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结果胜过目的：如果⼀个⼈做出了很好的结果，那么没有⼈会去问他⼀开始的⽬的是什么。我研究⽣阶段从来没有过所谓的纯粹知识上的 动机：我开始读博⼠是因为我对⼯业界⼯作的不满意，给⾃⼰施压来想出项⽬是出于对不能按时毕业的忧惧，帮助 Scott、Joel 以及 Jeff 做⼈机交互的项⽬是为了对冲我赌博的风险。但我最终成功了，因为 我做出了结果：五个原型⼯具和若⼲篇论⽂。在这个过程中，我培养起了我对项⽬的热情，并为我的项⽬感到⾃豪。相反，我知道⼀些有着最理想主义⽬的的学⽣——梦想着并热切地希望彻底变⾰他们的领域——但他们没做出什么结果，最终他们的幻想也破灭了。

2. 输出胜过输入：获得博⼠学位的唯⼀途径就是成功地产⽣科研输出（例如，发表的论⽂），⽽不仅仅是靠上课或者读他⼈的论⽂这些吸收来输⼊。当然，⼀个⼈能产出成果之前的吸收也是有必要的，但也很容易过分吸收。我第⼀年时就曾掉⼊过这种陷阱，我漫⽆⽬的地读了⼏百篇论⽂——⼀种狂欢式的吸收——却未从这⼀没有⽅向的阅读中综合出任何有⽤的东西。相反，对毕业论⽂项⽬的相关⼯作⽂献的搜索则有效得多了，因为我的阅读是紧紧朝着⼀个清晰的⽬标的：找出竞争者，以及可以修改加到我⾃⼰的项⽬中的好创意。

3. 找到相关的信息：我的博⼠训练教给了我如何在每⼀个时刻，⾼效地找到我所需要的最相关的信息。与传统的课堂学习不同，当我做科研的时候，我并没有教材，没有课堂笔记，没有授课教师提供给我的标准答案。有时候我⼯作所需要的东西会在⼀篇研究论⽂⾥，有时候会在⼀段陈旧的计算机代码⾥，有时候会在⼀个隐蔽的⽹站上，有时候又会在某个需要我找到并寻求帮助的⼈的⼤脑⾥。

4. 创造幸运的机会：整个研究⽣阶段，我获得了好⼏次不可思议的好运， 最后⼀年我得以到哈佛和 Margo ⼀起⼯作时，是我好运的顶点。但如果我没有反复地把我⾃⼰和我的⼯作展⽰给他⼈的话——作报告， 和同⾏们交流，寻求并提供帮助，表达谢意，这些幸运的机会也并不会出现。其实我的⼤多数努⼒最终都没有变成意外的收获，但如果我没有持续尝试，那么我可能也不会这么幸运。

5. 博弈游戏：作为⼀个博⼠⽣，我处于社会等级的底层，没有能⼒去改变这个“学术游戏”。具体⽽⾔，尽管我惧怕我的论⽂⼀次又⼀次地被拒，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继续学着怎么尽⾃⼰所能去玩发表论⽂的游戏。然⽽，我很⾼兴我在我研究⽣的后半期，⽤⾃⼰独特且有创造⼒的⽅式来玩这个游戏，从事着很多⾮传统的项⽬，与此同时也很好地遵守着发表和毕业的“规则”。

6. 从底层做起：在了解了年长博⼠⽣、教授以及其他⽼资历同事们的动机和个性之后，我也能够把我⾃⼰的研究动机提上他们的⽇程了。例如，当我通过阅读 Margo 的论⽂和资⾦申请书，知道了她的研究品味之后，我想出了⼀个我和她都很有热情的项⽬创意（Burrito）。如果我对她的兴趣⼀⽆所知，那么想出⼀个她也喜欢的创意就会困难得多了。

7. 教授也是人：尽管这⼀点听起来⼗分显然，但⼤家却很容易忘记教授并不是⽆情的科研⽣产机器这⼀点。他们也是正常⼈类，有着⾃⼰的品味、偏好、兴趣、动机、不⾜和恐惧。即使是备受尊敬的科学智者也有他们主观的、不理性的怪癖。从⼀个学⽣的⾓度来说，由于教授是学⽣发表论⽂、毕业和未来⼯作的把关⼈，因此对教授既是专家也是⼈类这⼀点⼼领神会很重要。

8. 争取受人欢迎：当我和喜欢我的⼈⼀起⼯作时，我更⾼兴也更⾼产。 当然，让所有同事都喜欢⾃⼰是不可能的，因为⼤家的个性不可避免的有着差异。总的来说，我努⼒地找出天性就和我相处融洽的那些⼈， 然后再花时间来培养这份关系。

