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发达国家数字经济战略在农村经济中的应用和实践较早，例如美国的人工智能化精准农业模式、日本的集约化精耕智慧农业模式均提升了本国农业生产效率，实现了农村信息化和现代化。我国基本国情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相关策略不应简单照搬。

发达国家乡村数字化转型建设实践

1 / 美国

总体而言，美国数字乡村建设由法规标准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起主导作用。

产业方面，完善的农业产业基础和数字技术体系促进了美国现代农业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已开始应用数字农业技术，包括应用遥感技术对作物生长过程进行检测和预报、在大型农机上安装GPS设备、应用GIS处理和分析农业数据等。在21世纪初已经实现“3S”技术、智能机械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系统在大农场中的综合应用，智能机械已经进入商品化阶段。

普渡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截至2015年，美国有超过83%的农场采用了精准农业技术，82%以上的农场使用了GPS自动导航技术。同时，美国建设了PESTBANK数据库、BIOSISPREVIEW数据库、AGRIS数据库、AGRICOLA数据库等一系列与农业有关的数据库，形成完善的以卫星网、互联网、物联网、遥感网等为支撑的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农业科技和数字技术对美国农业发展的贡献明显，美国农业人口仅为800万，但每年平均出口约1.15亿吨粮食，占世界粮食市场高达50%左右的份额。

城乡发展方面，美国的农村社区一直在努力获得教育、远程医疗服务、远程工作机会等，这些挑战对农村社区产生了深远影响。2000年，美国联邦农业部乡村发展办公室公布了乡村建设的一系列政策，并许诺通过财政资助来帮助美国乡村社区改善经济和生活质量。

其中，包括乡村通讯设施、乡村电子医疗网络和远程教育网络设施等数字化建设内容。资助采用拨款和贷款两种形式，其目的是使政府与私人公司在建设中形成公私合作关系。如果一个社区越是偏远、人口越稀少、收入越低下，那么它可能得到的资助就越高。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和美国农业部(USDA) 资助，东北大学和非营利机构Ignite共同领导的高级无线研究平台（ARA）项目。

ARA作为面向智能互联农村社区的无线生活实验室，不仅探索农村宽带的不同交付模式，同时开发和部署创新解决方案，例如精准农业、教育、健康、清洁能源、自动驾驶汽车等, 涉及爱荷华州中部的三个县近600平方英里的宽带覆盖区域，包括多个学区和六个农村社区。项目合作伙伴包括爱荷华州立大学、ISU 研究院、艾姆斯市、布恩社区学区、爱荷华州通信网络、爱荷华州区域公用事业协会、US Cellular等。

然而，美国联邦农业部的资助是引导性的，既不是社会福利，也不是建设资金的全部。目前，“二战”后建设的基础设施已经相当陈旧和老化，几乎处在运行维艰的状态。与美国的大城市一样，老一点的美国乡村居民点基础设施已严重老化、破旧不堪。

2/欧洲

与美国不同，欧洲国家承担了范围更广泛的责任，包括社会、环境和地区发展。为应对农村孤立、人口老龄化和商业生产力低下等问题，实现区域均衡发展，2017年，欧盟委员会启动了“欧盟智慧乡村行动”，旨在通过智慧乡村建设，释放乡村发展活力、促进乡村繁荣。智慧乡村行动共包含16项行动计划，得到了英、法、德等欧盟成员国的积极响应。在技术应用方面，涉及大数据、物联网、物流运输、数据分享应用等关键前沿技术；在建设内容方面，主要涵盖居民生活、公共服务、可持续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等内容。

（1）英国

康沃尔地区是英国农村数字化综合战略实践前沿，主要实施了宽带接入、数字培训、社区数字中心和电子健康等创新措施。

宽带接入：宽带接入是数字连接的基础，2011年，欧盟、英国电信、英国数字化文化媒体和体育部以及康沃尔地区委员会资助建设了Superfast Cornwall项目，将光纤宽带连接到康沃尔和锡利群岛95%的家庭和企业。

