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是使贫穷的国家迅速致富的最佳途径，经商要用正当手段，也要出奇制胜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作为诸子百家中独树一帜的“史家”，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阐述了自己对于经济问题的看法，也记录了先秦至汉初一些著名工商业者、商人发家致富的故事。

集权化伤害经济发展

汉武帝登基之初，因汉初以来数十年的自由发展，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财政宽松。史书上说，当时国库新粮不断堆积在陈粮上面，以至于腐烂不可食用，系钱的绳子因年代久远而腐烂，竟难以统计到底有多少钱币。

司马迁生活的后期，正值汉武帝集权政治的顶峰。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也为了应付战争，中央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对经济的控制。首先是铸造由中央政府统一控制的五铢钱，严厉打击私人铸币。其次是对两个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煮盐、冶铁，实行官方经营。同时，崇本抑末，对工商业者征收重税，并以一半财产归告发者的奖励，鼓励对财产申报不实工商业者进行告发。这种集权化的经济管理，严重伤害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之连年征战，汉初积累的财富就都花光了，国家财政十分紧张。社会上异常混乱，劫持人质、挖掘古墓、盗铸钱币……等等不法行为十分猖獗。

司马迁对汉武帝的经济集权措施持批判态度，经济思想其实颇为前卫。按今天的话说，司马迁支持的就是完全竞争市场。他认为，统治者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对经济不加干预，任其自由发展。其次是在百姓得实利的前提下加以引导，最后则是出于统治者的目的，告诉百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比如要搞农业，不要搞商业等。而更差的是要求百姓必须做什么。最差的则是国家出面将经济统管起来，与百姓争利。

正当致富是应该鼓励的

与满口“仁义道德”的中国传统“君子”不同，司马迁是个实用主义者。中国古代以农业为“本”、手工业特别是商业为“末”。经商是被人看不起的，无论是多么富有的商人，社会地位都十分低下。在司马迁看来，无论是农业、商业、还是手工业、渔猎业，也无论是种粮食、种树、养猪、养鱼，只要是利用环境、开动脑筋、增加财富，就是“本富”。正当致富者，都是“贤人”，这种财富是正当的，追求这种财富也应加以鼓励。如果不努力正当致富，搞得家中贫穷、无以赡养老人与妻儿，吃不饱、穿不暖，是令人不齿的。假如是因为不努力而贫穷，却装着看不起财富，成天讲些仁义道德的话，更是不可理喻的。

司马迁坚信，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必须以财富为基石，吃都吃不饱，根本谈不上道德。在他看来，孔子弟子中，使孔子在春秋列国享有盛名的，从而使儒家学术得以传扬的，不是穷居陋室，吃不饱肚子的孔门贤人原宪，而是富可敌国，能与列国君主分庭抗礼的孔门大商人子贡。

司马迁认为，就一个国家而言，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山林湖泊中从事的采集狩猎捕捞，都能够累计财富，缺一不可。他举例说，周初，姜太公分封到齐国，山东半岛的土地十分贫瘠，单凭农业生产难以发展，姜太公鼓励手工业发展，因地制宜，强调盐业生产，最终使齐国经济成长起来，进而在春秋初成为中原霸主。春秋战国之际，范蠡通过商业活动推动农业发展，从而使弱小的越国强大起来，最终击败吴国，成为了一方霸主。司马迁认为，商业是使贫穷的国家迅速致富的最佳途径。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还讲述了不少经商应把握的原则，第一，如商品贵到极点必然降价，而贱到极点，物价必然上升。第二，一个成功的商人，应把握物价变化的度，在价格过高时，应尽快抛售囤积的货物；而价格极低，货物无人问津时，则应将其视为珍宝，大量地收贮。第三，不应存积钱币，应让钱币在流通中实现增值，“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最后，他总结说，财富年增值率应达到百分之二十，否则便算不上一个成功的经营者。

