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国志·桑梓情·赤子心
——试论辛亥老人许行彬先生的爱国情结
沈祖安
我省辛亥革命老人、海宁先贤许行彬先生的一生,曾经有过争议。但是从今天的评价来看，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也是一个中国老一辈读书人追求光明、坚持进步的一生。行彬先生并非完人，一直在追求完善，尤其是他秉性耿直，从善如流，嫉恶如仇，尤其在立身处世中，刚正不阿，既不畏权势，也不护己短，甚至在大是大非中能及时洞察自己的弱点和缺点，诚实而恳切。在与人深谈中不计较对方的辈份和地位，当场能自揭弊端。因此在他百年之后，经过多次历史变迁的的洪涛涤荡仍有好口碑。
遗憾的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因为他在国民党中的枢纽和南北军伐的系统中均无靠山，尤其因为他过去是和陶成章、蔡元培的光复会的关系，在浙江受到朱瑞等人的排挤和打击，和广东的黄兴等又说不上话，最后从浙江省政府参议的位子上被排挤出来，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打算在杭州办好两件事：一是办好《杭州白话报》，着力为民喉舌；同时整顿浙江丝绸会馆，力挽浙江蚕桑的颓势，把日本浪人手中的中国民族经济开发的主权夺回来。谁知先是许堇父怯于国民党省长夏超的压力，撤走了报社的经济和行政实力，把他这位大主笔兼总编辑架空了。连丝绸会馆的办公地也搬到梅花碑省党部里去了。他方始明白：原来撤换参议员只是第一步棋，后面两步棋，是夺走了他的宣传和组织上的大实，许行彬被无形地从新政权中开革了！原因就是一批急于夺权分赃的新贵们排斥异已。于是，他只有悄然地回到海宁。
但是，家乡的地方政府虽然还礼遇他，但又处处回避他，因为嫌他没有实力，因此他原先一片壮志的联合杭嘉湖的三市十县五特区开发蚕桑的计划又落空了。他在回到杭州遇见了吴敬唐（叩天生）先生，从他手中接过国民党省党部一张批文的抄件，上面只有两行字：“查浙江丝绸会馆并非行政编制，即日起自行解决生计问题；每年经费大洋200元，作为津贴，所有职工开支一切自行筹划。”行彬先生哑然失笑道：“现在我总算明白了！”接着说：“我找到自己毛病的病眼了！我做事喜欢闹热，只求光鲜热烈，不能‘打牢实桩头’（基础），又轻信马屁，不明底细，现在是‘双开除’呀！”
原来“聘请”他担任“浙江丝绸会馆”“督办”时，经亨颐先生是省经济开发“督办”，例应是他的直接上司。经亨颐先生说：“祖谦兄，我根本不晓得此事。再说，这‘督办’二字是和‘督察’、‘咨询’一样，是个虚衔。光杆司令，下面没有蟹脚，无法爬行的。我也一样，只有开办津贴费，没有正式行政编制，象个‘野鸡班子’，你们办公机构，是‘凳头上搁鸭蛋’，稍碰一下就会跌碎的。”果然，经先生的话应验了。他原先也想学孙中山，从发展实业方面出力，但是在上海和杭州处处碰壁，并连续遭受釜底抽薪的打击，这是行彬先生从少年亡命海外，壮年归国后所遭受的第一次，也是最大一次打击。几乎使他眼前一片迷茫，不知脚下的路在哪里？
二
蚕桑是他的本行。总算还有一个差使还在，就是两浙师范和女子师范聘请他担任专课教师，经亨颐先生是校长，每月的薪俸也只可以让他坐黄包车去丝绸会馆。杭州的甲种工业学校，他是最初的创始人之一。夏衍先生曾回忆说：“许行彬应该是我们的校董，我没见过他，但知道他。”夏公又说到：“这位老先生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也怀有当年南通的张謇、上海的穆藕初一样的工业救国的抱负。”那时候，行彬先生也是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想实现他最初的报国志愿，在工商界实践他的兴国强民的理想。尤其在1911年以后，南北许多同盟会和光复会中不少在地方上有不少受到排挤的辛亥志士，被迫致仕的，虽实力不足，但壮心依旧坚持工业救国的道路，后来有的便成为第一代工商实业家的。行彬先生其实是典型的戎马书生，他想不到摇旗呐喊了多年的革命，如今“革命”成功了，我被开除了。倒是这顶“书生”帽子，倒没人来抢“百无聊赖是书生呀！”行彬先生心里明白，他在教育方面的实力是有的，只是多年没有涉足，只怕与人生疏了。但是，从汤寿潜开始，到经亨颐先生，对他的学养和卓识，都是看重的，可能也因为这一层的缘故，在他晚年的近三十年坎坷中，作为有影响的文化人，也终于保全了他。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一代清流的声誉。