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歌川的名字，在大陆并不陌生，但多数读者恐怕并不知道他是一位作家，而且是一位资深的知日派。盖因其语学著作很多，且都大畅其销，至今仍在大陆和台湾不断加印，故作家的声名似乎被语言学者给盖住了。
钱歌川（1903~1990），著名翻译家、文学家
就这点而言，恰好与另一位作家背景的语言学者林语堂相反：林因在西方，以畅销书作家名世，且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其语学的贡献反而被遮蔽了。其实，林早在1928年出版了《开明英文读本》，后又推出《开明英文文法》，两本书均在开明书店刊行。而开明书店，则是曾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妇女杂志的章锡琛，与老板闹翻后，纠合丰子恺、黄涵秋等同志，共同创办的一个同人书店，同时出版一种文学杂志，叫《一般》。而丰和黄，都是钱留日的前辈。
钱歌川的译学论著至今依然热销
钱歌川在回忆录《苦瓜散人自述》中写道：“子恺说二者（指刊物和书店——笔者注）都希望我能有所赞助。我满口答应了，不过我说我是一个穷学生，本身没有钱，但我可以请求母亲援手。……于是，我就成为开明书店的天字第一号的股东了。当时是一个小股东，大洋五百元而已。”而这成了钱歌川创作生涯的起点：不久，即在《一般》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座《诞生日》，用在日本留学时的日本名（歌川美介）中的姓，作为笔名。后来，又在开明出版了第一本书——哈代小说《娱妻记》的英汉对照本。那是开明书店面向学生出版的英汉对照丛书，其中包括林语堂译萧伯纳的《茶花女》。
钱歌川原名慕祖，1903年7月5日，出生于湖南湘潭市郊芷江。乡里人喜食苦瓜，“并不是爱它的味苦，而是爱它的品高”，故钱自号苦瓜散人。17岁时，钱追随二哥，赴日留学，先是自费在东亚预备学校学日语，后考入中日之间有官费协议的四所大学之一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成了一名官费生。钱歌川把民国十年前后的日本留学时代，称为“一生的黄金时代”：“日本虽然是一个帝国，但决不钳制人民的思想，任何学说，任何主义，都能在此宣扬，甚至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主义，都有各种各样的小册子出版，一任人民购读。”这固然是钱歌川的幸运，但这幸运也只是从“大正民主”到“满洲事变”之间，一个短暂的栈桥而已。
《钱歌川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26年冬，高师一毕业，不及等发毕业文凭，便打点行装，带着新婚的妻子莹子（凌琴如）回到内战中的祖国。五年后，应日本出版界的邀请，钱歌川作为中华书局的一名编辑，与书局的总经理、编辑所长、印刷所长一道，到日本考察印刷业。在东京高师参观时，“谈起我是五年前文科三部毕业的学生时，校方负责人即从文书橱中取出一张文凭来给我，说我当时未参加毕业典礼，所以无法颁发给我，现在来了，正好物归原主”。
钱歌川的专业是英国文学，但“如不到英国去看一下那些文学的背景，总觉得是美中不足”。终于，从日本回国十年后，手头有了一些积蓄，决心赴英深造，聊补遗珠之憾。“中华书局对待同人实在是再好没有了，我请假一年出国，他们不但薪水照发，而且还津贴我的路费，以壮行色。”旅欧时，钱歌川以中华书局驻伦敦特派员的身份，在英国最大的书店购书，享受八折优惠，“甚至大部头的如大英百科全书等，都可以比市面便宜两成的价钱购得”“我们从书局出来的人，早已与书本结了不解之缘”，他自己收藏了一批文学原版书和珍贵的木刻插图本，“可惜后来由新加坡运到香港，还未转运到上海时，就被日本兵给抢去了”。
民国时代的中国知识界，一向有欧美派和日本派的暗斗，主要的一个由头是英语能力：留美的人讥笑留日生的英文，“只能看书不能写作，有如半身不遂”。林语堂当然也不免抱有这种成见。他在任中研院秘书时期，钱歌川因事给他写过一封英文信，后来林对中华书局的编辑所长说，钱“能够写英文，是留日学生中少见的”。对此，钱歌川颇不以为然：“其实，我知道成仿吾的英文，就比我好多了。”成是创造社大佬，英美派出身的徐志摩曾有一篇英文作品交《创造》杂志发表，“当时成仿吾还为他修正了几个字”。
1947年，钱歌川（后排右四）赴台北创办台湾大学文学院并任院长
