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边一栋建于1895年的3层乳白色建筑非常醒目，它原为荷兰殖民者的高级俱乐部，在印尼独立后被首任总统苏加诺命名为独立大厦。1955年4月18日，苏加诺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亚非会议开幕式上，代表南方国家发出振聋发聩的觉醒之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色人种洲际会议！”

昔日的独立大厦如今已成为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进入展厅，迎面是一个按照当年会议实景陈设的主席台，台上是发表致辞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和五个会议发起国代表的蜡像，他们身后是代表与会亚非国家和地区的29面旗帜。

“无论何处、何时、以何种方式出现，殖民主义都是邪恶的事物，必须从地球上根除。”苏加诺告诉与会代表。

“我希望它（亚非会议）将证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亚非领导人认识到，亚非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繁荣，没有亚非的团结，甚至整个世界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我希望这次会议将指引人类，为人类指出实现安全与和平所必须采取的途径。我希望它将证明亚洲和非洲已经重生，不，是新亚洲和新非洲已经诞生！”

在这场重要会议上，新生的亚非国家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旗帜，强调维护主权独立，主张通过多边主义、主权平等原则解决国际问题，提出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会，中方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终成为万隆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非洲裔美国作家理查德·赖特在其著作《彩色帷幕：万隆会议报告》中指出，这次会议对于世界各地的有色人种来说具有“史诗般”的意义。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不结盟运动和南南合作都是由万隆会议而肇基。

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看来，20世纪是非西方世界复兴的世纪，“1955年的万隆会议可以被看作象征时刻。此时，非西方世界大声说，它必须在世界政治中得到认真对待”。

“这些无足轻重的商品却导致了戏剧性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

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的街对面不远处，就是当年万隆会议期间各国代表下榻的萨沃尔－霍曼饭店。饭店大堂入口处有一幅巨大的殖民时期爪哇岛地图，上面标注了重要城镇和经济作物产地，以及连接这些地点的铁路线。当年，就是靠着印尼各类物产发家致富的荷兰殖民者在这座欧式酒店里享受着奢靡的生活，虽与当地百姓近在咫尺，却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作为亚非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印尼曾被西方列强殖民300多年，对于殖民者的贪婪与残酷有着深刻认识。

横跨赤道的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群岛国家，也是拥有火山最多的国家之一。火山灰累积成肥沃土壤，加之气候适宜，使得这里盛产丁香、肉豆蔻、胡椒等香料。

从地理位置来看，印尼群岛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自古就是海上贸易的重要门户。13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这样描述他所称的“大爪哇岛”：“此岛甚富，出产黑胡椒、肉豆蔻、高良姜、荜澄茄、丁香及其他种种香料。在此岛中见有船舶商贾甚众，运输货物往来，获取大利。”

彼时的欧洲，香料是少数富人才享用得起的顶级奢侈品，是身份与品位的象征，其价值一度超过同等重量的黄金。

“香料为富人提供了炫耀奢侈的机会。”英国莱斯特大学考古学教授玛丽克·范德维恩说，“它向其他人强调，这是你们遥不可及的。”

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在灭亡拜占庭帝国的同时，也控制了亚欧之间的贸易线，卡住了欧洲商人的脖子。在对香料等奢侈品需求的驱动下，一些欧洲国家不断尝试开辟绕过奥斯曼帝国通往东方的新航线。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弗里德曼指出：“香料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人们并不需要从香料里获取营养，但这些无足轻重的商品却导致了戏剧性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意大利人哥伦布在前往东方寻找香料等财富时阴差阳错地航行到美洲，由此开启了所谓“地理大发现”的时代。

最终，欧洲人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遥远东方的“香料群岛”，即今天印尼东部的马鲁古群岛。1512年，葡萄牙人抵达这里，从此将丁香、肉豆蔻、胡椒等香料源源不断地销往欧洲和其他地区，赚取了丰厚利润。

葡萄牙人的暴富刺激了其他欧洲国家，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争先恐后派出船队，先后来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和印尼寻香“淘金”。1619年，崛起的欧洲新贵荷兰夺取爪哇岛上的贸易集散地查雅加达并将其更名为巴达维亚，即今天的雅加达，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总部，以此为据点对印尼长期进行殖民统治。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总部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之初，该公司就发行了历史上第一只股票，用以募集资金开展远洋贸易。为解决持股人对资金流动性的需求，荷兰东印度公司创造了一种交易机制，让持股人可以随时将股票换成现金。1602年，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大规模的资本聚集由此开始逐渐成为推动西方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动力。

在资本增密、贸易垄断和殖民掠夺的共同作用下，到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额已占当时全球贸易总额的近一半。1669年，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富有的贸易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超过150艘商船、40艘战舰、2万名雇员和1万名雇佣兵。当时，香料在欧洲的售价比在亚洲的收购价高14至17倍，惊人的利润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股票的股息率高达40%。据估算，其巅峰期的股票市值相当于今天的7.9万亿美元，远超如今全球任何一家上市公司。