行彬先生是一个壮志凌云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在壮年就被迫退出政坛，但是他心里始终忘不掉蚕桑两字。但这与一般缺乏实践知识的空想革命家有所不同的，就是他始终抓着丝绸和蚕桑这两大产业，作为他中年以后实现报国的理想。这也不仅是他这一代开始，从他祖父手里，就在海宁从事经营蚕桑和丝绸的实业家。小规模经营。那仅仅是为了发家致富。而年轻的许行彬就有了工业救国的理想，而实际上在他二十多岁时就立志为浙江的丝绸业的振兴有过不少理想，从事辛亥革命之后，他回到了故乡，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8年末他仍倾注了大部分心血。并且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资财，甚至到了典当借贷过日，心犹不死，愿景依旧。
杭州银洞桥下银枪板巷有一座清代的大院，1905年开始就成了浙江丝绸会馆，和长庆街杭州丝绸工会（大经堂），这两个地方，行彬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就开始在这里为浙江的蚕桑种植的改良、缫丝事业运筹帏幄。尤其在人才的延聘、结构的改革，包括机坊织造和小样（纹样）的创新，前后消磨了他从二十五岁到五十五岁这三十年最宝贵的时光。花甲之后，因为抗战开始，他迁到上海法租界去当寓公，仍然关心家乡的农桑和丝绸织造。他还是打算用以前的《杭（州）、嘉（兴）、湖（州）蚕桑实业发展会》的名义，联络浙江西片地区的湖州和嘉兴两地（府）的同行和同好，用旬报和月报的形式，收集有关蚕桑生产，着力和与日本浪人吉田茂等强卖日本蚕种（被蚕民称为“洋蚕种”）的活动进行对抗。同时，他也念念不忘杭州的《白话报》的复刊，想办一张《杭嘉湖白话报》。（曾以《吴越实业报》名义，办过两期试刊号，因内容只讲蚕桑，没有副刊，比较枯燥而中止）我记得他自办印刷厂，在上海发行。因为我认识他时报纸早已停办，当时杭州的排版铅字模具的部分机器都放在他上海的二楼亭子间里，我曾经在他家午睡（为了等他下午三点钟起来），就睡在机器与字模中间，印象深刻。曾问及“报馆什么时候再办起来？”他起初说：“争取早一点”，又说：“不急，等等看！”后来他喟然道：“我也勿晓得！也许等打退了东洋人伐？”他的家属向我暗示摇手，叫我不要再问了。其实，大家也不忍心再刺伤他的心筋。我当时年令小，攀不上话头，但是也很识趣，不要再为难老阿爹了。有时，他在天井里踱方步，把手杖当宝剑来舞动。走路踉跄，却喃喃自语道：“老阿爹，其实，也勿算老。就是运道勿好，想做的事体，多来未完！眼前……也有困难……”他黯然地立在当中，双手撑着那支手杖。有点象关老爷在走麦城之前的那般不服输的豪气。
记得我最初到他家里去走动，是代我外祖父（叩天生）从杭州寄信来要我去转送。有时是我父亲让我去送信和送食品。那时候是抗战胜利前的1943年下半年，我还不到15岁，他其实真还不老，但因为心力交瘁，开始拄拐杖，走路有点龙钟，但是声气仍很足。当时他拒绝和上海的日本人接触，但又没能和抗日力量取得联系，偶然也有以“上海浦东游击队”的名义来递假情报，其实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来冒充骗钱的。因此日伪方面怀疑他通新四军游击队，他两次受到日本宪兵队的威胁，曾经被关了好几天。主要是怀疑他与上海地下抗日组织有关系。后来经人保释出来，但也限制了他的行动，甚至不同意他回海宁居住。他想回海宁，一是因为在上海开支大，生活拮据。同时他也受不了日伪和土匪部队的两面欺压。
当时他已经染上了鸦片，为防不测，也因为穷，他开始戒烟。我几次去看到他戒烟的痛苦，心里也难受。但是对他来说，精神好的时候，能有个年轻人说话解解心焦。痛苦时，谁也不想见，因为戒烟很难受。他是个谈风很健的人，只要能谈得来，他能倾心，当然还是有限度的。对我这样未成年的少年，他只能略略点到，他也有甄别。有几位年轻人来，他知底细，立即让到厢房（书房）里去谈天。其中有位中年矮个子叫他“阿叔”的，他很尊重他。等他们走了之后，他还是很兴奋，喃喃地说：“今番来的小朋友，肚皮里有物事。好朋友不用多，两三个便好。”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许这就是他日夜盼望又联系不上的人吧？可惜这种状况，据说一年也没几回。所以他后来处境困难，用他的话说：“度日如年”。
