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药

张劲农把自己关在单独的房子里，屋里有暖气，他还是觉得手脚发凉，裹紧了大衣。妻子到了饭点给他送来餐食和炖好的鸡汤，放在门口，敲门告诉他。怕传染给妻子，他只是应声，等妻子走远后才开门。

“发热低于于37.3℃，畏寒，咽痛咳嗽，无呼吸困难……”他找来本子，记录下自己的症状，这是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的典型症状，畏寒是关键。

张劲农是武汉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也主持发热门诊的工作。1月19日，在发热门诊高强度工作了半个月之后，他也确诊了新冠肺炎。回想起来，病毒应该是一次他给病人做检查时传染给他的，当时情况紧急，他只戴了口罩。

居家第二天，钟南山医生在央视宣布病毒“肯定人传人”，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一个同事告诉张劲农，发热门诊门口已经排起长队，输液室的队伍也排到门外，原属于骨科的病房也被临时用作隔离。张劲农不愿闲着，远程参加会诊，在电脑上帮同事隔空阅片。

“我会不会死？”受感染的医护人员越来越多，居家隔离的张劲农一时也有些恍惚。他58岁，从医30年，在病房里早已见惯生死，但这场瘟疫还是让他心情降到了低谷。

张劲农毕竟是医生，居家养病期间，他很快开始整理自己抢救患者的经验。

张劲农把亲身经历写在第一版的治疗方案中，并开始尝试服用新药，新药的疗效也被他完整记录下来，此刻，他竟有些庆幸自己是个患者。这款张劲农在病期中服用过的新药后来被国家卫健委纳入抗病毒治疗的药物。

病中，张劲农起草了一份治疗方案，用于武汉协和医院门诊和急诊科的医生内部参考，不料很快流传出去。武汉封城初期，恐慌中的人们传阅着“张劲农方案”用以自我诊疗。这份治疗方案几经修改，被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媒体广泛报道，也成为许多医院早期采用的方案

阴差阳错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张劲农才体会到，全面封城的情况下，医疗信息的通畅对病人有多重要。“那时候医疗资源挤兑得很厉害，很多没有机会住院的病人，他们后来才告诉我，看到这个方案，就自己在家吃药，很多人就这么好了。”他没想到自己连夜写的治疗方案，有如面向公众的“在线会诊”，挽救了很多生命。

呼吸

鈴...凌晨1点多，电话响了，葛慧青接起电话，ICU（重症监护室）夜班医生报9床病人呼吸机支持下血气二氧化碳仍然高到测不出，其他几个病人也不稳定。除了白天进舱管理病人外，夜间的电话值班是常态，特别是初建ICU期间，转过来的病人都很重，医疗队几个主任对13楼7区（浙江省医疗队新建ICU）医生病情沟通群的信息声非常敏感，即使睡着了也处于高度警觉状态。这个电话沟通和信息回复持续到早上6点，又到了去医院的时间，早上的穿全套防护服流程，需要提前起床，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ICU不分日夜，重症病人的肺部功能几乎都有受损，需要呼吸机进行呼吸支持，必须24小时监护。葛慧青给一个病人检查呼吸机的设置，又去评估另一个病人肺是否改善，是否可以脱离呼吸机，还有病人等着她查房确定气道管理和肺康复方案。她最难过的，是抢救不过来，宣布病人死亡的时候。

葛慧青是“国家队”的医生，她是浙江邵逸夫医院呼吸治疗科主任，2月12日带队前往湖北荆门，支援当地抗疫。那时，荆门的新冠病人死亡率是湖北省第一，情势危急。

抵达荆门后，葛慧青和30几名队友意识到，必须将分散在各个医院的新冠病人集中收治，才能控制病毒的传染，她们筛选出重症病人，第二天就建立了有24张床位的ICU病房。

治疗轻症病人的重点在于隔离和口服药稳定病情，而抢救重症病人则是每一个环节都不容出错的工作。为了确保病人转移路上是安全的，葛慧青会全程为需要的病人提供充足供氧。在ICU，呼吸窘迫的重症病人几乎都需要呼吸支持，因为他们的肺部气体交换已经有异常。

吃饭也是重症病人的一个难题，由于需要呼吸支持，几乎所有的病人都需要通过鼻胃管输送营养液，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也需要随着病人的情况而不断调整。不能有一丝差错。

葛慧青团队30多个人轮班，加上荆门本地的医护人员，24小时在病人床边，跟进重症病人的情况。通常两到三周，一个重症病人就可以从ICU转出。荆门的新冠病人总数并不多，只有900多人，一个多月后，死亡率就降了下来。

“我经常在说，很遗憾的是没有提前两周到，不然很多病人可能还是能够救回来。”葛慧青颇为感慨地说。葛慧青的心结，是没有抢救回更多的人。忙碌了42天后，离开的时候，荆门已经解封。街上行人、车辆来往不绝，和刚刚抵达荆门时街上的空无一人已经不同，葛慧青也释然了许多。

