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传统的多神教开始衰落之际，在希腊社会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企图用一个形而上学的新神来取代自然形态的旧神，另一种倾向则是完全抛弃外在的神而走向人自身。

前者的代表是苏格拉底，后者的代表是一些被称为“智者”的人。

普罗泰戈拉是当时希腊社会中声望最高的“智者”，当苏格拉底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深孚众望的诡辩家了。

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描写了初出茅庐的苏格拉底与老成精明的普罗泰戈拉之间的谈话，苏格拉底以鄙夷的口气把普罗泰戈拉等“智者”称为“批发或者零售灵魂的粮食的人”，并表示在希腊人面前以“智者”的身份出现是一种耻辱。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以贬抑的口吻说：

“智者的技术就是毫无实在内容的似是而非的智慧，智者就是靠一种似是而非的智慧赚钱的人。”

“智者的学说是一种貌似哲学而并不是哲学的东西。”

普罗泰戈拉和“智者”们之所以使得苏格拉底及其弟子们如此痛恨，是因为他们公然宣扬一种以人为万物尺度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

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都因为“不敬神灵”而受到了希腊人的惩罚，但是他们两人的动机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因为过于虔信，另一个则是因为太不虔信；一个试图用新神来取代旧神，另一个则想用人来取代神。

普罗泰戈拉曾明确地表示：“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问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促的。”

在他看来，“人是万物的尺度”“知识就是感觉”，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一切事物均以人的感觉为转移。

这种以人作为标准的相对主义到另一个“智者”高尔吉亚那里发展为一种绝对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高尔吉亚提出了三个原则：1. 无物存在；2. 即使有物存在，也无法认识；3. 即使认识了，也无法加以表述。

这样就把整个外部世界完全抽空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如幽灵一般四处游荡的孤寂自我。

尽管罗素把“智者”们称为一些“智力优异”的人，但是他们的这种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思想在生机勃勃的希腊文化中毕竟代表了哲学的末流，显得苍白无力。

在当时的希腊，诸神刚刚开始显露出衰亡的迹象，而英雄主义的时代正在来临。

在这个当口，无论是唱着对旧神的挽歌走向彼岸的新神，还是扯起旧神的大旗走向现实中的英雄，都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而过早地把脊背同时转向神的国度和英雄的国度，则表现了哲学的怯懦。

诸神死了，英雄就活了；只有当神和英雄都死了的时候，人才会普遍地把眼光投向自身，才会把对宗教和国家的热情转向个人生活，才会把关注的焦点从外在的美（希腊诸神）和真（万物本原）转向自身的善（个人幸福），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有德；或者，在一个受苦受难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幸福？”

然而在雅典民主制的鼎盛时期，人们是不会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的，他们的热忱都投注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投注在那些与他们的命运休戚相关的诸神身上。

在当时的社会中，普遍的提问方式是：“人怎样才能创造一个好国家？”另一些宗教先知式的人物（如克塞诺芬尼和苏格拉底），则开始用敏感的心灵去思考如何到与荷马所揭示的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找到神赐予的最大幸福”这样的问题。

只是到了亚历山大死后的希腊化时期，希腊人才开始像寄居蟹一样躲进狭小的螺壳中，重新品味“智者”们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提出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思想。

从这一点来说，“智者”们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中是一些不合时宜的人，或者借用里尔克在其小说《掘墓人》中的说法，是一些“战败者”，一些“来得太早太早的人”。

“智者”们早熟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在雅典民主制时期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它们却在希腊化时期的哲学（犬儒主义、怀疑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噶主义）中借尸还魂，并成为那个时期哲学的主流思想。

前面已经谈到，从希腊哲学中可以引出两种对立的倾向，即“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

这两种倾向虽然迥然相异，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都是对希腊多神教的否定，所不同的只是否定的方向相反：浪漫主义极力想使诸神摆脱形体，超出现实，成为唯一的精神；理性主义则力图使诸神更直接地成为现实生活，成为国家和法本身。

前者否定多神教是因为诸神具有太多的人性，后者否定多神教则是因为诸神具有太多的神性。

理性主义的要求通过亚历山大（他恰好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而得以暂时实现，但是亚历山大的死亡意味着古希腊文化的最后一颗星星的陨落。