我是在他故去多年后，方从史料和前辈的传闻中逐渐知道他和清（青）洪（红）帮关系。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参加过会党。1900年前后，至1920年左右，在海外著名的会党，有“三合会”、“天地会”、“致公堂”和“共济会”等。许行彬先生是在日本参加了刘道一为坛主的“三合会”，刘是老同盟会员，也是会党领袖。
许先生在上海，和洪帮的向松坡有友谊，但是来往不多，向松坡个人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虽然也和杜月笙等对抗日游击队有过支助，但也是和汉奸部队忠义救国军也有关系。向松坡称许老为“大爷”（青帮的尊称），向是“大字辈”，可见许老的资格比向还要老。我想，这在行彬先生早年和陈少白、尤列等“四大流寇”的来往，正是海外会党支助兴中会和同盟会的时候，记得他最早和我讲秋瑾女侠是会党中的“白纸扇”，却自称是“小脚色”、“呒啥行用”的。
实际上，他和清洪帮的关系，是和丝绸业公会的工作并不相悖的。他也是代表浙江的丝绸业与清洪帮相联系的。
据我当时的一点猜测，和后来的分析，许行彬先生从辛亥革命之前他参加抗清活动之际，和会党就有往来，后来有的会党已成为排满抗清的同盟军，已是革命的关系，是团结反清的需要。所以行彬先生后来的生活实践中，有些是具有绿林草莽的侠义行径，譬如他经常为朋友的救援做担保人，多次受连累入狱。直到后来在上海失业当寓公，他这个侠义之风，仍然不时会流露，他吃过军阀、国民党、日本宪兵队的各种官司，也遭短期拘押。我印象中，花甲以后衰迈的老人，犹不时流露出为正义而两肋插刀的英气，犹如电光石火，但稍纵即逝，收得很快。因此，事隔近半个多世纪，我仔细回忆，这位看似弱不禁风的瘦弱文人的许老先生，其实和绍兴的王金发、嵊县的竺绍康和仙居的张任天。都是一条船上放歌“风萧萧兮易水寒”的革命志士，也都是有荆轲、黄衫的义风。但是后来的沧桑变迁，他又较重实际，认为黄河边屠狗之流过于轻率。行彬先生在回到杭州和海宁之后，老迈之余已孤掌难鸣，可是心中犹有一团烈火，可惜没有机会觅到薪炭接力燃烧，这一盆熊熊的革命烈火终于硬生生地被熄灭了。当然，后人也有议论他：“过于热衷经济方策，而疏于戎马韬略。”否则在分配权力的1911年前后的南北争斗中，不至于落荒而走。是耶，否耶。也仅仅是议论而已了。
三
关于他在上海“落魄”后壮志销磨而吸鸦片，这件事他自己有分析。首先承认：“这是种恶习，是慢性自杀。”这是在1916年后他逐渐被排挤出政界，他吸鸦片也是一种消愁解闷的消遣，因为吸毒均有同样的效果：在吞云吐雾中进入梦幻的状态。他染上烟瘾，是和几个多年老友同样在愤世嫉俗中心情无法排遣。他自己也曾经说过：“中国之新遗老遗少的三大恶习：抽鸦片、逛妓院、讨小老婆，昏昏沉沉地葬送东方老大帝国的过去和将来。”所以他在抗战之前就已戒烟。为什么日伪侵略时期他又吸鸦片呢？是因为以此掩护，因为日伪时期的上海是准许吸毒的。为了让敌人麻痹，以为已经衰老的许行彬，又吸上鸦片，不可能有所作为。这是个“示弱骄敌”的办法，连当年的蔡锷也用过。当然行彬先生在上海的情况又有不同。同时，行彬先生对自己的脾气和习性也有客观的认识。记得我第二次出现在他面前时，大约已经是两次被日本军部抓捕之后的第二年。我虚岁十六岁，在上海同义中学读初中三年级。他起初说：“奈晓伐？我是被上海的皇军抓进去两趟的人。”我一时语塞，就随口应了一句：“两次放出来，证明你是大大的良民了！”老人家高兴了：“好，大‘大的良民’说得好。现在我这个‘大大的良民’来考考奈这个‘小小的良民’看。”他就考我的国文（语文）程序，从《古文观止》第一课《郑伯克段于鄢》的这个“段”与“邬”的读音，我读出了“端”与“鄢”字，他点点头。又问到《李陵答苏武书》中李陵那段非常激愤的辩白，问得我面红耳赤。最后我那句“李陵有才学，但是没骨气，可以同情，不能效法。”他立即高兴地说：“对！现在上海，是李陵吃香呢？还是苏武吃香？你倒说说看。勿关得，此地呒不东洋人，也呒不汉奸二鬼子！”然后他自己扪咀说：“老头子我说豁边了！”他低声笑道。我当时着实为难，因为我古文基础不实，又摸不着他的真实心思，想不到瞎拖老鼠，被我朦准了。他后来对我说：“我有辰光脾气勿好，可能冲你发火，你就当勿听见。”他也直言“抽鸦片等于慢性自杀，我也是到了自家骗自家的地步。”当然，当时我年纪还小，还不能够理解到这既是他逃避现实的一种解脱方法，也是为了麻痹敌人的一种伪装，这样复杂的心理因素。但是今天看来，行彬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后“失意”的日子，和抗战期间在上海“韬晦”之时，他的爱国热情，始终是炽热的。
