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相亲鄙视链、教育鄙视链、专业鄙视链、星座鄙视链、追剧鄙视链、杀毒软件鄙视链……我们好像生活在了一个鄙视链丛生的时代，一切都可以划分出三六九等，看似“秩序井然”地区别着人群且统治着每个人的自我定位，但事实上鄙视链之间的构成并没有什么关联性和稳定性可言，我们都鄙视着别人，同时也被别人鄙视着。
时代的焦虑也正源于此，鄙视的优越和快感永远不可能压倒被鄙视的失落和羞耻，道理很简单，没有谁可以占据所有顶端，但所有人都想爬上顶端。
其实，事物的差异、选择的多样、人际群体的区分乃至社会阶层间的不同样态从来都是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等级划分也古已有之。为什么鄙视链时代的等级却变得如此细化？鄙视链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为何可以流行起来？既然鄙视链放大了我们内心的焦虑，降低了生活的满足感，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依然热衷于创造和追逐更多的鄙视链呢？
如今，我们的生活好像被鄙视链统治了，无论做什么，都有一个鄙视链条在等着我们。鄙视链一词，衍生自食物链。食物链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鄙视链，则是大鱼看不起小鱼，小鱼看不起虾米。
职业，有职业鄙视链，风投>金融>房地产>IT>广告>新媒体>传统媒体；在不同城市工作，城市之间有鄙视链，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其他；玩个游戏，有游戏鄙视链，星际>魔兽>DOTA>LoL>王者荣耀>阴阳师>其他手游；送孩子上幼儿园，有幼儿园鄙视链，国际学校>示范性幼儿园>民办>公办>地段幼儿园；就连旅游也不能免俗，南北极>欧美>日韩>东南亚>港澳台>国内各地……
虽然鄙视链只是一种说法，更不意味着准确，但鄙视链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鄙视链的本质是什么，它是怎样产生的？鄙视链的流行又反映了人们怎样的心态？
中国式球迷鄙视链
鄙视链的核心，其实就是攀比。鄙视链提供给每个人以对照线——你的条件在鄙视链中处于什么位置？
攀比现象虽然一直存在，但总得有参照物才有比较。也就是说，参照物是攀比的基础，是鄙视链的基础。在前大众传媒时代，很多人对他人的生活一无所知，因此即使清贫，也可以过得快乐，毕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但进入大众传媒时代，个体封闭的世界被打开了，曝露在眼前的是一个信息爆炸、光怪陆离的世界。诚如文化学者南帆所说，“大众传媒就是我们的文化感官。几张报纸、几个电视频道或者几个网站就布置出了一个大千世界的幻象。”
那么，这个幻象是否就是世界本来的模样？并非如此。作家韩少功认为：“我们处在一个符号化的社会。这是一个传媒社会，其次，这个社会的传媒技术已经市场化或权力化，受控于资本化的权力或者权力化的资本。很多情况下，传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它生产哪些符号是由特定投资者和特定消费群决定的。”文化评论家王晓明也指出：“现在信息是分等级的，知识也是分等级的。投资巨大而获取的信息，关系到巨大投资的信息，往往会占据报纸头条，电视的黄金时段，而有些信息会被传媒管理者掐掉。”也就是说，传媒呈现给我们的世界，往往是经过资本和权力剔除筛选的。
从整体上讲，大众传媒呈现的世界，是一个充斥着幸福神话的世界，因为只有以成功和幸福为导向的宣传，才能够鼓动起人们的消费欲望，也才能使资本的利益最大化。电视里上演的总是霸道总裁的故事，千万身家、香车、豪宅、奢侈品；广告常常是一个事业有成的成功男人，一个年轻美丽温柔的妻子，一个可爱的小孩，他们住在窗明几净的大房子里，阳光洒进来其乐融融……就像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在《社会性动物》一书中指出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大众劝导为特征的时代。每当我们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每当我们翻开一本书、一本杂志或一张报纸，总有一个人在试图教育我们，说服我们购买某种产品。”
朋友圈的诞生，则让这种幸福神话频率更高地曝光在每个人面前。一方面，人们已深受大众传媒幸福神话潜移默化影响；另一方面，朋友圈里有一个剧场效应——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指出：“人生就是一出戏，社会是一个大舞台，社会成员作为表演者都渴望自己能够在观众面前塑造能被人接受的形象，所以每一个人都在社会生活的舞台上竭力表演。在人际互动中，不管个人具体目标是什么，他的兴趣始终是控制他人的行为，特别是控制他人对他的反应。”因此，朋友圈里每个人都那么幸福，虽然也许是“装”的。
大众传媒以及朋友圈里的幸福神话，由此构成了我们的“认识装置”：我们看到的都是别人光鲜亮丽的一面，并据此以为生活也该是这样。这光鲜亮丽的生活，自然成了我们的参照物，鄙视链条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单一向度的成功观