数字培训与社区数字中心：社区数字中心部署了高速无线宽带、可视化会议系统等基础设施，通过与康沃尔农村社区慈善机构、艺术团体、地方历史团体和园艺俱乐部等企事业组织合作，为当地居民举办系列数字技能课程培训，并引入了最先进的技术如VR虚拟现实活动等来缩小数字鸿沟。

电子健康：康沃尔和锡利群岛电子健康、生产力和创新项目（EPIC），由该地区的医生、护士、疗养院、患者、大学教授和中小公司共同参与，探索互联网、应用程序和机器人技术在健康和社会保健方面的最佳应用。目前已实施的应用包括基于视频通话的互联网医疗、康养APP、护理机器人、老年痴呆监测、应急设备无人机投送等。

（2）德国

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在几个试点村庄测试了农村服务数字化整体解决方案，并建设了多方参与的数字生活实验室，旨在构建满足当地居民需求、资金可负担、可持续运营的数字乡村应用。

宽带接入：联邦资助建设乡村高速宽带基础设施，并试验推广5G网络，特别是智能农业领域5G应用。

数字村庄：由系列移动应用程序组成，包括本地在线市场BestellBar，用于本地供应商在线销售产品和服务，参与的供应商包括当地面包店、有机农场、蔬菜农场主、普通超市、体育用品店、药店、洗衣店、书店和图书馆等。共享物流LieferBar，用于商品配送的智能分配以及志愿服务。电子健康StuDi，用于电子病历查询与健康监测。新闻门户DorfNews，使市政当局能够快速向居民通报当地新闻和事件。虚拟货币DigiTaler，用于奖励志愿者服务。

数字农业方面，德国联邦食品及农业部（BMEL）制定了《农业数字政策未来计划》，以抓住农业和数字技术两个高度复杂系统集成所带来的机遇。到2022年底，德国联邦食品及农业部将拨出6000万欧元用于农业部门的数字化和现代化。目前，已启动了园艺、畜牧业、跨学科等领域的14个试点项目。

3 /日本

为应对乡村人口外迁和老龄化问题，日本未来将大力发展以农业机器人为核心的无人农场，并于2015年启动了“基于智能机械+智能IT的下一代农林水产业创造技术”项目。

Yosano镇是较早引入智能绿色村庄概念的日本农村城镇，它提倡使用最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来补偿劳动力的下降和老龄化。

Yosano使用的e-kakashi物联网工具（注：类似于AIOT系统），每十分钟收集一次关于湿度、日照、土壤温度、土壤含水量和田间二氧化碳含量等农业信息。经验丰富的农民的所有知识和技术都被转换为详细的数字模型，并传递给新一代农民。

ek recipe应用程序（注：类似于农事作业系统）帮助农民管理水稻种植，说明水稻种植每个阶段所需的活动，并在检测到虫害爆发等环境风险时，提醒农民采取适当行动，将新一代农民掌握水稻种植所需的时间从五年缩短到两年。Sofix土壤诊断程序，可以分析评估微生物的数量、浓度以及土壤的氮、磷酸盐和钾含量，指导农民施用当地生产的有机肥料以养护健康的土壤。

今天，Yosano的土壤被证明是该地区最健康的土壤之一。数字技术不仅应用于农业，还用于医疗和福利（如远程医疗、高龄老人监测）、运输和物流（如货运管理）、自然资源管理和灾害预防（如野生动物监测、水务监测、无人机监测），以及电子商务。

北海道的岩泽市同样面临出生率低、人口外迁与老龄化带来的重大挑战。自动化农机（如AI拖拉机、割草机、联合收割机、可变速率喷洒系统）及自动供水阀管理系统被引入到当地的稻田生产。农场级的数据分析估算每个农场的投入成本，并确保在引入新作物之前提供足够的劳动力。据估计，智能农业技术将生产成本降低50%，并将农民收入增加20%。数字技术还提供了社会、教育和医疗服务应用，如远程儿童看护、远程课程培训和互联网医疗咨询等。

发达国家数字乡村建设特征

1 /数字基建先行

数字连接是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基础。各国均将光纤、5G等宽带接入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优先事项进行重点资助。在非洲等不发达地区，国际组织创造性地部署了由独立微电网和信息设施构成的“离线智慧村庄”，以建立城乡的数字连接并分享知识与服务。