至于与帮会山堂的关系，更要具体分析。孙中山、徐锡麟、秋瑾也都参加过帮会，这是历史上常见的一种掩护。并且，根据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结构的特定条件，从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任何一种起义到革命，都离不开啸聚山林到揭竿而起的隐身于市和隐身于野的秘密社团的参与。因此，在日伪时期，行彬先生困居上海时，也由此作为掩护的。
即使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在沦陷区的活动，还是中共地下党在敌后的斗争，都有少不了与会党山堂打交道。行彬先生是个文学修养很高的读书人，当然也是一位功力深厚的古典诗词家。我曾读到一些有关唱和的诗集，里面有不少的诗作，和他的立身治学有不少矛盾。原因是：有些是他心情的流露，也有不少是逢场作戏和敷衍之作，为了给某些人看的。对此，还须仔细探讨。由此，我有一个愿望：能够陆续搜集有关他的诗词作品（包括别人与他唱和的集子），可以通过出纪念集，研究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对这位爱国而又正直的辛亥老人的生平，会有较全面的了解。
四
我曾不系统地看到他回到故乡后受冷落，被猜忌，甚至至因缺乏有力的证明，对他在海宁农村经历的土改、反霸、民主建政的几个阶段中被批斗和清算的有关内容。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祖上曾经是地主（并且是较殷实的工商兼地主）而他自己也因为前半生的经历、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的影响，被当作“封建余孽”，“国民党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以及“青洪帮派头子”，进行批斗。同时，他娶小妾抽鸦片，也作为斗争的内容。从现象上来看确实事事都有出处，事事都有有关连。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从现象上看，他都不能完全解脱。但从历史的角度细微分析，确有其委曲之处，但一时又不能全身而退。最后的结论，他应该是个功大于过和不应被忽视的一位辛亥老人，也是浙江蚕桑和丝绸工业方面作出过有益贡献的一位文化前辈。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受到牵连和审查是难免的，也是必然的。尤其在1949年至1955年之前的特殊历史时期，在60年前暴风骤雨的革命运动中，这也是难以避免的。尤其在当时，因缺乏有力的证明和有关方面政策上的保护。行彬先生确实无法洗清自己。当时如果有较懂政策法规的家属和乡人能去北京、上海、杭州上访查证，当然可以很快得到有力的证明。但是既无人提出，他自己也没有冷静地申诉和辩白（尤其因自持无辜的对抗），因此在矛盾激化中自然难逃厄运。所以，他也只能抱着委曲和无奈离开了人世。
直到60年后的今天，能够从纪念辛亥革命着眼，以褒扬前辈乡贤入手，更因为中央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精神的及时贯彻，始有今天纪念许行彬先生的局面出现。
五
许行彬先生从事蚕桑和丝绸，是他实业救国的重要方面。他对浙江、对海宁（主要是杭、嘉、湖地区），都有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有益的贡献。如果从浙江近百年农村经济的变迁和发展的角度来研究，许行彬是最早的蚕桑专家。他在硖石、周王庙、长安和许村，都对当地的蚕桑经济作了可贵的贡献。最后，他将大部分积蓄在周王庙造了许家花园，已有回乡终老的打算。因为他没有子女，虽有曾经领养的儿女，但是他并无什么遗产留给后人。
经过抗战八年后他重又修葺花园，他有个计划，就是在花园里办浙江绸展览馆，介绍先进的养蚕种桑的方法，介绍改良丝绸。和日本的对华经济侵略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最明显的就“华10”与“赢文4”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他将仅有的一点积蓄（包括家乡的农田和房产）作为改良蚕桑的资本。但是解放军很快过了长江，他的计划又落空了。这里有个误会，他曾要求当地政府支助并参加管理，被有人误解为他企图以政府的名义资助他建造私人花园，办展览馆也是假公济私地为自己沽名钓誉。因此，他自己渐渐地发觉自己的想法都是事与愿违的，是落后于时代了。也心灰意懒了。当他被从上海押解回海宁后被判徒刑后，因身体原因而保外就医，不久，他就过世了。