如果将所有鄙视链并置起来，我们可以拼凑出鄙视链顶端的生活状态：北京或上海户口，当地有房，住的是高档小区，从事的是年薪上百万的高端工作，到欧美血拼，小孩从小读国际学校，暑假到欧美游学，长大了直接到美国留学……这样的幸福神话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有钱，成功。当人人都仰望着鄙视链的顶端，与其说人们被鄙视链绑架了，毋宁说人们被单一向度的成功观绑架了。
首先是有钱。不夸张地说，金钱已成为不少人的唯一价值尺度。好坏与否、有用与否、美丑与否，乃至于幸福与否，完全取决于金钱的多寡。韩国《韩经商业周刊》曾描述这种“中国式金钱观”：喜欢钱、能赚钱、爱攒钱。德国《世界报》引用了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研究所马库斯陶贝教授的话：“中国的实利主义气息异常浓厚，事业与成就首先是以金钱衡量。”《新周刊》出版了以“中国欲望榜”为题的网络调查报告，排在第一位的是“更多的钱”。前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阿克曼的个人印象与13世纪末马可·波罗眼中“温文尔雅、道德高尚”的中国形象相距甚远：“不管是大发财狂还是小发财狂，他们的生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挣钱。”……
总之，就像托克维尔所言：“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
当有钱成为最普遍的情感，当有钱成为成功最重要的指标，当有钱成为人们唯一的价值追求和幸福准则，人们自然对平凡的生活充满恐惧。租房子，挤地铁，朝九晚五地上班，小孩上普通学校和普通培训班，每年勉为其难地到新马泰或日韩走一圈……这其实才是大多数平凡人的生活，但如今它却被抛掷到鄙视链的底端，不为人们接受和认可。套用媒体人李海鹏的一个说法，认可鄙视链的人其实都是“成功动机过剩”的人，“好像我们的智力不足以应对不追求成功的生活”，好像除了有钱和成功以外，其他的生活都不值得过了。
被鄙视链绑架的人，自然对人生缺乏一种超越性的追求。正如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所说的，我们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我们对人生缺乏一种超功利的浪漫主义态度。
幸福阈值提高与成功焦虑
鄙视链和参考物的存在，首先是让人发现了自身的“不足”。就好比一个人原本在三线城市，给小孩子报名3000元一学期的私立幼儿园，给小孩看国产动画，闲暇时间玩王者荣耀，他觉得挺幸福；可一打开网络，才发现原来北京的一套房子价值千万元，人家的小孩读的是几万元一学期的国际幼儿园，看的是国外原声动画片，暑期参加的是国外夏令营……他的幸福感很可能就降低了。
鄙视链为何让人觉得“不足”了？因为顶端的幸福神话，在不知不觉间提高了个人幸福的“阈值”——触发某种行为或者反应产生所需要的最低值。本来每天平安上下班、工作之余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偶尔看看电影、与朋友喝喝酒，都可以让人感到幸福。可传媒时代里的幸福故事看多了，人们关于幸福的阈值也提高了：只有自己当老板、吃豪华的烛光晚餐、看VIP电影、去马尔代夫度假，这才叫幸福。
中国式相亲鄙视链
人们的幸福观被扭曲了，就像学者徐贲所说：“在完全被金钱和自然欲望支配的世界里，人们往往对幸福不能形成正确的观念，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感觉到某种幸福，而是说他们的幸福感会被极度扭曲。”当无法抵达鄙视链顶端时，人们非但不幸福，反而还会产生一种耻辱感。德国精神治疗专家麦克·蒂兹如是指出：“我们似乎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人人都拼命地表现，期望获得成功，达不到这些标准心里便不痛快，便产生耻辱感。”
于是，人人都想摆脱鄙视链底端的状态，人人都想向鄙视链顶端攀爬，这就是鄙视链泛滥成灾的原因，因为它切实地击中了人们的成功焦虑。但被鄙视链绑架的人，注定难以幸福，因为鄙视链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往往用个案作为群体的参照物，并以此来衡量普遍。比如在任何社会结构中，所谓的有房有车有户口、经济和财务自由的“成功人士”连1%都不到，如果每个人都以这1%为幸福指标，那么这个社会上永远有超过99%的人是不幸福的。
这并非劝诫人们放弃追求物质生活的努力，而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初心，实现人生价值可以有多种途径，幸福也不是只有金钱一个指标。网络上有这样一个段子：“家人围着6岁的儿子问他的理想，儿子说想当医生。外婆说医生好，社会地位高。奶奶说待遇也不错。爷爷说除了工资还有其他的收入呢！外公说更重要的是以后找对象方便。我听后，满意地问儿子为什么想当医生。他说：‘不是说医生可以治病救人吗？’”可见，以鄙视链顶端来定义幸福和成功是多么可笑，因为鄙视链及其信奉的标准本就是狭隘的、虚妄的、被蒙蔽的。
当然，鄙视链的存在并非全无价值。从某种角度上看，鄙视链对应的其实就是阶层差距，鄙视链的泛滥成灾，击中的是人们的上升焦虑。对于此，我们也寄望于整个社会大环境能够更加公平正义，让人人都得以追求他们所期望的更好的物质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