从此希腊哲学步希腊多神教的后尘而走向没落，在毫无希望的世俗生活中把眼光从超绝的神和现实的国家转向狭隘的个人幸福。

哲学“堕落”为伦理学，一切高尚的情操和气质全都荡然无存，古代的英雄主义蜕化为自我封闭的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枝叶繁茂的希腊哲学萎缩为干枯的伊壁鸠鲁主义、怀疑主义和斯多噶主义。

人把眼光投向自身，却把脊背转向了现实世界。理性主义虽然较少地具有超越成分，但它使人们把精力投入现实生活，导致了世俗文化的繁荣和勃兴，从而创造了一种与宗教殉道意识迥然相异的世俗英雄主义。

然而，到希腊化时期，连这种理性主义的追求也被腐蚀掉了，一切闪光的理想都深陷狭义的个人主义的泥淖中。哲学像乌龟一样蜷缩在个人自我完善的壳体中，而把广阔的外部世界置于脑后。

黑格尔指出：“那时候的各种哲学系统——斯多噶派、伊壁鸠鲁派、怀疑派，虽然他们各不相容，却具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这就是，要使心灵对于实际世界所提供的一切漠不关心。”

哲学的没落却衍生出一颗苦涩的果实，这就是伦理学。斯多噶学派曾把逻辑学比作围绕田地的篱笆，自然哲学为土壤或果树，伦理学则为果实。

然而希腊伦理学却是希腊哲学的一颗苦果，或者是一个尚未开花即已枯萎了的貌似果实的干蓓蕾。

希腊化时期出现的一切哲学流派，如犬儒主义、怀疑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斯多噶主义等都不关心形而上学，而把眼光专注于个人的伦理生活，从对外在的神的崇拜转变为对直接的个体自身的关切，而且这种伦理学也是消极的，它并不鼓励人们去追求幸福，只是劝导人们去避免不幸。

恐惧代替了希望，静观代替了行动，人成了暴风雨来临前的鼹鼠，各自寻找着最适宜藏身的避难所。

犬儒主义对生活采取不动心的态度，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亚历山大在拜访犬儒主义哲学家第欧根尼时曾问他想要什么恩赐，后者答道：“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光。”

怀疑主义在生活态度上与犬儒主义并无原则性的差别，只是在行为上较为温和些，他们似乎更多地采取一种随波逐流的自然主义生活方式，而不像犬儒主义者那样偏执于我行我素。

伊利斯的皮浪的典型生活态度是不做判断和不动心。“他的生活方式与他的学说是一致的。

他不避免任何事物，也不注意任何事物，面对着一切危险，不管是撞车、摔倒、被狗咬，总之根本不相信他感官的任何判断。据卡吕斯多的安提贡说，他的朋友们总是跟着他，把他救出危险。

但是据爱内西德谟说，只是他的哲学建立在不做任何判断上，在日常生活中他仍然是谨慎行动的。这样一直活到九十岁。”

伊壁鸠鲁主义似乎显得较为积极一些，但是它仍然是以避免痛苦而非追求幸福为其宗旨。为后人所赞誉的伊壁鸠鲁“快乐论”向往的只是一种无为的宁静，即“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

伊壁鸠鲁主义绝非如后人们所认为的是一种追逐肉欲的享乐主义，相反，它具有明显的节欲色彩，它的信奉者们大多过着一种非常简朴的生活。伊壁鸠鲁曾宣称：“我轻视奢侈的快乐。”他一生都过着一种审慎的简朴生活。

伊壁鸠鲁对垂死挣扎的希腊诸神进行了最后一次侮辱，他把他们挤压到原子世界的间隙中，并且强迫他们接受快乐论原则，安分守己，丝毫不干预人间的事务。

否定超自然力量对自然过程的干涉（他认为这种干涉是导致人们产生恐怖和痛苦的根源），使伊壁鸠鲁成为一个非决定论者，他把自由和快乐的权利完全交给了个人，从这一点来说，伊壁鸠鲁是古代真正的无神论者和“古代真正的启蒙者”。

