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学者眼里，“讲故事”=“非学术”，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些人未必真正理解“讲故事”的魅力。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就是一部讲故事的名作。这本书能够享誉世界，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马丁·盖尔案的传奇性，二是戴维斯生动的叙述和精湛的诠释。
讲故事也要有野心，也要有气魄。这种野心和气魄，用戴维斯自己的话，就是“一部好的微观史却同时需要具备细节、证据和histoiretotale（总体史）的雄心”，“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它进程和事件的关联”。就《归来》一书而言，即“运用地方史来寻机探索更具普遍性的问题”。作者绝不满足于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而是借这个传奇来反映16世纪法国的乡村生活。仔细阅读这本章回体小说式的著作，我们会发现“乡村生活”的内容异常丰富，它涉及到阿尔蒂加这个村子与外界的关系，涉及到商业、风俗、婚姻、宗教、司法等许多大题目。因篇幅所限，笔者就几个主题谈谈个人的读后感。
阿诺·迪蒂尔的身份
先说一下这个故事的梗概。大约是1540年，年仅十四岁的马丁·盖尔和进入青春期的贝特朗·德罗尔斯成婚。可是，直达1548年他们才育有一子，不久马丁离家出走。1556年，一个自称马丁的人来到贝特朗面前，她“搂着他的脖子亲他”，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因为财产继承问题，新马丁与他的叔叔皮埃尔·盖尔发生争执，皮埃尔由此怀疑新马丁的身份，怂恿贝特朗把这个骗子告上法庭，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就在法院即将确认新马丁是真实的丈夫的时候，一个装着木腿的人出现在法院大楼前，他说他的名字叫马丁·盖尔。故事由此进入高潮。
故事中的新马丁就是阿诺·迪蒂尔。根据书中的描述，阿诺在来到阿尔蒂加之前，是个出了名的“浪荡子”，是个“生活糜烂”、“干尽坏事”的年轻人。他饮酒作乐，热衷于嘉年华，脾气暴躁，被人怀疑会施巫术。总之，这个阿诺几乎一无是处，除了拥有高超的撒谎本领——如果撒谎也算一种本领的话。
的确，阿诺撒了个弥天大谎。他成了长期失踪的马丁·盖尔，不仅如此，他还睡上了贝特朗·德罗尔斯的婚床。这桩冒名顶替的案子不仅“奇异”，而且“显示了将他人的生活占为己有与单纯模仿此人之间的区别”。由此，阿诺不再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浪荡子”，而成为贝特朗的丈夫，小桑克西的父亲，皮埃尔的侄子。但是，“新马丁要处理的终究还是个不可告人的身份”。这成为随时都潜在的身份危机。
也正是因为这一新的身份，使新马丁拥有财产继承权，并因此与叔叔发生争执。皮埃尔也因此疑窦丛生，竭力揭穿新马丁的身份。阿诺的身份由此出现裂缝：“对某些人来说，新马丁是个诚实的家长、丈夫和乡间生意人，受到贪婪的叔叔的不公正的诋毁；对另一些人来说，他是个耍滑头的冒名顶替者，正在毁坏一个殷实家庭的好名声。”
然而，查明身份并非易事。在16世纪的法国，一没照片，二罕见肖像，三没有其他身份证明，如何确认一个人的身份呢？关于新马丁真实身份的官司一直打到图卢兹最高法院，可是法院也无济于事，它只能凭借证人和证词“合理地”推断被告的身份。刑事法庭的内部意见对被告新马丁有利，可是木腿人归来，身份疑案再度掀起狂澜。
然而，木腿人在法庭的表现“居然比被告还差劲”。到贝特朗在木腿人面前颤抖落泪时，法院认为即便没有供词，也已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可以进行确定无疑的判决。可是，在最后判处阿诺死刑时，法院的决定至少遭到一位法律界人士的指责：“不应根据里厄法官提出的判决将他斩首，而是应该将他吊死，这才适合他作为一个放荡不羁的浪人、作为一名平民百姓的身份。”看来，阿诺终于难逃“浪荡子”的身份。这个指责针对的正是身份与司法的问题。
从伪装身份到完全冒名顶替，到使出浑身解数证明自己的身份，到木腿人归来最终恢复“浪荡子”的身份，这个“离奇的故事”逐渐成为“悲惨的故事”。
贝特朗·德罗尔斯的婚姻
译者指出，“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对16世纪法国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尤其是村妇的感情生活的入木三分的刻画，这种刻画是无法归纳、无法化约的。”贝特朗作为真假丈夫案最重要的见证人，作者对她的诠释既有论者称扬其“富有想象力但有根有据”，也有人认为这完全是戴维斯的“杜撰”，根本无法得到资料的印证。就笔者读后感觉而言，戴维斯对贝特朗的诠释还是颇有说服力的，确属大家手笔。
戴维斯认为，历史研究“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他们自己的声音而不是我的声音来理解他们”。让我们来听听贝特朗“自己的声音”，看看“那位妻子的两面派花招”。