“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荷兰称作“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国家，“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资本总和还要多”。

在荷兰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背后，代价又是什么？

《资本论》中这样记述：“（荷兰）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爪哇的班纽万吉省（即外南梦）在1750年有8万多居民，而到1811年只有8000人了。”

殖民主义是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的起点和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源头，这条充满暴力的路径植根于西方文明的基因深处。信奉白人至上和弱肉强食的欧洲殖民者来到非洲、美洲和亚洲，在这些地方疯狂屠杀掠夺，掀起阵阵腥风血雨。

虽然名为“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是一个暴力集团，不仅拥有舰队和雇佣兵，还可以发行货币，与相关国家订立条约，对海外占领地实行殖民统治。据统计，在其近200年的历史中，荷兰东印度公司共经历了约800次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

曾在该公司成立初期两度出任荷属东印度总督的扬·彼得松·库恩以冷酷无情著称。1621年，他为独占肉豆蔻贸易，下令屠杀了班达群岛上1.5万名居民中的绝大部分，被印尼人称为“班达屠夫”。

他在1614年写给公司高层的一封信中毫不避讳地说：“根据经验，各位应该知道，只有诸位掌控的武器才能为驱动和维持与亚洲的贸易提供保护，而这些武器则必须由贸易的利润来支付。也就是说，没有战争就无法进行贸易，反过来，没有贸易也无法进行战争。”

战争和杀戮的目的，是确保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尽可能多的贸易和航线，赚到尽可能多的钱。在控制香料贸易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尼大量投资开发各类种植园，先后引进可可树、茶树、烟草、橡胶树、甘蔗等外来经济作物，并为此从周边地区招募甚至骗来大量苦力。

因暴力而崛起，也因暴力而衰落。随着18世纪80年代荷兰在第四次英荷战争中战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再也无力维持运营，最终于1799年被解散，其管辖的殖民地被荷兰政府接管。

为进一步压榨殖民地资源，荷兰殖民当局于1830年推出“强迫耕种制度”，要求当地人必须将20%的土地用于种植靛蓝、咖啡和糖等出口经济作物。实际上，殖民当局征用了太多土地，导致当地人几乎没有土地可以用来种植粮食作物，出现了饿殍遍野的惨状。

“接管这些岛屿的荷兰殖民统治者和往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样，只对赚钱感兴趣，并不关心当地人死活。他们砍倒苏门答腊的丛林，以种植橡胶树与可可树；为获得咖啡、茶叶、蔗糖、烟草，铲除爪哇、苏拉威西和其他岛屿的灌木林；大肆开发土地，以挖掘锡矿、金矿和凿井取油。有段时期，荷兰一半的国家收入都是从印尼汲取而来。”英国作家伊丽莎白·皮萨尼在《印尼：探索不可思议的国度》一书中这样写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前所长房宁在《印尼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一文中总结，荷兰人建立了一套以采矿业为主的殖民主义工业体系，以强迫种植经济作物为核心的农业体系，在印尼形成了典型的依附型的殖民经济结构。

在300多年的殖民统治过程中，荷兰人始终扮演着掠夺者角色，推行竭泽而渔的野蛮政策，导致印尼经济畸形发展，完全沦为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地，人民生活极为困苦。

然而，黑夜再漫长，也阻挡不了黎明的到来。

“帝国主义是一个大煽动者，帝国主义是鼓动暴动的大强盗”

在万隆市区北部，矗立着尖竹造型的西爪哇人民斗争纪念碑。纪念碑正面有17级玄武岩台阶，拾级而上是直径45米的台基，台基上8根竹状石柱高耸。特意设计这组数字是为了纪念印尼独立的日子：1945年8月17日。

讲解员穆罕默德·里克里克介绍说，在西爪哇地区巽他族文化里，竹子代表自由，是万隆人民的象征。纪念碑柱呈竹矛状，是因为印尼人民当年反抗殖民者所用的主要武器是竹矛。

纪念碑下方是西爪哇人民斗争博物馆，展示着西爪哇地区从殖民时代到建国时期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涌现的英雄人物和事迹。

“在荷兰殖民者到来前，印尼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整个群岛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苏丹国、领地和政权。荷兰人破坏了群岛大小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给当地带来了贫穷，引发了印尼群岛人民此起彼伏的反抗。印尼人民在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过程中逐渐凝聚起来。”讲解员穆罕默德说。

20世纪上半叶，亚洲被压迫人民逐渐觉醒，印尼人民要求独立自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1908年，以青年学生为主要成员的至善社成立，这是印尼第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团体，被视为印尼民族觉醒的标志。1912年，第一个群众性政党伊斯兰联盟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印尼民族主义的发展。

1913年，列宁在《亚洲的觉醒》一文中指出：“革命民主运动现在又遍及荷属印度，即爪哇岛及其他荷属殖民地，人口共达4000万……荷兰政府历来的暴政与专横现在正遭到土著居民群众的坚决反击和抗议……在爪哇，产生了土著人的民族协会，这个协会已有8万名会员，并组织了群众大会。民主运动的发展是不可遏止的。”

