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明代思想史上的重要群体，阳明学人在诗学领域亦有成就。尤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阳明学人而言，诗学与心学之交会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也深刻地影响到他们的诗歌创作，并以不同的风格面相显现出来。

《明儒学案》

性灵持守与旷达之度

王阳明以“心即理”“心外无物”“致良知”为论学宗旨，强调“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传习录》下），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晚明文士对个性自觉的追求。如王学左派之“泰州学派”，对自然人性的提倡最为用力，以为“良知之传，工夫简易，不犯做手，而乐乎天然率性之妙”（王襞《上昭阳太师李石翁书》）。以如此持守介入诗歌创作，产生以性灵为归的审美效应也是自然之事。

《明诗综》

罗汝芳是“泰州学派”早期的重要代表，“其学出于颜钧，承姚江之末流，而极于泛滥，故其说放诞自如，敢为高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八），在诗学方面有性灵自得的要求，对潘孝子“所为文词，俱信笔发挥，每占心得”（《纯孝册序》）的大力推许，即可见其一斑；与之相应，其诗每见旷达之色，陶望龄称其学“尽超物伪，独游乎天”，又说“先生之趣于诗，诗之内也，诗不必尽传，而意为犹远”，为“诗人之诗”（《明德诗集叙》），实即着眼于此。晚出于罗汝芳的焦竑，亦为“泰州学派”中人，其论诗亦重性灵，以为“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雅娱阁集序》），其诗则如耿定向《评白下杨、焦两生诗》所云“淳也雅而淡，竑乎简而狂……各各有自得，我心亦已降”，同样有率性自然的风神，若论其因缘，则又与其“学道者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支谈上》）的心学思想密切相关。而“泰州学派”的后劲陶望龄，曾与焦竑、袁宗道一起讲论性命之学，于罗汝芳之学又最为倾心，为学以“求自得于心”（陶崇道《大司成文简公传》）为宗旨，受此影响，其所为诗则又有朱彝尊所谓“芸夫荛竖面具”（《静志居诗话》卷一六）之表征。

当然，“龙场悟道”之后的王阳明，同样留下了不少良知超然的性灵诗，其中既有“空灵悠闲”的形态，又有“幽默戏谑”的风格，既显示“突出的主观色彩”，又表现“爽朗的格调与豪迈的气势”（左东岭《龙场悟道与王阳明诗歌体貌的转变》）。要之，在阳明学人那里已然形成了一条诗学与心学会通的创作路径，而在性灵意识的支配下，旷达率真又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重要特点，他们在性灵思潮耸动的晚明诗坛所发挥的作用可以想见。

教化意图与头巾之气

从诗学层面讲，所谓“头巾气”，亦即借诗阐述义理，有不求声律、用语不合雅正规范而趋于俗的特点。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头巾气”由来已久，自理学成为官方显学后，又更见其声势，邵雍则成其典型，其“《击壤集》又是一种诗，竟可作语录读，然犹未免‘头巾气’”（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五）。

大致而言，诗有“头巾气”风习的形成与重道轻文的文化传统大有干系。阳明学求本心于良知，亦以道自重，推崇学问的教化功用，道仍为其推阐之要旨。以此为基础认识诗歌，自难免形成道重于诗的偏向，从而在创作上显现“头巾气”。在这一点上，耿定向可作典型。作为阳明后学中的重要一员，耿氏论学以“不容己”为宗，强调“心即道”（《明儒学案》卷三五），与持“童心说”的李贽意见扞格，故周柳堂有“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明儒学案》）卷三五）之论。循之，其论诗以道为本，不回避时下颇受冲击的头巾说，称邵雍《饮酒篇》“盖所云酒中得道者”（《诵陶邵诗感赋并序》），称陶渊明诗“含德之至，非深于道者未易契其底也”（《题陶靖节集》），认为“深于诗者，风云月露孰非道体哉”（《与胡庐山书》），这反映到创作上便是论道之语频现。在其诗集中，像《夜坐订学载赋赠》“大道浩无朕，何处觅真机？本心不容己，天根自秉彝。本心不容昧，天则那能违”这样的作品在在皆是，犹如讲学之语，填塞性命道德内容，理气浓烈，词意直露，韵致几失。