抗战期间，钱歌川先后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做副刊主编，同时翻译、写作，笔耕不辍。应朱世明将军之邀，任盟军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的秘书主任，后改任专门委员。因钱精通英日文，专门负责与麦克阿瑟总部（GHQ）、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之间的联络和公文起草。1947年，受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的邀请，赴台大创建文学院并任院长。1964年，前往新加坡，在南洋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和翻译。1972年，以70高龄在南洋大学荣退后，移居美国纽约，至1990年去世。
《翻译的技巧》钱歌川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2015年7月版
虽然在战后，钱歌川的身份一直是海外华人作家、英语学者，但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其知名度渐次扩大。他早年在新加坡讲授翻译学的心得，整理成《翻译的技巧》一书，是台湾的长销书，每年稳销2000部。大陆未经作者同意，便出了影印版。后商务印书馆正式付梓的简体字版，卖了50万部，“连我的老朋友中文系老教授程千帆，都老早买了一部拙作在自修英文。凡出国来美的公自费留学生或研究员，莫不人手一册”。
而更重要的是，殁后三十载，钱歌川被英语学者的名头所长年遮蔽的作家声名，日益彰显，且不乏研究者。据上海学者陈子善先生的研究，钱总共在大陆和海外出版过散文集二十余种，其数量超过了林语堂和梁实秋，仅次于周作人。藏书家王强，在他1997年2月15日的《购书记》中写道：
晚顺路拐进成府路万圣书园，购《钱歌川文集》（全四卷），精装，设计庄重典雅。辽宁大学1988年2月第一版，4000余页，价廉。金色书封，美国潘力生题签，古雅恬静，正合钱氏之文风，今以此价购此宏编，真一乐事。近逛京城诸书肆，唯万圣尚存1988年印籍，当谢万圣知我苦心……此印共1500部，珍贵。
直到多年后读罢此文，我才依稀想起，当年我应该也在藏身于改造前的成府路蓝旗营深巷中的老万圣，邂逅过那套四卷本。我闭上眼睛，至今仍能忆起书被插入的书架的位置，与构成了“天花板”的呈自然弧度下垂的幕布，和作为店堂背景音乐的爱尔兰女歌手恩雅的歌声，洇成一片了。
收录有钱歌川随笔《日本妇人》的《日中120年》第二卷（岩波书店出版）
对笔者来说，我更看重作为知日作家的钱歌川。2016年，岩波书店出版了一套书《日中120年》，煌煌五卷本，辑录了120年来，中日两国有代表性的、论述两国文化和中日关系的文艺和评论作品。在其中的第二卷《敌乎，友乎》中，收有钱歌川的一篇随笔《日本妇人》（原载《宇宙风》第25期，1936年9月16日）。六七千字的篇幅，纵论东西方女性的差异，道出了东瀛女性文化的方方面面及其传统成因，是研究“大和抚子”现象的不可多得的资料：
你要仔细地观察过她的生活以后，你才晓得日本女人确实是人间最好的妻室。她做你的老婆真是太好了，好得使你不敢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女人。
这话若出自别人之口，倒也罢了，可问题是钱歌川说的，以之先留日、后留英，“吃中国菜”“住洋房子”的履历，还真由不得你不信。可惜我读此文还是太晚了，且至今只见到日文版，而尚无缘入手中文本。由此，我还联想到另一个问题：
钱歌川先生于1990年10月去世，刚好跨过了平成的门槛。他笔下的日本女性观，应该说是对昭和之前的文化史的考察。而当代日本女性的“豹变”，一般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平成年代经济社会演变的结果。从“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式的大和抚子，变成身着职业套装的职场“肉食女”，刚好与老爷们儿从西装革履的“企业战士”，蜕变为啃老蛰居的“草食男”的历程“互补”，像两条同时抛出、向度却相反的抛物线，一个奔上，一个朝下。
当然，这已然不是钱歌川先生的工作了。
刘柠：作家，译者。北京人。大学时代放浪东瀛，后服务日企有年。独立后，码字疗饥，卖文买书。日本博物馆、美术馆、文豪故居，栏杆拍遍。先后在两岸三地出版著译十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