贝特朗的婚姻与宗教和风俗有很大的关系。上文提到贝特朗和马丁结婚时都极年轻，“根据教会法，她的婚姻是非法的”。他们的婚姻很大程度上是家族的现实需要。可是，婚后马丁“被施了巫术”，贝特朗的肚子没有动静。根据教会法，一场婚姻三年内没有结果，即可解除，也就是说贝特朗可以自由地再婚。不过，贝特朗没有听从家人要她离婚的劝告。
作者在第三章《贝特朗·德罗尔斯的名誉》中刻画了贝特朗的性格（注重自己作为女人的名声；固执的独立性；敏锐的现实主义态度），剖析了贝特朗的处境（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妇）。然而，“在丈夫不在场的情况下，不管多少岁月流逝，妻子都没有再婚的自由，除非她握有他死亡的某些证据。”对于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女青年，作者预言“贝特朗梦寐以求的是一位即将归来的、却又截然不同的丈夫与爱人”，这是合乎情理的。
正因为这种期待，贝特朗遇到新马丁以后的感情和反应才顺乎自然。由于“敏锐的现实主义态度”，贝特朗“通过开诚布公或是心照不宣的协议”，使阿诺获得了新的身份。这的确是一场“私定的婚姻”。在这里，戴维斯再次引用教会法，指出“婚姻的成立产生于配偶双方的同意，而且也仅仅需要他们双方的同意”，而这恐怕正是阿诺和贝特朗遭遇身份危机时所急需的“正义”。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整个阿尔蒂加的新教问题。新教成为这场婚姻的“保护符”。作者认为，阿诺是在阿尔蒂加接受新教的，而这恰是一个“浪荡子”被净化的过程。于是，“婚姻不再是圣事”。
在阿诺的身份受到质疑时，贝特朗极力维护“她的丈夫马丁·盖尔”，并悉心照料在狱中的马丁，“叫人知道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在法庭上拒不发誓“他不是她的丈夫”而选择沉默。这些都反映了贝特朗的态度：她渴望维持现实婚姻。
可是，木腿人的出现使贝特朗无法维持现状。她的反应让我们看到最精彩的一幕。她极力为自己的选择辩护，然而木腿人不为所动，“没有流露出一丝悲哀”，并把矛头直接对准贝特朗。审判时，贝特朗没有被指为通奸的同谋，反而成为“重名誉、守妇道的坚贞女子”。这种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表面上看似很成功，但贝特朗此后的生活会很幸福吗？本书未作交代，读者自可揣想。
让·德科拉斯的书写和蒙田的议论
本来，讲完真假丈夫案，这本书便可结束了。可是，戴维斯接着写了最后三章，使得这部叙事史著作臻于完美。正是由于这三章，增添了不同的声音，使该书的层次更丰富，意蕴更丰厚，更耐人寻味。
第十章《讲故事的人》借科拉斯的笔，让我们了解到阿诺的另一面：“虽说囚犯只是个农民，但他沉着、机智、（特别是）能言善辩。”这与第四章《阿诺·迪蒂尔的面具》全是指摘之言截然不同。而且，科拉斯也不得不承认那桩私定的婚姻“也有意味深长的合理之处”。
戴维斯指出，本书最重要的资料（让·德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具有内在的冲突：“这是一本质疑法律运作的法学著作；一本质疑历史记载本身的真实性的历史叙述。这是一个游移于说教故事、喜剧和悲剧之间的文本。”而这也是本书的迷人之处。
蒙田对审判的质疑更是发人深省：“真相和假象是如此的相似……我们却只能用同一双眼睛来打量它们。”木腿人真的一定就是马丁·盖尔吗？正是这种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使这起案件可以反复被解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阿诺·迪蒂尔反倒可能成为某种英雄，成为比木腿人更货真价实的马丁·盖尔。
为什么是叙事史？
1979年，著名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在《历史叙事的复兴：对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思》一文中精准地观察到历史学的新动向。斯通认为，叙事史的复兴主要源于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在此之前，“科学史学”（scientifichistory）一统天下，但历史学家对这种解释模式日益失望和觉醒：科学史学是一个神话。于是，无法化约、无法归纳的历史事物成为叙事史“消化”的对象。因此，新叙事史应运而生。在斯通看来，与传统叙事史相比，新叙事史更关注底层的生活、情感及行为，在写作方法上叙述和分析并重，与传统史家、小说家不同，往往采用新史料，讲故事的风格，尤其希望达到见微知著的效果——所以，有些著作具有微观史学（microhistory）的品格。
作为微观史学早期的三部代表作之一，《归来》最注重故事线索，所以它流畅的历史叙事很容易把读者引入故事的世界，使读者不容易顾及作者所要传达的丰富的信息，这或许正是高明的叙事史给读者带来的一个挑战。同时，因为本书鲜明的叙事风格，对史料的解读也变得更具开放性和多元性。
因为讲故事背后的雄心，作者才能成功地重构主人公生活的世界，连极力批评《归来》的论者也不得不承认戴维斯增添了数量可观的历史素材，丰富了我们对16世纪法国乡村生活的认知。因此，本书才不会局限于讲述一个离奇的故事，才能借助“地方性文化”关注“经验和长时段的传统以及思想结构”，才能达到一滴水中观世界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