要致富 必须出奇制胜

司马迁指出，大商人应有战略家姜太公那样的智谋、军事家孙膑、吴起那样的决断能力。如果“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是不能取得成功的。具体到个人，司马迁认为，没有财产就卖力地干，拼命地干，有一定的财产就得开动脑筋使财产增值，财产多了就得把握住最佳时机投资获利。

比如秦朝灭亡之际，秦朝官吏大都趁机攫取金银财宝，而一位姓任的管仓库的官吏则积极收藏粮食。到刘邦、项羽楚汉相争之时，一石米卖到上万钱，任氏官吏在这个时候卖掉了自己囤积的粮食，大赚了一笔。又如汉景帝时，七个诸侯国家叛乱，奉命前往镇压的官吏军人，急于向长安城中的高利贷者借钱筹办行装，但高利贷者大都认为中央政府未必能消灭叛乱者，不肯出借。一个叫无盐氏的高利贷者却拿出一千斤黄金作为放贷的资本，借钱给政府，但要收取十倍的利息，结果七国之乱三个月就被平定，这个无盐氏一跃成为关中首富。

司马迁认为，真正要成为巨富，必须有不同寻常的手段，出奇制胜。比如，当时齐郡人普遍将奴隶不当人看，特别讨厌性格奸猾的奴仆，有个姓刁的人却善待奴隶，而且特别喜欢收罗那些性格狡诈的奴隶。刁氏让自己贱价购买的奴隶从事商业，生意做大后，一些奴隶竟然香车宝马，成为太守等高级官吏的座上宾，刁氏仍一如既往地予以信任，自己也因此成为巨富。又比如，卓文君的祖先原本是赵国人，冶铁致富，秦灭赵时将他们强行搬迁至蜀地，被迁者大都拿出所有的钱财贿赂官吏，要求就近安置在今绵阳一带。卓氏探知汶山附近有铁矿，又盛产可以充饥的芋头，主动要求远迁到临邛。卓家到了汶山后，在当地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即山鼓铸”开采矿石，发展冶铁业，再倾销西南地区，很快成为巨富。

司马迁认为，即便是不起眼的行业，只要一心一意地去做，也能致富。如挑货郎担贩卖，在当时被认为是男子汉的“贱行”，但一个叫乐成的人就因此致富。贩卖动物油脂，在当时也被看成是很低贱的行当，一个叫雍伯的人却因此积攒了千斤黄金。卖饮料是当时的一种小生意，有个姓张的却因此赚得上千万钱财。卖羊杂碎的浊氏，后来出行时随从前呼后拥，治马病的张氏后来竟养着一个音乐班子以供享受。

通过司马迁对一些著名工商业者言语的记录，我们发现，那个时代很多富有的商人，对钱财却超乎寻常的节省。战国时的“商圣”白圭虽富甲天下，但在个人生活上极端节俭，摈弃嗜欲，节省穿戴，时常与他的奴仆们穿同样的衣服，吃相同的饭食。鲁人曹邴氏冶铁致富，家有亿万钱财，却立下家规：“俯有拾，仰有取。”腰不能白弯，弯腰须得捡拾一样东西；头不能白抬，抬头得有所收获。

政策宽松的地方必有钱财

以致富而言，《史记。货殖列传》举生财之法，图利之人，无贵无贱，无大无小，无远无近，无男无女，都纳之一篇之中。“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太史公认为，自然界的物产是极其丰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业发展和经济都市的出现是自然趋势，人们没有不追求富足的。所以，他主张应根据实际情况，任商人自由发展，引导他们积极进行生产与交换，国家不必强行干涉，更不要同他们争利。

中国有句老话：“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治理大国就像煮小活鱼一样。老子是要告诫执政者，要遵从社会自然秩序，不能朝令夕改、随意搅动、胡乱折腾，否则国家就会出乱。从经济学人的立场来说，经济繁荣的动因源于放松政府管制，实施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效果。从企业家的立场看，企业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实现其经济上的成就，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顾客，因此，企业的使命就是满足顾客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