许行彬一生的心血，晚年的期待，都生动地展现了他那一片报国的志向，那深厚的对故乡的桑梓之情，更体现了他拳拳的赤子之心。当然，以他当时对时局的认识如对发展农村经济的思考，在革命形势下与实际相悖的，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和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形势，与他那小农经济和手工业操作的为利一方而影响大局的计划，是决不可行的。同时，行彬先生的工业救国的理想，在100年前不失为先进的思想，而在二十世纪末期的社会形势，已经是落后于时代的个人奋斗的小算盘。如果坚持便是逆流潮的幻想。所以有人曾说：“许行彬的愿望在七十年前也许是好的，可惜生不逢时，命运不济，终于全部心血，化作灰烬。”当然，这是出于惋惜的心情对他评价。实际上，这是时代的局限造成了他的思想局限。
也有人不太了解的人说：“他到底只是个文人，‘秀才造反，十年勿来！’”有的人说：“他是心高于天，命薄如纸。”这就是以成败得失来推论了，我们不可能强求他老人家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
因此，这都是对他不了解的缘故，更是对中国的近代历史，尤其在近七十年的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同盟会，光复会中的人物，以至对国民党左派的变迁中，不用科学的发展观来衡量的片面性，造成了许多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委曲和无奈。当然这不仅仅是许行彬一个人的悲剧。过去有个易犯的陋习，就是对一个人物，尤其是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的弊端，曾出现过不应有的反复与混洧和遗憾，也使受害者遭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但是对于许行彬，应该是清楚的，今天的研究，既是为了肯定他早年的爱国的行动，也没有为他无原则的鸣不平的意思，更没有溢美的倾向。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发展观的实践出真知的科学论述。
在1945年以后，他住在杭州很少，基本上是在周王庙。他当时的朋友，除了已逝世的汤寿潜、经亨颐和许啸天（堇父），后来还有在杭州的金润泉、吴敬唐、钟毓龙、申石伽和韦元章（熊）等，大都是当代名士，饱学清流。金润泉是商界的巨头，与蒋介石也关系不错，但是行彬先生后来总是回避他，因为，他虽也曾在官场应酬，是为了兴办蚕桑，对官场的恶习，他是回避的。金润泉对他还不错，但常把他当作“书踱头”当作背时的笑话讲，他很恼火。他到了晚年确实也有个“软肋”，就是听不得善意的批评，自己说可以，别人不可以。
今天想来，行彬先生的性格和思想发展的脉络是清楚的。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他是在第二次被欺骗和抛弃后，开始消极了。他终于还是报国无门。当然，他那“请缨”的方式也不适宜，“请缨”的对象也找不准。“沧海多遗珠，多半自消沉，为矜身价变，坠落没处寻！”这可能也是文人自持有方又自相矛盾的原因。
六
我们今天纪念他，并且初步尝试着去认识在不同历史转折时期出现的各种使人难以作答的人与事，正是今天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必须也应该进一步去认识的各种疑难问题，尤其是关于如何用科学发展观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问题。
许行彬先生这个人，始终是应该肯定的。即使在建成国初期，也没有完全否定过，今天，在缅怀先贤时，对他的不足提出探讨，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有益于国家，曾造福于乡梓。这也是我们所以缅怀他的缘故，谨以水酒一杯，小诗一首，奠于周王庙故园：
辛亥逾百岁，
华夏山河新，
沧海多遗珠，
难忘弄潮人，
悠悠报国志，
耿耿赤子心，
杯酒奠先贤，
当敬许行彬！
2012年国庆六十三周年前夜于杭州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