“印度尼西亚控诉”纪念馆位于万隆市政厅附近。这座建于1907年的建筑曾被荷兰殖民当局用于审判反荷人士。“当年苏加诺就是站在这里接受审讯。在长达两天的答辩和发言中，苏加诺成功为自己进行了辩护。”纪念馆管理员德德·艾哈迈德指着法官席前方的位置告诉记者。

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苏加诺出生于东爪哇的泗水，1926年毕业于万隆高等技术学校。他参政始自万隆，在万隆和周边地区留下大量足迹，也让万隆在印尼独立运动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1927年，苏加诺等人组建印度尼西亚民族联盟，后改名印度尼西亚民族党，采取与荷兰“不合作”政策，目标是争取民族独立。两年后，荷兰殖民当局以“发动叛乱”的罪名逮捕苏加诺。庭审中，苏加诺发表长篇辩护词《印度尼西亚控诉》，历数殖民者罪行，宣传印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

“实际上，太阳并不是由于公鸡的啼叫才升起来，而是由于太阳升起来了，公鸡才啼叫！……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也是从你们把它当作偶像来崇拜的帝国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同样地也是从几个世纪以来在该国发展起来的经济上的榨取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帝国主义是一个大煽动者，帝国主义是鼓动暴动的大强盗，因此，把帝国主义押到警察和法官的面前吧！”苏加诺慷慨陈词。

苏加诺的正义之声引发印尼人民的热烈响应和荷兰殖民者的恐慌。随后，他被判处4年监禁并被关入万隆监狱。

纪念馆管理员德德说，苏加诺是一位富有魅力的领导人。他在1945年印尼独立后出任首任总统，随后带领印尼人民挫败了荷兰通过战争重新殖民印尼的企图。

苏加诺断言，殖民主义者不会甘心接受在亚非地区的失败，新兴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

1955年，在距离当年发表《印度尼西亚控诉》的审判地点仅1公里的亚非大道上，苏加诺等人发起的第一次亚非会议成功召开，成为印尼和万隆人民的骄傲，也标志着亚非人民的觉醒和团结。

“只要我们团结，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们都目睹了当前世界经济秩序的不公正。我们必须拒绝贸易歧视。工业下游发展绝不能受到阻碍。我们必须继续发出平等、包容的合作声音。”

2023年8月下旬，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印尼总统佐科呼吁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起来，维护自身发展权利，反对阻碍进步的行为。

不久之后的9月7日，万隆的德卡鲁尔高铁站首次对外开放。车站外观雄伟大气，高低错落的曲线设计似山峦叠翠，与周围群山遥相呼应。德卡鲁尔站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标志性工程雅万高铁的4个站点之一。这条高铁将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交通时间由原来的3小时以上压缩至40多分钟，方便更多人到万隆工作生活，让更多经济活动在万隆发生，更多就业机会也应运而生。

雅万高铁正式通车运营前夕，佐科说：“我很高兴，印尼人民也很高兴，因为我们的高铁是东南亚唯一的，有了这个基础设施，我们才能奠定进步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它也会提升印尼的国家竞争力。”

中印尼高层次全方位合作交流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让印尼智库东盟南洋基金会主席班邦·苏尔约诺很有感触。他说，西方国家历史上通过奴役、剥削其他国家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却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而今天印尼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以和平和平等的方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同发展，这证明全球南方国家可以走出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赴印尼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与佐科总统共同见证中印尼双方签署《关于开展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项目的框架安排》。4月22日，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应佐科邀请，习近平第一个走上讲台，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

“60年前，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出席了万隆会议，形成了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促进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进程。”习近平说。

“新形势下，万隆精神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我们要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

今日的万隆，雅万高铁列车飞驰而过，诠释着“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在新时代的丰富内涵。正如以这条高铁为主题的歌曲《向前行 把梦想实现》中所唱：“手牵手，肩并肩，只要我们团结，没有什么不可能。”

【专访】印尼西爪哇省前省长里德万·卡米勒

1955年的亚非会议就是在万隆举行，其宗旨是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不公正。当时，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代表来到万隆，都同意必须与殖民主义作斗争，反对西方殖民者。

西爪哇省的雅万高铁由中国建造，中国也是亚非会议的与会国，这证明了我们可以合作。这条高铁不是来自西方公司，而是来自中国，来自同样曾经为独立而战、为反殖民主义而战的国家，所以这种精神是非常美好的。我们想要看到更多这样的合作，在印尼和中国之间，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印尼和非洲之间。我们需要共同努力。

我认为，万隆精神历久弥新。过去，我们共同对抗殖民主义，现在，我们一起对抗贫困，对抗不公正。这就是为什么交流至关重要。雅万高铁象征着我们之间的良好交流已经转化为有利于两国的事业。

世界太大了。当邻国一起合作时，那将会更好，有助于减少误解。这就是我们建设东盟的原因。东盟各国同舟共济，加强合作，经济强劲。与中国山水相连的东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自然是情理之中。我们希望能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