2 /拓展数字服务

国外数字乡村建设重点聚焦在宽带基础设施、数字公共服务和数字创新技能三大工作任务，涵盖居民生活和发展的教育与培训、健康与医疗、乡村社区服务等方面，以帮助农村社区获得现代信息技能、机会均等优质教育资源、远程医疗服务、远程工作机会等。新的技术和方法被广泛引入到试点项目中，包括自动驾驶、应急无人机、AI护理机器人、XR沉浸式教学、老年痴呆监测、远程儿童看护等。

3 /发挥市场作用

在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国外发达国家注重发挥“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导下的市场机制作用，藉由财政资助在项目建设中使政府和私人公司形成公私合作关系。并构建多方技术合作网络，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物流运输等关键前沿技术在乡村的试点应用，在精准农业、城乡连接型社区电商、本地生活服务与志愿服务、物流共配、无人驾驶智慧物流等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创新模式。

4 /注重建设实效

国外数字乡村建设大多采用自下而上的设计思路，注重从农村社区需求出发构建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开发乡村财力负担得起的数字服务。除宽带基础设施外，项目总体建设规模较小，大多在数十万美元左右。尽管政府投入的资金规模非常小，但是援助对象都是农村社区迫切需要的项目。

借鉴与启示

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乡村衰退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农村居民外迁、人口老龄化、设施凋敝和商业生产力低下是全球乡村面临的共同挑战。

（一）继续推进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数字乡村的建设离不开完善的基础设施。我国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首先可以通过发展“政府—运营商”模式继续提高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国家通过中央财政资金联合民间资本投入，推动地方政府与运营商合作，加快乡村地区光纤到村的建设；增加网络通信基站、宽带接入端口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而提出“提速降费”等优惠措施（张鸿等，2020）；在不断推动互联网普及的同时有效提升互联网服务能力，实现高速上网，之后鼓励开发适应“三农”特点的信息终端、技术产品和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王耀宗、牛明雷，2018）。

其次，通过推动“政府—互联网”模式来发展数字政府。利用互联网将农民与政企人员等联系起来，不同部门之间依靠互联网在线交互协作。政府借助互联网实行线上政务公开；开放网上建议平台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政府利用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技术等广泛搜集农民农村信息，建立农业农村基础信息数据库，挖掘数据价值，促进政府科学决策，精准助农。

再次，推进“政府—金融机构”联合，以数字技术推动乡村普惠金融发展。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乡村地区网络信贷、移动支付、金融理财等服务，为农民解决小额融资和理财问题。政府先筛选金融机构进行业务合作，凭借政府公信力提高农民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度。最后，依托互联网平台简化农民贷款的繁琐手续，实现借助“互联网 ”发展数字乡村。

最后，建立“政府—电商平台”的发展模式。政府与电商平台共同建设乡村电子商务发展必要的基础设施。政府为电商平台进农村做推广，依靠当地农产品的产业特色，帮助农民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农村电子商务，建立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或者电子商务试点。政府联合各大电商平台，以电商平台累积的数据为支撑，合理布局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格局；不断深化乡村快递网点普及和信息化改造，形成全国互通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二）借鉴生态体系完善乡村农业数字化发展体系

典型发达国家的数字乡村建设推崇乡村数字化生态建设，形成农业产业生态闭环。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发展以农民为中心，企业、高校、政府为支撑的数字化农业生产研发体系。

首先，乡村农业数字化发展进程中，以农民作为发展中心，以数字技术为依托，为数字乡村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夏显力等，2019）。农户向企业、高校和政府提供农业数据反馈和相应的产品供给，企业向农户提供先进的机械、技术以及农业生产培训；高校向农户输出农业生产数字化发展过程中需要的人才和提供数字学习培训机会；政府为乡村农业数字化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建立农业研发数据库。

