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今天（9月29日），中日在北京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终结了战后中日敌对关系。1978年双方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邓小平首次访日。在乘新日铁后，记者问什么感受，他说：“就是感觉快。”后又加了一句，“希望我们中日关系和我们中国经济能按照新干线的速度，高速发展起来。”

今天回看此后的数据，1978年中日经贸从1972年恢复邦交时的10.4亿美元到了50亿美元，到2000年增至857亿美元，2002年突破1000亿，2006年突破2000亿，2010年突破3000亿，直到2021年的3714亿美元。

学术用语称之为“跳跃式发展”，或者“几何级增长”，如同今天数字时代的刷屏，这也在呼应着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新干线上的期待。

近日，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经贸合作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与会者对后50年中日经贸的展望已经不再满足于数字的解读，经贸作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的内涵也从垂直依存扩展到水平依存为主的综合立体依存，经贸关系稳定增长的关键也从双边延伸到多边，作为美国盟国的日本“选边”站的同时，中国还有哪些机遇？中日经贸下一个50年如何展开？

陈子雷主任主持线上会议

刷屏般的数据如何得来？

中日经贸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

数字是解读经贸关系的基本标配。1973年赴日留学，之后几乎一路见证、经历、参与了中日关系发展进程的全国中日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原驻日大使程永华在致辞中披露，1978年时流行着一句话，“两国关系从吊桥变成了铁桥，或者金桥。”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季风仔细梳理五十年中日经贸关系，他为五个不同阶段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过去50年，中日经贸合作，特别是双边贸易、双向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率在数字上完全趋同。”在他看来，刷屏的数字飞跃源于“中国经济发展决定论”，未来也将遵循这一逻辑。

程永华大使在线致辞

在张季风划分的第四个阶段是从2001年到2011年，属于腾飞加速期。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如文首介绍，中日贸易额连续突破1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3000亿美元大关，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创下了无法超越的纪录。这个阶段，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第三第四次高潮，高峰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突破70亿美元。“能来的日本企业几乎都来中国投资过。”中国驻日大使馆经商处公使宋耀明给出数据，这一时期踊跃的投资形成了当下有3万家在华日企，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调查，“其中70%到80%都是盈利的。”同时，中国对日投资初具规模，在金融、财政、区域、科技、企业、地方等领域，合作蓬勃兴起，合作质量、合作水平不断提高。

到了2012年第五阶段，张季风认为进入中日贸易转型磨合期，中国经济迎来换挡期，“新常态”是对这一阶段的形容。“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生效，成为可能的合作新亮点。”

下一个50年，张季风认为，中日贸易的核心动力还是依靠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未来的大趋势是中国经济发展+X。一组数据可以看出未来空间，中国改革开放的44年中，日本在华实际投资超过1200亿美元，中国启动较晚，总量是40亿美元。

张季风在线交流 此照来自网络其他研讨会

中日经贸之外的视角：

一战前的欧洲经济合作为何没带来和平

以往提及中日关系时，都会说“经济是压舱石”。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在致辞中指出，这句话依然有效，但内涵已经有所改变。

自称不研究经贸的他先分享了2014年达沃斯论坛上，安倍晋三前首相的一句话，大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各国之间已有不少密切的经济合作，但是还是没有避免一战，此话暗指当今。杨伯江认为安倍的解读过于简单化。50年的初中期，中日经贸关系更多处于垂直的依存关系，而近年来已经形成综合立体的相互依存，各种生产要素是平行依存，只有一国从别国取得本国需要的生产要素时，它的生产过程才算开始。相比他非常欣赏大前研一的至理名言：日本21世纪的国家战略，就应该以中国为客户。

