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法语界大师——罗大冈。他是我国著名的法国文学专家和翻译家。他在国内学了5年法语，随后赴法留学，获里昂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曾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他回顾了自己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学11年的经历和心得，相信对学法语的你一定有所帮助。

十年寒窗——回忆我的大学生活

我的大学生活前后共有十一年之久。在国内先上了五年大学，后来到法国留学，又当了六年大学生。

1928年我考上上海震旦大学“特别班”，开始学习法语。

我有一个表兄，曾经勤工俭学留学法国。他在法国先当工人。后来进职业学校，学造纸。最后获得工程师文凭。返国后，在上海一家小造纸厂当厂长。我也想找个机会去法国留学。可是我家贫穷。父亲没有钱供我出国留学。我必须自己找一个公费出国的机会。

上海震旦大学

震旦大学“特别班”一年毕业，专念法文，没有别的功课。投考的条件是国内普通中学毕业生。考试项目只有英语一门。考生写英语作文一篇，及格者入学。“特别班”毕业可以直接升入震旦大学本科，与震旦大学预科毕业生同样待遇。预科是三年毕业。预科生除读法文之外，还要学习普通中学的课程。

“特别班”的唯一教材，唯一课本是一册法国文学短篇选文，是震旦大学自己编选出版的。课本的篇幅约二百页。学生从这本文选的第一课读到最后一课，再从最后一课读到第一课。来回反复，读三四遍。每课都要朗诵，背诵，默写。

教师是法国人，一位白胡须老教士。这位天主教神甫在课堂上从不宣传宗教，绝对不提“上帝”。下课后从不和学生谈话。这老法国人在中国已侨居多年，懂汉文，能说几句中国话，说得极生硬、难听、难懂。他也算是汉学家，我在震旦大学内部发表的期刊上见到过这位老神甫用法文翻译的中国古文。可是他对我们，他的全体学生，从不说一句中国话。他上课用法语讲解，一开始就如此。那时，学生刚刚学法文字母和动词变位。他也从来不要求学生回答他的问题。他唯一要求，就是学生跟着他大声朗读。他既不讲课文的内容意义，也不讲课文的语法结构。对于这种“野蛮”教学法我十分苦闷。我到附近的法文书店买了一本法语英释的小词典，把课文中的法文生字都查了一遍，也不解决多少问题，有许多法文字在那本小词典中根本查不到，只好耐心跟着大伙朗诵、背诵以及默写。到第一学期快结束时，我逐渐体会到老神甫的“野蛮”教学法有它的道理。到了第二学期，我们（我和同学们）开始尝到甜头。对于反复背熟的课文，我们不知不觉地完全理解内容，而语法结构也开始掌握。到学年结束时，我们不但会说几句简单的法语，而且可以写简单的法文故事，同时同学之间交换简短的法文信件。

理由在于学习外国语和学习别的课程不同。别的课程只要理解内容记住要点就算学会。学习外语必须熟练，正如“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学习外语必须天天练习，熟能生巧，所以要求在课文读到滚瓜烂熟的基础上，再理解课文，那才是真正理解。也许这是学习外语一条规律。

1929年暑假，我毕业于震旦大学特别班。法语打了一个相当结实的基础。我根本不曾有读震旦大学本科的打算，要的就是法语打一个初步基础，别的学校里学不到的基础。那年盛夏七月，我坐火车离开杭州，离开我父母的家，独自一人，背着行李，到遥远的、人地生疏的北平（北京）。到北平后，拿着一封介绍信，去找住在沙滩银闸胡同一家公寓中的一位浙江同乡，素未谋面的同乡。由他介绍，我也住在公寓中，于是开始我四年之久的北平公寓生活。当时由于水土不服，加以天气炎热，我病倒了。幸亏公寓中住着几位说一口浙江乡音的北京大学学生，他们照顾我这个孤身一人生活在异地的“土包子”。找了一个老中医给我瞧病，服了几帖中药，病渐渐好了。可是北京大学法文系，私立中法大学文学院的入学考试，我由于卧病未能参加，都错过了。幸亏中法大学文学院因七月间第一次招生没有录取足够人数，九月间又补考了一次。我去报名应考，被录取了。