其次，作为生态边缘支撑的企业、高校和政府，也形成相应的双向发展闭环。企业与政府联合，在农产品农业机械等方面形成业务联动。企业与高校共同进行农业数字化的研究，深化产学研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高校为企业进行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企业为高校提供农业技术应用的信息反馈及研发资金。政府做高校支撑点，向高校提供农业市场数据和研发资金支持，同时联合学校帮助农民在高校内进行农业数字化生产的学习和培训；高校向政府提供相应的研究成果及专业研究型和技术管理型人才。

（三）政府牵头、电商平台与农民共同对市场进行数字化改造

上述典型发达国家政府均借助了互联网平台和农户共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村逐渐出现了一批专业的“淘宝村”。以“淘宝村”为代表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从早期野蛮生长到定向培养与规范发展，地方政府引领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曾亿武等，2020）。政府联合不同主体完善农用物资以及农产品线上交易平台建设，积极学习运用直播等新形式进行农产品的推广；制定市场化电子交易的行业标准，及时在网上对外公布；同时对于市场电子商务发展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数字化市场的建设有序进行。

首先，政府联合农民和电商平台建立农业市场数据库，保证从数据收集到推广应用，都能及时准确地对外发布信息。政府借助两条路径来建立数据库服务市场：一是农民与政府之间的路径。农民向政府汇报每年农业用具消耗量与农产品产量等农业信息；政府向农民提供发展电子商务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等支持。二是电商平台与政府之间的路径。电商平台向政府提供市场交易过程中价格波动、产品受欢迎程度等信息；政府在农村推广电商平台。

其次，农民为电商平台提供产品供应，电商平台为农民提供线上发展机会。正如工业互联网的发展离不开完整的工业生态的构建，农业市场数字化发展也离不开完整的农业生态的构建，市场中的政府、农民、电商平台最终形成一个农业市场闭环。

（四）利用互联网促进农村教育数字化

首先，可以通过建立乡村学习中心网络，提高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的覆盖率。乡村内建立数字化学习中心，保障农民及时汲取有效的互联网信息和乡村劳动力二次受教育的机会，方便农民学习发展线上产业。推进乡村与教育机构的联合发展，保障乡村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在保障每一所乡村的学校能够有效接入互联网的同时，推进教育机构进农村发展，可以拓展乡村教育资源、延伸新的教育方式，使得使用互联网的农村青少年通过更多地接触全球媒体来发展多重身份（Huntsingeretal.，2019），从而缩小城乡教育鸿沟。另外，高校对乡村教师进行互联网远程培训，提高乡村教师的教学能力，同时为乡村提供会使用相关数字化基础设施的人才，推进“人才 数字化应用”融合发展。

其次，可以采用“企业 互联网 农村”模式为乡村数字化发展提供就业机会。既可以大力发挥数字经济企业龙头作用，鼓励和支持各类数字经济企业全面对接各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徐旭初，2020）；也可以鼓励各种企业走进乡村，提供线上培训的课程或者设立乡村数字化发展培训机构，方便农民边学习边摸索。同时，政府与各大互联网平台还可以共同在农村地区设立互联网实践基地，一方面，基地的建立可以在乡村内部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减少农村劳动力外流；另一方面，溢出成果使农民看到数字化发展带来的巨大效益，吸引更多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

（五）数字化法律建设与政策出台同步推进

依托《乡村振兴促进法》，健全数字乡村建设法律法规，确保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有法可依。首先，健全互联网法律监管体系，保证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有序进行。各级政府出台相应的互联网安全法律法规，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提高信息进网许可的同时预防用户信息泄露。其次，借鉴发达国家对乡村数字化教育的立法经验，将数字化教育纳入基本教育的范畴，缩小城乡数字教育鸿沟。最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完善数字乡村电子交易市场的法律法规建设，约束市场交易中的违法行为。

免责声明：本文转引自“腾讯研究院”公众号中文章张敏翀、唐宇《国际乡村数字化转型建设实践与启示》以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 中文章梅燕等《典型发达国家数字乡村发展模式总结与比较分析》梳理撰写。作者为张敏翀、唐宇。文字内容和图片归原作者。本文仅作学习交流之用，不用于任何商用目的。如有不当之处，请联系本公众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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