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洞沟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日前，宁夏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新一年度的考古发掘工作开始，这是该地点自2018年以来第四年度的考古发掘，和此前围绕第二地点展开的工作同属于水洞沟第六次考古发掘。此次考古人员在以前的发掘基础上，又发现了一批石器，以及火塘等遗迹，伴随着新的发现，先民的生活似乎更加清晰，但还有更多疑问等待揭晓答案。
已发掘出大约4000件遗物
近一个多月时间里，考古工作人员一直在水洞沟第一地点进行发掘工作。
“今年已发掘出约4000件遗物，这4000件指的都是能达到测量标准的，不包括其他碎屑。其中最主要的是用Levallois技术生产的石器。”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彭菲介绍，Levallois技术是旧石器时代用于石器制作的一种剥片技术，起源于30万年前的东非和西欧，是中更新世（第四纪冰川更新世中间的一个时期）以来人类进化历程中技术、认知和社会生活能力显著发展的一个重要标识，一直是国内外考古学者关注的焦点。而从去年到今年发掘的数量较多，非常有研究价值。
考古发掘现场。
至于水洞沟遗址为什么能发现大量Levallois技术制作的石器，据考古专家推测，大约在4万年前，可能从俄罗斯阿尔泰，或者中亚地区过来的一群人，他们带着Levallois技术来到水洞沟地区。而且他们的技术和中国原住民的技术可能发生了一定的联系，甚至影响到中华文明的文化发展。所以从水洞沟遗址的挖掘和研究，对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早期东北亚人群的活动等研究，都是很重要的。
出土遗物。
“Levallois技术制作的石器在此前其他欧亚大陆旧石器文化遗址也曾被发现过，但由于当时挖掘时间比较早，技术条件不成熟，缺乏先进仪器的记录手段，很难推测出一个清晰的年代。”彭菲说，这次有一个比较好的发掘面，也有相对精确的仪器，会得到一个关于遗址非常准确的一个年代数。
从遗迹中还原先民的生活
考古现场发现的火塘遗迹。
除了石器，今年这次挖掘还发现了一个火塘，就是先民在遗址烧火后留下来一些炭灰痕迹。“火塘边上有很多骨头和蛋壳，还有很多石器。我们回去要分析它当时烧成的温度，以及烧火的材料。”彭菲说着展开了对先民生活状态的想象。
“那时候的人可能围坐在这个火塘边，由于他们常年露天生活，有风时就不可能坐在火塘的下风口；有时候座位也会挪来挪去，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吃东西时，他们将剩下的骨头等残渣直接向身后一扔，成为我们今天推测他们如何生活的依据……”
彭菲说，对火塘的研究可以分析先民的生活方式，这对于进一步研究现代人类的行为模式很重要。“其实现在人类的很多习惯和早期人类的演化是有关系的。比如人为什么喜欢吃糖？女人为什么爱买东西？为什么男人在野外方向感很好？这都是要用进化心理学来解释的。”
水洞沟遗址考古第一地点。
史前遗址的一面旗帜
在水洞沟遗址1号地点播放着音乐，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水洞沟遗址研究院副院长王惠民说：“年轻人喜欢这样，一边听着歌一边干活。”在发掘现场，能看到几代考古研究者，他们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白天一起工作，下午一起上课。
培养了几代旧石器考古人才
今年6月29日，首届旧石器时代考古高级研修班在宁夏水洞沟遗址顺利开班。来自四川、山东、山西等地的9位学员和数十位硕、博士志愿者参与。“研修班虽然是第一次办，但在这之前，水洞沟遗址就培养了不少旧石器考古人才。”王惠民说，本世纪以来，中科院古脊椎所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该遗址再次进行了持续发掘，获得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资料，也培养了一批考古人才。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彭菲就是其中之一，这次他不仅带着学员和硕、博士志愿者们在现场发掘，还就旧石器文化相关内容进行授课。
考古发掘现场。
“这次研修班的学习对我业务提高影响挺大的。”来自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学员李罡说，此次研修内容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基于水洞沟遗址多年研究经验制定的，既有理论学习又有野外实践，非常系统。
现场。
徐建炜是来自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学员，他说河北的泥河湾是一个旧石器文化遗址群，由于当地旧石器考古人员的匮乏，相关发掘研究工作也比较慢。今年有了这样的学习机会，他希望借此成为田野一线的考古工作人员，为泥河湾遗址群的发掘增添一份力量。
一场连续系统的考古发掘