不过即便是持论通达的王阳明，其讲论心学后所为诗，因融含道义亦在一定程度上显现理性化的特点，故王世贞对他有“暮年如武士削发，从谈玄理，伧语错出，君子讥之”（《明诗评》卷四）之论，陈子龙亦有“文成才情振拔，少年颇擅风雅，自讲学后多作学究语，遂不堪多录”（《明诗综》卷三二）之叹。有阳明后学身份的王慎中、唐顺之等本色派诗人，虽道艺并重，但又更倾向于道的宣扬。如王慎中以“闺咏巷谣”与《雅》《颂》相比，认为“其大小虽殊，本于学术而足以发挥乎道德，其意未尝异也”（《曾南丰文粹序》），缘于此，于其诗即便其友唐顺之亦有“头巾气”之訾（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于其诗学影响，王世贞则有“归田以后，恃才信笔，极其粗野。一时后进靡识，翕然相师，遂成二竖之病，重起万障之魔”（《明诗评》卷三）之讥，以复古立场发论，未免偏激，却也客观地反映了阳明学人诗带“头巾气”的现实。朱衡《东岱山房诗录序》以“语心指性”概括这一诗坛现象，不无道理。

中庸识见与中和之美

需要指出的是，旷达之度与头巾之气并非阳明学人诗歌风格的全部，对中和之美的追求同样是他们的诗学旨趣。在此，可以联系他们的中庸观并以“江右王门”为例予以申述。

作为“阳明之道赖以不坠”（《明儒学案》卷一六）的“江右王门”，其特点在于继承了王阳明“心之本体”的认识和“致良知”的追求，他们对中庸的讨论同样用心，这样的理念亦渗入具体的诗歌创作中，并以雅正温厚之貌显现出来。例如，欧阳德以“中”释“和”，又以道为终极追求，称“夫隐显动静，通贯一理，特所从名言之异耳。故曰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其名二，其实一独知也”，两相贯通，方为“天下之达道”（《寄聂双江》）。其诗文受中庸观之影响也深，徐南金《欧阳野南先生文集序》“先生乃于矻然不拔之中，有调剂变和之用，卒之事行，而人心以安。至于文章，虽未尝见其属意雕琢，然粹雅劲健，发明理奥，冲然足为大雅之遗音”，即据之立论。又如师事欧阳德的罗洪先，其析“致良知”，尤重“中和”所发挥的作用，称“‘良知’良字，乃是发而中节之和，其所以为良者，要非思为可及，所谓不虑而知，正提出本来头面也”（《与尹道舆》）。对明中叶以来的复古思潮，罗氏多有声讨，其论诗反对唯以古人格调是尚，每以大雅置论，以“沉实敦厚”（《跋周氏卷》）为目标，求中和之质，其诗既见雅正音形，又不失艺术兴味，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即以“达夫远师击壤，近仿白沙、定山，然爽气尚存，未随晨雾”置评。胡直的中庸观与其师罗洪先相仿佛，以为“未发之中，中也，发而中节之和，亦中也”（《明中上》）。他又借此论诗，以“诗之作，义取含蓄温厚，足以感人”（《唐诗律选序》）为鹄的，关联道德与审美而不偏于一端，这亦于其诗中见出，旷骥以“往往洗澶漫而泽醇雅，则一斑有余彩，寸脔有深味”论其诗，正是联系其“圣道不偏于内，不偏于外，其为学也，遗内而荃蹄”（《太虚轩稿序》）的中庸观展开的。可见中庸持守确实在一定程度使江右阳明学人有了“道与艺合”的意识，其诗亦因此显现中和之美。而作为阳明学人的重要群体，江右阳明学人诗的风格表现又从一个侧面表明涵容中庸基因是阳明学人诗的重要特征。

总之，阳明学人诗风格多样，既有旷达之度，又有头巾之气，亦见中和之美，显示出深厚的心性义理之维。更重要的是，阳明学人并非单纯的学术群体，他们与复古派、性灵诗潮、诗歌的理性化以及诗坛的雅正风向均有联系，是推动晚明诗歌多样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讨论阳明学人之诗，对晚明诗坛生态的考察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