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鲁迅之子，1929年9月生于上海，1952年～1960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60年起在国家广电总局工作。现任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绍兴鲁迅纪念馆、厦门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北京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顾问，北京鲁迅中学、绍兴鲁迅中学名誉校长，中国鲁迅研究室、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CRSA)顾问等。曾任全国人大第四、五、六、七届代表，全国政协第八、九届委员等职。

在周海婴的京西公寓会客厅的窗下，竖立一尊深棕色的鲁迅半身塑像：庄严、凝重。左边墙上悬挂一幅鲁迅半侧面沉思速写，旁边是用镜框镶嵌的鲁迅手迹。

作为鲁迅独子，已是耄耋之年的周海婴定居北京，目前致力于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的发展，为维护鲁迅的权利，弘扬、普及鲁迅文化，保护鲁迅文化遗产而工作。

现代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柳亚子曾经说过：“近代对于儿童教育最伟大的人物，我第一个推崇鲁迅先生。”鲁迅是文化革命的闯将。因他擅写杂文，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有人就认为他一脸正气，为人严肃，缺少人情味。其实，鲁迅既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也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他在家庭中，便是一位宽厚的丈夫，慈爱的父亲。

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其后与许广平相识，从1925年3月起，鲁迅和许广平通过书信建立了恋爱关系。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鲁迅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于是，他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鲁迅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辗转到上海，与许广平在上海喜结良缘。1929年9月27日，周海婴在上海出生。

海婴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因为当时鲁迅觉得生活无法稳定，不能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如果有了孩子，就意味着抚养、教育等一系列的责任。如今自己颠沛流离，孩子岂不更要吃苦？基于这些考虑，小海婴并不在父母的计划之内。但是，孩子的出生还是给年近50岁的鲁迅带来了莫大的欣慰。

鲁迅给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起了一个小名，叫“小红象”。因为他和许广平互相通信过程当中有用“白象”作为他们互相之间的爱称。而孩子一生下来，皮肤是发红的，所以以“小红象”作为对孩子的昵称。鲁迅为孩子起正名时想到：自己在上海住了10年，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孩子又是在上海出生，所以取一个上海的“海”字，“海婴”意思就是上海的孩子。名字取好后，鲁迅对许广平说：“如果孩子长大，他不喜欢这个名字，可以改。”但是，直到现在，周海婴仍觉得自己的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因此一直用着。

顺其自然倾听孩子心声

上海的夏日，烈日炎炎，当时生活条件有限，家中没有电风扇，小海婴经常热得满身都是痱子。这个时候，鲁迅就会把海婴抱在床上，一点一点地为孩子涂上痱子药水，这时候许广平会在一旁关切地扇着扇子，而此时最舒服的就是躺着“享受”的小海婴。

鲁迅对海婴的教育并未如三味书屋里的寿老师那样搞各种形式的单独授课，每天检查督促作业，询问考试成绩等。而是像海婴母亲在《鲁迅先生与海婴》里提及的那样：“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父亲这种教子方法在当时是极为逆反的，也招致许多人的非议。为此，他曾写下“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作为回应。

海婴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各式各样有趣的玩具，鲁迅也一改平日只光顾书店的习惯，常常在一些杂货店和卖玩具的摊位上驻足，花心思为孩子挑选玩具。一次，他给海婴买了一套木匠工具，让海婴模仿工人劳动。海婴高兴得手舞足蹈，拿着它四处敲敲打打，完全沉浸在当工程师的意境中。鲁迅的一位朋友曾送给海婴一辆儿童三轮脚踏车，海婴天天骑着它，骑破了，恳求父亲为他再买辆新的。

尽管鲁迅平日生活非常节俭，但是，看到孩子因为经常骑车锻炼而变得结实强壮的身体，欣然同意了孩子的要求。在他认为孩子的童年应该是欢乐的，而游戏玩耍可以使孩子解放天性，获得收益。

鲁迅非常珍惜同孩子相聚的时间，这对惜时如金，彻夜工作的他来说是非常不易的。周海婴说：“他的幼年是十分幸运的，凡是有益于儿童身心健康的电影，父亲总是陪我去观看，像《泰山之子》、《米老鼠》、《仲夏夜之梦》都是我那时钟爱的影片。”

有一次，吃晚饭时，海婴听说享誉世界的“海京伯”马戏团到上海演出，简直是心花怒放，迫不及待地想去观看。但鲁迅考虑到马戏团大多为猛兽表演，且在深夜临睡前，担心孩子受到惊吓，没有带他去看。海婴当时并不理解父亲的苦心，十分失望。

父亲注意到了孩子的情绪，第二天便耐心地对他说明了原因，答应再找别的机会，白天陪他去观看。鲁迅在1933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去海京伯兽苑。”鲁迅说：“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

