分散经营下农业生产规模小与农业经营效率低的问题。与此同时，村社组织积极承担农业生产的组织协调职能和公共物品供给职能，这对于维护农业生产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在新统分结合经营体制下，农民仍然具有较强的农业经营自主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农业正在经历快速转型，这一转型背后的动力机制引发了广泛讨论。本文的研究表明，农业转型受到社区环境的深刻影响，社区是农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整体推进是社区农业转型的实践方式，农业转型的社区实践关键在于社区主体动力激活与社区发展能力提升。在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催化下，社区内部形成了变革的主体动力，为农业转型奠定了动力基础。在此基础上，社区通过动员和组织农民、整合多重资源以及重塑制度规则实现社区整合，提高了社区的整体发展能力。社区动力的激活与社区能力的提升，使社区能够以“整体推进”的方式推动农业转型。这一分析呈现了农业转型的社区实践过程及其驱动逻辑，丰富了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进一步延伸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业转型动力的内生性。农业转型深刻地受到社区内生动力的影响，在社会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催化下，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土地资源配置调整日益成为趋势，农业转型的社区主体动力持续孕育。第二，农业转型过程的整合性。在农业转型过程中，社区通过内部整合的方式形成发展合力，以此提高整体发展能力，这一整合涉及主体整合、资源整合和制度重塑三个方面。第三，农业转型的复杂性。从经济层面来看，农业转型涉及土地整理、土地流转、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等内容。从社会层面来看，农业转型涉及利益整合、政治整合、农民组织化、规则重塑等内容。在农业转型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社区发展的整体性，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农民个体与社区整体的关系，实现社区整体性发展。

作为个案而言，鹊山村的农业转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偶然性，但是社区本位的农业转型具有一般性意义：首先，对于一般中西部农村来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资源持续输入农村，这些资源可以用于促进社区本位的农业转型。其次，社区能够成为主导性力量。中西部农村人地关系发生较大变化，农民普遍产生了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改变地权配置形态的需求，农业转型的社区主体动力正在生成。与此同时，社区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和村社集体制度、国家大力支持的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不断加快的农村市场化等因素，都为社区本位的农业转型创造了条件。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