为此，他给中日经贸合作研究提出了几个新视域。

杨伯江所长在线致辞

首先，中日合作是嵌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除了我们看得见的纽带、成果的统计外，多少是以非双边形式出现的，这有助于弄清楚中日经济合作依存的分量。其次，从1990年代后，中国对自己的经济总量的测算就按照联合国统计口径，从GNP（国民生产总值） 改为GDP （国内生产总值）了，因此，我们需要知道日本的海外资产总量，也就是以GNP的框架做测算。这样可以精准把握各国之间力量对比。第三，目前一般的比较都是，日方贸易占我贸易总额的6.1%，我占日方贸易总额的22%到23%，是否存在中方侧重于量，日方侧重于质的态势呢？中日产业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究竟在哪些领域。

杨伯江以局外者但更宏观却精准的角度，点出了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经贸研究方法的与时俱进。

日本经贸的真实现状

缓慢增长迹象和能否随美“选边”

人们常以失去的二十年、三十年来形容日本经济，而不少爱去冲绳等过年度假的国人在实际感受中却有反差，日本经济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

*今年有望增长1.7%

宋耀明公使在线交流

“日本内阁判断，日本经济在缓慢复苏中。”中国驻日大使馆经商处公使宋耀明介绍，世界银行最新预测，全球经济如能增长2.9%，日本是增长1.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世界经济增长3.2%，日本则是增长1.7%。从安倍经济学到岸田的新资本主义策略实施效果来看，今年，日本的个人消费、设备投资都有一定的增长，CPI（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2%以上增长，总算实现了安倍经济学计划中2%的目标。“但也要排除进口物资上涨或能源产品上涨的推动，还待观察。”

令人担忧的是，人口去年递减了60多万；而属于强项的汽车行业中的新能源汽车并没有领跑于全球；半导体行业，材料和光学设备依然很强，但整体而言，也不占绝对优势了。至于日元被贬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了，这也导致了日本经济总量的下降。

*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日企希望政府注意两个平衡

美国近年来企图以价值观构建产业链重构的小圈子，以此达到打压中国的目的。作为美国军事同盟的日本自然会“选边”，但是“选边”中如何不反噬自己，做到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利益？在多层次的复杂诉求，是否存在悖论？北京大学发展战略研究院特聘教授汪琬、辽宁大学区域国别经济研究院院长孙丽给予了非常仔细的实证分析。

汪琬教授在线发言 此照来自网络其他研讨会

汪琬指出，日本产业界认为，全球价值链重构是未来趋势，是弹性、绿色经济、数字经济所致。他们认为中美博弈将是常态化，而拜登主张的“竞争性共存”是对中国局部和选择性的脱钩。具体体现在2022年5月23日拜登访日时签订的几个日美经贸协议，明确提出美日联手限制高精尖技术出口，加强半导体研发、增产，以强化供应链韧性；而同期签署的《印太经济框架》，也是围绕着半导体、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生物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新兴技术的开发和利用。稍后的7月25日首次举办了美日经济2+2会谈，更是为了应对中国而着手制定经济领域的统一标准。

在岸田政府密集出台经济安保措施后，产业界希望政府要注意两个平衡。一是中美之间的平衡。在保持和美国步调一致的前提下，谋求和中国建立建设性和稳定关系，日本最好能充当中美之间的桥梁，而不要一味追随美国，要确保本国自主性。二是确保经济安全政策和产业之间的平衡。希望政府在指定监管规则时能够了解企业的具体诉求。为此，日本产业界还提出了“双重供应链”的应对。汪琬举例，近三成的日本企业为规避意识形态风险，首先将中国和美国业务分离，并把生产基地迁至东南亚国家，但在东南亚又分别加强了中国的业务和美国的业务的力度。

*打破“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是一厢情愿

孙丽院长线上交流

孙丽对日本政府和企业也有同样的观察，但她认为，日本试图打破此前一直保持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平衡，面对这种趋势，“我们一方面要淡定，另一方面要警惕。”她给出几组数据，认为这是日本的一厢情愿。首先，中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已有绝对优势，在2007年超过日本，2010年超过美国，至2019年中国在世界占比为27.4%，明显高于美国的16.79%，日本的7.5%；其次，中国已经成为东亚的经济中心。从对贸易上游依赖度来看，东盟和韩国对中国的依赖，在2018年分别达到了6.91%和5.22%，超过了对日本的依赖度。