然而这种非决定论使他沉溺于个人自身完善之中，这种完善又表现为一种带有节欲色彩的审慎。

在一个没有神的时代，个人分享了神性，从而趋于完善，然而人的历史却衰颓了，变得黯然无光。

在个性膨胀的时代，历史则处于脱水的干瘪状态。当人人都退缩到自我完善的伦理世界中时，历史就失去了形而上学的牵引，成为一堆斑驳刺目的散沙。

安古斯评论道：“形而上学隐退到幕后去了，个人的伦理现在变成了具有头等意义的东西。哲学不再是引导着少数一些大无畏的真理追求者前进的火炬：它毋宁是跟随着生存斗争的后面在收拾病弱与伤残的一辆救护车。”

这种狭隘的个人自我完善在斯多噶主义那里达到了顶峰，同时也转向了它的反面。斯多噶学派前后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纵跨了希腊和罗马两个时代，其间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总的倾向是从自然哲学走向神秘主义，从追求此岸德行走向鄙视此岸生活。

斯多噶主义（尤其是晚期斯多噶主义）把伊壁鸠鲁的乐观的节欲主义变成了悲观的禁欲主义，使个人自我完善具有某种宗教性质的殉道意味。

苏格拉底的人生态度一直是斯多噶主义奉守的典范，后来又逐渐融入了柏拉图的狂热的神秘主义。

早期斯多噶主义者（如塞浦路斯的芝诺和克吕西波）认为世界是从一种神圣的“火”中诞生的，这火就是唯一的神，是命运、宙斯，这里可以看出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对其的明显影响。

后来这“火”逐渐成为超自然的理性，与柏拉图的“理念”相融合，终于演变成了一种超绝的上帝，为基督教的出世思想做好了铺垫。

斯多噶主义与希腊化时期的其他各种哲学（严格地说是各种伦理学）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把眼光从公共的政治生活转向个人自身完善，而它与它们的不同之处则在于斯多噶主义把个人自身完善的实现从此岸推到了彼岸，因而它具有宗教气息和悲观主义成分。

现世的个人德行在斯多噶主义那里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们通过这种手段与彼岸的上帝和另一种生活建立起联系。

“斯多噶派认为有德的生活乃是一种灵魂对上帝的关系，而不是公民对国家的关系。这样他们则为基督教准备了道路。”

在斯多噶主义那里，衰微的宗教殉道精神通过个人德行重新得以光大，而世俗英雄主义则遭到了最激烈的抵制。在希腊化时期，人们不再关心创建一个好国家的问题，而是沉溺于个人得救的途径。

伊壁鸠鲁的福音是现世的个人完善（包括身体和精神），斯多噶主义的福音则是个人肉体死后的灵魂获救。伊壁鸠鲁的节欲出于审慎，斯多噶主义的禁欲出于厌世。

伊壁鸠鲁主义教导人们去热爱生活，有节制地享受生活，它的福音是快乐的福音；斯多噶主义则劝导人们鄙夷生活，完全放弃一切现世的享受，它的福音是忍受的福音。

希腊化时期的个人完善的伦理学经过斯多噶主义的超伦理学的个人得救理论，终于发展为基督教的形而上学的救赎福音。

在希腊，世俗英雄主义最初表现在斯巴达人那里，而后在亚历山大时代焕发出瑰丽的光彩。然而这种英雄主义在希腊只是昙花一现，既无牢固的根基，亦无发展的条件。

希腊人是文明的、爱美的、敬神的，基本上是温文尔雅的。而古代的世俗英雄主义则是在荆棘丛生的蛮荒之地盛开的一枝暴力之花。

关于这一点，身为马其顿蛮族的亚历山大本人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而斯巴达人和马其顿人比起雅典人来也要野蛮得多。因此亚历山大一死，世俗英雄主义在希腊就永远地凋谢了，取而代之的是象征着希腊文化末流的个人主义。

这种冷漠的、狭隘的个人主义在希腊化时期如汪洋大海一般泛滥，把神、国家和一切远大理想都湮没在它那漫不经心的慵懒之中。

到了斯多噶主义那里，神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萌生，而国家却仍然遭到贬抑。

希腊已经分裂为一个个孤零零的个体，国家实际上已成为一具僵尸，政治成为一个肮脏的字眼遭到各个哲学学派的唾弃。

至此，希腊文化已经开始面对着一个无可挽回的终极命运，这命运是“一种铁的势力，准备着揭穿那种堕落局面的一切征象，把它毁为焦土，打个粉碎；因为治疗、补救、挽回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压倒一切的命运就是罗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