平等对话尊重孩子意见

作为父亲，鲁迅对于孩子说的每一句话总是细心地聆听，尊重孩子的想法。

有一天，鲁迅在家宴请朋友，桌上摆了一盘鱼丸，海婴面前也放了一小碟，他好动，先夹了一个尝尝，觉得味道不新鲜，就嚷菜坏了。大家从大盘中拣来尝了尝，都说是新鲜的，以为是孩子随便乱说，不予理会。但鲁迅却认真地对待孩子的意见，把海婴碟子里的拣来尝了尝，果然味道变了，赶紧吐了出来。鲁迅说：“孩子说不新鲜，一定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鲁迅经常通过讲故事的方法，激发孩子的想象力，拓展孩子的思维空间。他会声情并茂地为孩子讲述狗熊如何生活，饶有兴致地为孩子细心解释萝卜如何长大。他说过：“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以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语言；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他记得自己读私塾时，曾问先生什么叫“怪哉”，先生的回答是“不知道！”他绝不愿意海婴也遭受这种不能问和不敢问的冷遇，他总是启发海婴提问。海婴稍大，开始用童心探索世上的奥秘时，就用一串串的问题去打扰父亲了。海婴的问题尽管是幼稚荒唐的，可有的问题却大胆地触及了世界的本源。对这一切，鲁迅总是含笑地倾听着，耐心地解释着，尽量不使海婴失望。

鲁迅给人写回信一般都是在下午。回信时，他会根据写信的对象来选择信笺。鲁迅非常喜欢艺术，所以他买了很多信笺，这些信笺是根据收信对象的不同而有所选择的使用。有意思的是，他选择写信的时间通常是小海婴放学回家的时候。

周海婴回忆道：只要他看见父亲写信，拿信笺，自己就很积极地帮他挑选。当时他并不了解父亲挑选信笺的意义，只是以一个孩子的审美观来选择信笺。如果自己挑选的信笺图案、内容和父亲愿意回复信的这个对象不一致，父亲就会比较为难，但又不直接说，只是委婉地表示“你怎么选一个这个？”，或者说“选一个牡丹花的信笺写给一个不太认识的朋友，那就不太好了。”然后用商量的口气问：“是不是再换一张？”直到两个人互相达到一致，才最终决定写信的信笺。

周海婴说：“一位叔叔为我买来了两套丛书《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每种几十册。母亲收藏了内容较深的《少年文库》，让我看浅显的。我反复翻阅了多遍，不久翻腻了，向母亲索取《少年文库》，她让我长大些再看，而我坚持要看这套书。争论的声音被父亲听到了，他便让母亲收回成命，从柜子里取出来，放在一楼内间我的专用柜里任凭选阅。这两套丛书，包含文史、童话、常识、卫生、科普等等，相当于现在的《十万个为什么》，却着重于文科。父亲也不过问选阅了哪些，或指定看哪几篇，背诵哪几段，完全‘放任自流’。”

不图虚名让孩子自食其力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点25分，鲁迅在上海的寓所里病逝。那一天，在海婴的记忆里，从早上被叫醒的那一刻开始，一切都变得不同了。当时海婴还是个在上学的孩子，每天早上极不情愿地在美梦中被催促声叫醒，接着听到的便是“要上学了，快点！”然而那一天早上，并没有人催促他动作快点，更是连学校都不用去了。小海婴心想又不放假，又不是周末，怎么不用去学校呢？一直照顾他的阿姨对他说，穿好衣服后先不要下楼。孩子嘛，越是不让他干的事情，他就越好奇。他一下楼，就看见自己家里来了很多人，屋里屋外全站满了人。满心疑惑的他，用目光在人群里寻找着母亲，当他看到母亲并跑过去的时候，他看见父亲躺在离母亲不远的床上。母亲拽着他，不让他过去，那一瞬间，小海婴立刻明白了，自己没有爸爸了！

鲁迅临去世时，留下的遗言收录在《且介亭杂文末篇》中名为《死》的那篇文章。对于孩子的未来，鲁迅自然是希望“后来居上”的。他说过希望他儿子做父亲做得比他还好。但是，对子嗣未来谋生的手段，鲁迅却写下这样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的话没有限定孩子的发展方向，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相较于那些徒有虚名，华而不实之徒是更有意义的人生。

这一教诲始终贯穿于周海婴的一生。鲁迅去世后，周海婴用自己储蓄多年的压岁钱交纳学费，报考南洋无线电夜校，1952年考入北大物理系后开始走上科研道路，最终成为一名无线电专家。他曾担任过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一直从事广播电视规划工作。人生有很多东西不能永远存在，但父亲给予海婴的爱却是永恒的。

(本报实习记者丁思颖根据《鲁迅与我七十年》、《关于鲁迅的生活》和《鲁迅回忆录》整理)(本版由内蒙古大兴集团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