9. 尽一些义务：作为⼀个资历较浅的实验室成员，尽⼀些义务、做⼀个 “好⼠兵”是很有必要的， ⽽不是从第⼀天就开始提⼀些蛮横的要求。 当还是 MIT 的本科⽣和硕⼠⽣的时候，我就履⾏了我的义务，我在⼀个教授同意的、有资⾦⽀持的项⽬上⼯作了两年半，⽽不是尝试创建⾃⼰的项⽬；我得到了满意的回报，被排名最⾼的⼏个博⼠⽣项⽬录取，还获得了两个外源奖学⾦，可以⽤来⽀付我五年的研究⽣费⽤。 后来，当我刚来到斯坦福时，我也履⾏了义务，在 Klee 项⽬上⼯作了相当长的⼀段时间，直到最后退出。我也花了⼏年时间来弄清楚什么时候要听从权威⼈⼠安排，什么时候可以稍稍⾃私地推进⾃⼰的议程。

10. 拒绝不好的默认安排：默认安排通常没有为底层⼈员（例如博⼠学⽣）的最⼤利益考虑，所以知道什么时候拒绝，并请求换⼀个不同的安排是很重要的。当然，并不会有针对学⽣的邪恶阴谋；默认的安排只是⾃然地设定下来使当权者收益。举个例⼦，像 Dawson 这样的知名终⾝教授，很轻松就可以获得为期数年的资⾦来⽀持学⽣，让他们在类似 Klee 的“默认”项⽬上开展⼯作。只要不时的有论⽂发表出来，那么这个教授和他的项⽬都会被认为是成功的，⽽不会有⼈在意有多少学⽣在路途中摔倒和失败。学⽣们必须⾃我判断他们被默认安排的项⽬是否有前景，如果没有的话，就需要想办法以⼀种合适的⽅式退出这个默认项⽬。

11. 知道什么时候该退出：在第三年结束时退出 Klee 项⽬是我研究⽣阶段最关键的⼀个决定。如果我没有退出 Klee，那么就不会有 IncPy，不 会有 SlopPy，不会有 CDE，不会有 ProWrangler，也不会有 Burrito；有的只会是三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痛苦的增量式进展，以及随之⽽来的 ⼀个“勉强的毕业”。

12. 从失败中站起来：失败在研究⽣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我前三年所做的东西都没有被放到我的毕业论⽂中去，并且我后三年尝试的很多⽅向也都是死路⼀条。 研究⽣院是⼀个锻炼从失败中重新站起的安全环境，因为⽐起实际⼯作中的失败，研究⽣阶段失败带来的风险是⽐较低的。在博⼠阶段的前⼏年，我经常因科研失败⽽忧虑、⼼烦意乱、 失去勇⽓。但当我变得成熟后，我学会了化悲愤为⼒量，也就是我所说的想要做出结果的狂怒。每⼀次被拒、怀疑和批评都鞭策我更加努⼒地⼯作来证明那些否定我的⼈是错误的。研究⽣头⼏年的失败是我后⼏年的成功之母。例如，第⼆年时我没能在⼀旁观察专业程序员的经历教会我应该向谁、且如何寻求这⽅⾯的帮助，所以我后来就成功地观察了计算型研究者的⼯作，这也对我的博⼠论⽂⼯作有所启发； 还有，我没能获得⼤批⽤户来使⽤ IncPy 的失败经历也教会我应该如何更好地设计和推荐⾃⼰的软件，因此我才获得了 10000 个 CDE 的 ⽤户。

13. 与圈内人结盟：当我与专业的圈内⼈合作时，我发表论⽂变得更为容易了， ⽐如我第⼆年时与 Scott 和 Joel 的合作， 在 MSR 实习时与 Tom 的合作，还有第五年时与 Jeff 的合作。他们知道在各⾃的⼦领域发表论⽂所要求的各种交易技巧；我和这⼏位圈内⼈共同撰写的五篇论⽂全都是第⼀次投稿就被接收了。然⽽，作为⼀个圈外⼈奋⼒拼搏——第⼆年与 Dawson 的经验性软件衡量研究，和之后我独⾃的毕业论⽂项⽬——也是很有收获的，尽管也更令⼈沮丧，因为论⽂总是⼀次又⼀次地被拒收。

14. 多做报告：在整个博⼠阶段中，我做了⼆⼗余个科研报告，从在⼤学实验室组会上的⾮正式报告，到⼤型酒店舞会厅的会议报告。例如我 在 IncPy 的项⽬初期的⾮正式报告，就有助于我获得设计灵感和意见反馈；我在提交论⽂前做的报告，有助于我发现需要在论⽂中修改的公认的缺陷。此外，每次报告也是个绝佳锻炼机会，有助于我提升我 的公共演讲技巧，和应对偶尔带有敌意的提问的技巧。最后⼀点，作报告有时候还能点燃⼀些后续讨论的⽕花，进⼀步获得⼀些意外的收获：⽐如，听了我关于 IncPy 的第⼀个报告之后，⼀个研究⽣同学通过邮件发给我了⼀个 Fernando ⼀篇有关科学中的 Python 的博⽂链接；那封邮件⿎励我去接触⼀下 Fernando，也正是 Fernando 后来启发了我改进 IncPy， 然后又创造出了 CDE。 过了⼀年之后， 我介绍 CDE 的⾕歌科技报告直接给我带来了⾮常棒的 2011 年暑期实习机会。