从1923年开始，水洞沟遗址先后进行了6次考古发掘，除了发现出土大量珍贵遗迹遗物，多年的考古工作本身也产生价值。
“这次研修班选在水洞沟遗址举办，也反映了这里考古工作的一个层面，就是多次考古发掘形成的经验和知识是规范的、系统的。”王惠民说，国内旧石器文化遗址有很多，不乏规模较大，或者规范发掘的。但很多遗址的发掘工作比较分散，进行几年就因为各种原因中断了。
发掘现场。记者刘旭卓摄
而水洞沟遗址本身的年代跨度相对不是特别大，主要是距今4万年前到1万年前。其次这里的发掘工作一直在进行，尤其是第五次到第六次发掘，都是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导进行，信息资料都比较集中。同时这些年还邀请各研究所及学校一起研究，形成合作。“在水洞沟的考古发掘方面，争论也不算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采取开放的形式，吸纳不同学科的研究，工作做得很扎实。”王惠民说。
水洞沟遗址与“水洞沟模式”
在信息发达的今天，考古早已不只是专业人员的事，它也是公众关心的热点。因此，如何让考古研究转化为社会知识，让公众分享、传承研究成果，是值得思考的。
“本世纪以来，水洞沟遗址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力都在提升，可以说是史前遗址的一面旗帜。”高星把这一过程称为“水洞沟模式”，总结起来就是政府、学术机构与企业密切合作，各自发挥优势和专长，让保护和管理、发掘研究和价值阐释、文旅市场开发和经济效益等方面齐头并进，互益共赢。
“旧石器时代遗址原本可视性和观赏性差，旅游吸引力并不强。但在这种模式的推动下，一切都不一样了。”高星说，每一次开展考古发掘工作都会和景区探讨相关问题，希望利用学术资源做一些文旅活动，比如2018年在水洞沟遗址举办的第二届旧石器时代文化节，通过很多可体验的形式，诠释人类演化的历程。“水洞沟埋藏的远古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根基的一部分。我们后续还会和景区一起拓展一些文旅体验的试点，希望公众从这里了解人类演化的历程和伟业，增强文化自信的理念。”
相关链接
水洞沟遗址的6次考古发掘
第一次
时间：1923年
人员：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德日进
发现：出土300多公斤的石制品和野驴、羚羊、犀牛等动物遗骸化石，以及较多的鸵鸟蛋碎片。纠正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揭开了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序幕，也使宁夏水洞沟遗址闻名世界。
第二次
时间：1960年
人员：中苏古生物考察队
发现：在第1地点发掘出土约2000件石制品。“这次从水洞沟发现的石器，在类型上既有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性质，同时也具有后期的特征。”（考古学家贾兰坡语）
第三次
时间：1963年
人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考古队
发现：在第一地点出土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发现磨光的石器和石磨盘；发现1枚用鸵鸟蛋片制作的带钻孔的装饰品。第一次明确了水洞沟包含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不同时代的遗存。
第四次
时间：1980年
人员：宁夏博物馆、宁夏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
发现：共发掘出土动物化石15种、63件；出土了刮削器、石核、石叶等石制品6700件。明确指出水洞沟遗址石制品与欧洲旧石器中、晚期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提出了研究水洞沟文化渊源与影响的重要性。
第五次
时间：2003年～2007年
人员：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研究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现：考古发掘共出土各类标本14759件。证实了水洞沟在东西文化交流中重要的“驿站“作用。发掘中的一系列工作、教学程序的设计和实施，推动了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田野发掘和标本处置规范的建立。
第六次
时间：2014年至今
人员：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研究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现：在前五次发掘基础上，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水洞沟遗址的核心区）之间文化的异同和年代。期待进一步解开有关水洞沟文化和人类迁徙的谜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