那么日本企图在经济上和美联手，削减对中国依赖的效果如何呢？张丽以日企撤出中国市场做了分析。日本迄今出台了高达2437亿日元的促进日本制造业回归资金，尤其针对对异国生产依赖度较高的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基地，斥重金给予补贴，而日美澳印供应链也是为了弥补产业链重新转移和达到东盟导致的空间过于狭小。但实际上，中国继续保持着日本第一大贸易强国地位，日本则是中国第四大贸易国，在2010年前，中国制造业对日本上游平均依赖度为5%，2018年降为1.76%，由美国、欧盟、东盟等其他国家来替代。虽然日本政府有心，但企业依然有资本逐利特性。

胡令远在线致辞

中国的机遇：

多边机制中寻找空间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日本企业与日本政府并非想法完全一致，而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也未必是处处一致，在谋求本国经济的自主性上，日本保留着自己的空间。在这样的情境下，下一个50年，中国如何抓住中日经贸的机遇呢？

*抓住 RCEP 和 CPTPP 机遇

周汉民主席发来视频演讲

“中日经贸在未来50年可以在三个领域谋求高水平合作。”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周汉民认为，首先是在RCEP内，中国从日本进口的86%的货物要逐步实现零关税，日本对中国进口的85.6%的商品采取同样措施，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关税下降仍是努力方向；服务贸易要像日本一样以负面清单替代正面清单；投资领域，尤其要动员民营企业走出去。其次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重大改革中，两国应进一步协商，提炼出新的管理制度和原则。

第三，一方面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上，力争能得到日本政府的全力支持，另一方面，在此框架内展开全面合作，分门别类作出制度安排。像上海自贸区就可率先承担对接CPTPP原则和规定的先试先行责任。长期从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周汉民认为，CPTPP 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先进、最广泛、最有吸引力的贸易协定，“加入CPTPP 就如同第二次入世。”在周汉民看来，日本作为创始国，能把其他十个国家团结起来，对 CPTPP 的认知、掌握和使用，一定可以成为“三人行”中的老师。

*学习型、互补型、合作型

宋志勇线上交流 此照来自网络其他研讨会

继续学习，继续互补，多多合作。未来50年的中日经贸，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洲研究所所长宋志勇、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陈友俊等与会者眼里是这样的图景。

宋志勇认为，从学习型来看，中国产业在不断向中高端方向发展，无论是对产品、技术、设备都有很大需求，日本具有优势；在人力成本上涨的趋势下，具有自动化实力和实践的日本企业具备优势。从互补型来看，日本的海洋技术、环保、科研能力突出，而中国在海水淡化、联合科考、深海技术、海洋环境保护上有优势；从合作型来看，在新能源领域，中日氢能源合作空间巨大；中国每年有几百万的理工科毕业生，可充分利用中国的人才去建立适应新形势的产业链、供应链。

张玉来认为，今后50年中日经贸稳定的根本动力是在多边机制中获得双边稳定，应该看到日本企业遍布全球，日本依然是世界多边主义的坚定力量。对日本的竞争力，还要重视其在国际规则方面的制定权。

陈友骏指出，从过去50年的经贸合作中，中日达成了很多重大共识，这是未来合作的重要基石，比如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发展，包括对全球的和平和发展主题的认知。

陈友骏（左）和张玉来（右）线上交流

线上的研讨会不知不觉就开了三个半小时，比预期超过1小时。50年的中日和平合作路，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企业往往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在1952年，中日就签署了第一个民间协定，打破了帝国主义对华经济封锁。主持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总结上海学界、企业界的心得，如上海日本学会会长胡令远介绍，陈子雷团队深度参与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如何实践中日经贸合作最优化，“我们能做的事是小而细，以小而细来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发展的中日关系。”，陈子雷和与会者共勉：期待在经贸研究领域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先易后难，各个突破，以经贸合作为引领，开发双边合作市场，开拓战略合作空间。未来50年，任重而道远，各界共同努力。

文末链接：

“我们不是局外人，下个50年事在人为” | 上海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