出海

“抱歉，可以再重复一下你们刚才提的问题吗？”张劲农坐在办公桌前，对着电脑屏幕，倾身向前，试图更仔细地听清楚对方的说话。这是几乎已经是他日常的一幕，保持身体前倾的姿势坐在电脑屏幕前参加国际连线会议。

3月23日，国务院总理兼中央应对疫情小组组长李克强宣布，以武汉市为战场的中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抗疫取得初步成功。与此同时，海外的确诊病例日日刷新记录，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大流行”开始，西班牙、美国、阿根廷等国相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全球封锁、国际航班接连取消的情况下，国内外的在线会诊和医学交流反而空前频繁。

封关之下，滞留在海外国家的华人，普遍担心个人的防疫问题。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搭建了一个“在线健康咨询”志愿者平台，邀请从国内一线医护人员“在线返场”，为海外同胞提供新冠病毒防治咨询。中国驻外使领馆亦将消息通过多个渠道通告当地华人。

与此同时，与国内参与一线抗疫的医生相比，海外同行抗疫经验的匮缺，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外抗疫工作的有效开展。张劲农每周都接到好几个跨洋电话，美国医生透过当地华裔联系他，向他请教武汉治疗新冠病人的经验，以及如何预防新冠肺炎。但他明白，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这样“点对点的沟通远远不够”。

3月12日，葛慧青从湖北荆门回到浙江后，也受一位美国医生的邀请，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组织的在线会议。会议在阿里健康运营的全球新冠肺炎实战共享平台（后简称GMCC）上召开，这一次会议中国方面有8个医生参加，都是呼吸治疗以及危重症的专家。那时还是海外地区疫情的开端，讨论重点在疾病的特点，葛慧青分享了荆门重症病人的情况和治疗方案。

医生之间的互相沟通如同小溪流，终要汇聚成公共讲堂的大江大海。在全球抗疫一线的华裔医生，一面穿着防护服在发热门诊抢救病人，一面在网络云端相聚——张劲农加入了一个有2000多名医生的在线群组，并成为群组的第一位讲者，他分享了自己的心得：战胜新冠肺炎的希望在于自身免疫力的建立。

4月16日，张劲农受到阿里健康邀请，在GMCC平台上和斯里兰卡的卫生部的多名专家分享抗疫经验，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点是轻症和重症患者的分开，以免交叉感染。

此前一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也带着11人的专家团队，和卢旺达卫生部部长Daniel Ngamije带队的40余家新冠肺炎诊疗定点医院负责人通过GMCC隔空对话，线上分享在医院管理、应急处理、医护人员培训方面的抗疫经验。邵逸夫医院新冠疫情期间未曾关闭普通门诊一天的经验，成为讨论的一个重点。

整个4月份，GMCC平均每天都有一场交流，迄今为止，海外有超过200国家和地区的医院加入，超过1万名国内外医生通过GMCC平台在线交流。除了在线问诊和研讨会，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编辑，阿里健康提供技术支持的《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医院应对策略》、《新冠肺炎防治手册》等实用手册，也开放给全球的医生和普通人下载阅读。

作为在线交流的直接受益者，不少国外的医生都心生感激。在一次会议之后，南非医生Dr.S M Zungu表示：“交流中分享的经验非常宝贵。我们的医疗机构正在建立发热诊所，并实施简化的病人分流流程。”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也公开赞扬：“通过GMCC，阿里健康在医药领域完成了革命性的创举，在这个艰难的疫情期间帮助了数以万计的人。它见证了阿里巴巴集团强大的互联网技术实力，以及对全球人文关怀的极致追求，非常值得尊敬与赞赏。”

知音

争论是时刻存在的。张劲农在治疗方案中使用抗菌素，引起过一些反对意见，也收获了不少海外知音。

张劲农在《柳叶刀》的呼吸病学专刊发表通讯文章，“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发热门诊治疗和门诊分流策略”，其中也阐明了对部分患者的治疗应该考虑使用抗生素。文章引起一些欧美医生的撰文反驳。

一位通过GMCC相识的伊朗医生和张劲农沟通，张劲农请对方注意细菌感染，遭到质疑：这不是滥用抗生素吗？张劲农理解其中的逻辑，医学界不少医生强调抗菌素导致了细菌的耐药性，倡导对抗菌素的限制性使用。不过他也一直建议不同国家的医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全球疫情大爆发期间，适当适用抗菌素并无不妥。

“当时纽约有个华裔医生在抢救病人时感染了，美国的医生说纯病毒感染不用抗菌素，得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是细菌感染。”张劲农说，后来华裔医生用他的方案，被治愈了。

在一次和美国麻省总医院的交流中，张劲农发现对方发来的治疗方案，和自己十分接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张劲农用一句诗表达自己的欣喜，自己的治疗方案在海外得到验证，让他觉得心里踏实——他的方案也适用于海外。

