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经验就是在实践和再实践的基础上进行认识和再认识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不断地使认识升华和发展的工作。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除了具有高超的理论水平外，还一贯重视在战争中学、向人民群众学、从历史中学、从错误中学，把总结经验作为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直接和参与指挥的战争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刚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夫人时，突然主动向李宗仁的机要秘书程思远发问：“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程一时茫然不知所对。毛泽东接着意味深长地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完全符合他本人以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军队的实际情况。他有一段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他还说：“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众所周知，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第三世界国家奉为游击战的经典。1964年，他和周培源、于光远一起回忆往事就提到了这“十六字诀”的来历。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真的带起部队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胜仗，于是，经过总结经验，产生了“十六字诀”。
针对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诬蔑他不懂战争，嘲讽他是从《三国演义》上学来的战法，毛泽东并不掩饰，他坦然地说：“是的，我不懂得他们那种蠢猪式的打仗方法；我确实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也看过不少关于外国战争的书，但我的军事知识主要是从战争实践中得来的。”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使毛泽东练就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中，导演了一幕幕令后人叹服的战争活剧，创造了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为全世界所瞩目。英国学者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评价说，“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是政治军事天才人物”。
“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
毛泽东不但重视总结自己的经验，还重视总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代表团成员马拉问：“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所以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您怎么能够这么伟大？您力量的源泉是什么？”毛泽东坦率地答道，“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
毛泽东认为自己的思想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他曾说：“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鲜明地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人民群众的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他进而表示经验是检验政策的标准，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新任务新挑战，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各级党委领导，“不但要交任务、交政策，而且要交经验。要做好工作必须总结经验。不但要总结领导的经验，而且要着重总结群众生产的工作的各种经验”。他虽为一国领袖，依然以身作则保持战争时期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作风，关注各地的具体情况，及时发现群众当中值得推广的经验。1953年2月，毛泽东在江苏泰兴乡下调研了解到当地养猪、肥多、庄稼长得好的经验，后来在党内干部会上，多次讲到养猪、积肥与农业的关系，足见其对群众经验的关切和重视。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
越是重大历史关头，毛泽东越重视读史、鉴史，他曾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在抗日战争刚刚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面世，引发毛泽东的高度热情，他把该文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同年11月，又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把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提升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毛泽东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总结了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的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善于总结成功经验，还在于善于吸取教训，从中寻找成功的先机。他说过：“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
1935年1月底，遵义会议后重掌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在土城战役中失利，红军损失惨重。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出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二是轻敌，三是分散了兵力。正是吸取了这一仗的教训，毛泽东以“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留下了战争史上的“得意之作”。
因为重视利用错误教训，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时，总是抓正反两个方面。他在1928年11月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既讲到了湘赣边界割据的成功经验，又讲到4月和8月两次失败的教训；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是既总结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又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他多次指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
总结教训不仅指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也包括总结别人甚至敌人失败的教训为我所用。毛泽东有句名言：“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事就大了。”他曾以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为例，说明错误的经验对指导中国革命的意义，从这一点上讲，他认为他本人就是王明的“学生”。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应包括帝国主义、蒋介石以及犯错误的同志。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
毛泽东重视经验，但坚决反对经验主义，他认为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一样是有害的。为了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不能放弃理论学习，要认真读书，把感性的经验不断上升为更具条理性、综合性的理论。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曾号召全体党员深入了解中国的革命运动，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
毛泽东重视总结经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勇于实践，敢于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有所创新、不断进步，做好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