15. 推销，推销，再推销：我把⼤部分研究⽣⽣活的时间都花在了埋头苦⼲、⾟苦研磨、实现出研究创意上，但我意识到令⼈信服地将⾃⼰的⼯作推销出去才是发表、获得任何、顺利毕业的关键。因为论⽂发表这⼀游戏中有着⽩热化竞争的天性，将接收和拒收区分开来的因素往往就是⼀篇论⽂的“营销技巧”是如何吸引审稿⼈的品味的。因此，如果没能将⾃⼰研究重要性的蓝图适当地推荐给⽬标听众——资历深的学术界同⾏，那么上千个⼩时的研磨就可能会付之东流。更为普遍的是，⼀个领域中有很多⼈都有好多想法，⽽更好的推销者会更有可能让他们的创意被现有圈⼦所接受。作为⼀个地位较低的学⽣，将我的想法“推销”出去的⼀种最⾏之有效的⽅法，就是让有影响⼒的⼈（⽐ 如像 Margo 这样的知名教授）对我的项⽬⾜够有热情，让后让他代表我去宣传提升它们。

16. 慷慨地提供帮助：博⼠⽣经历中我最喜欢的⼀个特征就是我并没有⼀直处于和同学们的竞争中；并不是他们做得越好，我就会做得越差， 反之亦然。因此，我们中的⼤多数都慷慨地互相帮助，尤其是在遭受外部审稿⼈严厉的批评之前， 就互相给予关于想法和论⽂草稿的反馈。

17. 寻求帮助：在过去的六年⾥，我变得善于决定何时、找谁、以及如何来寻求帮助。具体地说，每当感觉受困时，我就会去寻找能够帮我脱离困境的专家。寻求帮助可能只需要简单地找⼀个系⾥的朋友，也可能需要有⼈介绍，或者甚⾄需要发冷邮件给陌⽣⼈。

18. 表达诚挚的感谢：这些年来，我学会了向给予过我帮助的⼈表达感谢。 尽管获得博⼠学位⼏乎是⼀个⼈的战⽃，但没有其他⼗多个同学的慷慨帮助，我也不能完成这⼀任务。⼈们发现他们的建议或者反馈带来了具体的益处之后会感到很⾼兴，因此只要可能，我都会努⼒答谢每 ⼀个⼈具体的贡献。甚⾄⼀个简短的感谢邮件也会很有帮助。

19. 想法唤起想法：正如我第⼀年结束时发现的那样，凭空想出⼀个实质性的想法⼏乎是不可能的。想法总是构建在其他想法之上，所以找到 ⼀个坚实的起点很重要。⽐如，IncPy 和 SlopPy 的动机都来⾃于我 2009 年在 MSR 实习时所碰到的恼⼈的和编程相关的低效问题。⼀年 之后，我的⼀部分拓展 IncPy 的想法，再加上 Fernando 对可重复性 研究的洞察⼒，还有 Dawson 对 Linux 依赖地狱的点拨，⼀起促成了 CDE 的创建。当然，创意有时候也需要数年时间才会开花，通常是在经过了⼏次错误的开端之后：我在第⼆年期间和第四年末尾时都考虑 过类似 Burrito 的想法，但直到第六年我才得以把这些模糊的想法固化起来，形成⼀个真正的项⽬。

20. 辛苦且聪明地研磨：这本书的书名叫博⼠研磨，因为没有哪个博⼠⽣未经过上万⼩时单调乏味、讲究实际的研磨。这段旅程让我明⽩，如果没有极端的努⼒来将创意变成现实，那么富有创造⼒的想法也毫⽆ 意义：出现在办公室，⼀屁股坐在位置上，开始⾟苦地研磨，保持不⼤但是持续的进展，休息⼀下来反思和恢复精神，接着又⼀天天地循环往复，连续超过两千天。然⽽，聪明地研磨和⾟苦地研磨同等重要。 看见有的学⽣盲⽬地拼命完成不会得到有利结果的任务真令⼈悲伤： 从⼀个错误的⾓度切⼊⼀个科研问题，使⽤错误的⼯具，或者做着⽆⽤的差事。聪明地研磨需要有感知⼒、直觉和⼀种乐于寻求帮助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