经历过武汉抗疫，张劲农已经算是经验丰富，尽管如此，在GMCC平台和国外医生的密集交流，也让他从国际临床干预中学到了不少新的经验。

葛慧青有同样的感受，她和意大利的的专家有过一场在线学术交流，单纯从呼吸力学专业出发，讨论有关新冠呼吸衰竭病人的呼吸支持。“我们当时病人很多，一些临床数据如何评估的手段有限。相对地，欧美国家在呼吸病学数据的采集、分析上做得很好。”葛慧青认为，这是中国可以学习的地方。

交流分享的信息非常庞杂且细致，比如，葛慧青还了解到，美国的肥胖病人比较多，新冠病人的情况和中国不一样，比如血栓指标更高。

来自国外各种不同的病例也被在线分享给中国医生，与此同时，中国早期抗疫的成功经验被国外医生不断学习。

“交流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有用，可以从‘战场’上获得经验教训并与经验丰富的前线医护人员交流。特别从病房改造，患者/人员/物流流程设计和安排方面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一直在努力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交流会揭示了我们的差距和弱点，而这正是我们正在努力改进的地方。”卢旺达的医生Dr. Zuberi Muvunyi在一次GMCC平台上的交流会之后感慨。

网速

如同一个冷笑话，全球医学界在疫情间联系紧密，而这种合作面临的最大障碍，不是国家间的政治壁垒，而是网速。

4月16日，张劲农和斯里兰卡卫生部专家分享抗疫经验，斯里兰卡当地网络极为不稳定，常出现连线断点的情况。张劲农在两个小时中，反复和对方确认问题和需求，确保沟通信息不出错。

“经过连线我还有一个体会，中国的网络特别厉害。”张劲农忍不住感慨，他通过GMCC平台和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连线，无论是实时语言交谈，还是在线展示PPT，一直很通畅。但是当连线对象是斯里兰卡这样的欠发达国家时，尽管最终也能顺利进行，但是仍然能感觉到对方网速的吃力。

阿里健康技术保障部技术专家高峰的工作，是为GMCC平台上在线讨论会提供技术支援，他要解决的最困难问题是网速。

“中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其实已经建立得非常好了，家里或医院的网络都可以支持在线会议，哪怕不行你用4G也可以，有些医院还有5G，这更没有问题了。”高峰说，难点不在于国内，而在网络基础设施没有那么好的国家，往往他们也没有备用方案。

高峰制定了一套测试流程，每场会议开始前，针对国内主会场的网络，他都要完成三次测试流程，确保讲话不卡顿，视频清晰度没问题。同样的流程需要在备用电脑和备用网络再重复一遍，以确保万无一失。

对于国外的参会者，由于存在时差，高峰常常需要在凌晨或半夜和对方连线测试，如果一个网络节点不行，就更换另一个节点。“在非洲我们还借调了（阿里巴巴）集团的一部分资源，请在非洲的IT人员到现场帮助他们调试网络和使用软件。”所幸每场会议最终都没有出现太大的网络问题。

未来

如果可以，许多医生甚至不乐意再参加线下的学术会议了。

“不一定要申请签证，飞很远，交很昂贵的的会议费，坐的远还看不太清楚幻灯片。”张劲农忍不住比较，在线的的国际会议太好了，线下会议金钱和时间成本都太高，有些会议的时间常常是冲突的。

张劲农年近60，也已经非常习惯在线工作。他写英文文章，请美国的同行帮他进行母语润色。美国的肿瘤医院向他请教如何建立隔离病房，他一个视频电话就和对方讲明白。

不仅张劲农一个医生这么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也青睐“在线握手”。他是互联网+医疗的积极推动者，见到一个在线学术会议可以有10万人参加，十分欣喜，觉得对医学交流大有裨益。

“如果是小范围的研讨会，线上和线下会议的效果，我觉得还是比较接近的。”葛慧青每周六都要开一次WHO的专家组全球会议，在线交流成了工作的新常态。

借助科技的力量，尤其是互联网和大数据推动临床医学，是张劲农认可的方向。他以自己在做的阿比多尔回顾性研究为例，4万多医护人员多数服用了阿比多尔，除了早期因医疗资源挤兑而延误治疗的，尽数都平安回来。在武汉用阿比多尔方案治疗的病人，也基本都治愈了。他认为大数据的验证，甚至比循证医学（做双盲随机对照实验）更为可信。

“现在的临床研究转向于大数据的真实研究，真实世界研究。”新的技术给医学带来突破，张劲农认可阿里健康等企业将新技术用于抗疫的做法。

在疫情期间，阿里巴巴的科技助力抗疫中心向全球公共科研机构免费开放算力，帮助加速新药研发；也通过AI技术，帮助医疗机构加速肺部CT影像分析，帮助医生快速阅片；AI算法避免了核算PCR的近40%的高漏检率，比人工更加准确。

“不仅在新冠这个事情上，在别的疾病上，在线平台也应该成为一个趋势。”张劲农说，这次疫情促进了全球医学界的在线交流，也必定会促进医学的大发展，他希望新冠疫情期间的“紧急状态”，可以发展成为医学界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