北京中法大学老楼

我投考中法大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毕业时争取考在前三名中，取得公费保送法国留学的资格。1933年夏，我在中法大学毕业，考试结果，果然名列第三。是年十月，我和十多名中法大学各学院优等毕业的同学，从上海搭法国客轮赴马赛。轮船在海上航行一个多月，十一月中始抵法国港口马赛。我和同学们下船后即乘火车北上，达到仅次于巴黎与马赛的法国第三大城市里昂。住里昂中法大学。所谓里昂中法大学并不是学校，而是入法国里昂大学各科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集体宿舍。我在那宿舍里寓居了四年多，直到1937年夏季，才到巴黎去，入巴黎大学准备写大学博士论文。

在巴黎我住了两年，1939年7月我的博士论文答辩通过，我获得大学博士（不是国家博士）学位，我的留学公费到此终止了，十一年之久的大学生活也就结束了。中法高教委员会给了我一笔返国的旅费。可是这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反法西斯大战）爆发。东西洋交通断绝，我无法返国。只好回到里昂大学，以“战争难民”的身份，在那里被收容着，直到大战结束，才乘船返国。

昂中法大学楼

里昂中法大学和北平中法大学一样，由一个最高的组织“中法高教委员会”管理。经费的来源是庚子赔款中法退款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文化界的组织，不是政府的机构。由中法双方文化界几个著名人士组成委员会。例如中方有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法方有里昂市长赫里欧等。

我在北平中法大学上学的四年中，由于该校教师的阵容较弱，大部分不是留法学习文学的。法语水平有的较低，有的稍高，可法国文学基本上是外行。我觉得听课白浪费时间，所以大部分时间课外自修，不去听课。每逢学年考试前的两三个星期，我才去听课，大概了解一下教师讲授的内容，须要时向一直随班听课的同学们借笔记过一过目，就可以把考试应付过去。

我在二十岁左右的年月里，曾经做过一个美梦，一种幻想：希望毕生从事文艺创作。北平中法大学有一个优点：图书馆是新盖的一座多层的洋楼，收藏新旧法文图书以及报刊比较丰富。我在上海震旦大学特别班打了法文底子，可以自己阅读法文书报。在北平中法大学时期，终日坐图书馆借阅古今图书以及当代报刊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教室里听教师讲课的时间。同学说我“不务正业”，而我自己心中有数：一个人要求自己有所成就，必须依靠自学 ，自己看清楚自己要走的路，坚忍不拔地走下去，而不能依靠教师，哪怕水平很高的教师、最好的教师也只能指给你要走的道路，不能替你走路。路，必须用你自己的脚一步一步地去走。反之，有人勤学一辈子，一事无成，那也不能责怪教师，只能责怪自己学习不得法，或不够坚持不懈。在我十一年之久的大学生活中，曾经遇到两三位比较有学问、有才能的教师。这就很不少了，很足够了。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对他们尊敬与感激之情，终生不减。例如在北平中法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的范文澜先生；教我们用法文翻译中国古典诗词的法国教授先生。铎教授是一位业余的汉学家，学识渊博不亚于一般专业的汉学家。他在中国侨居大半辈子，是水平极高的中国通。他研究和翻译中国古代文学完全出于爱好，既不为名，更不为利。他教我们翻译《长生殿》与《琵琶行》。先指定一两个学生把他们事先准备好的拙劣法文翻译抄在黑板上，由老师一边讲解，一边改正译文。最后把他自己的译文由学生恭录在黑板上。老师古朴文雅的法文翻译，十分贴切、巧妙地译出中国古诗词，学生们看了无不为之神往。我对于铎教授的高明翻译既佩服，又热爱。上他的课是学生们的极大享受。每一堂课，教室里挤满学生，座无虚席，有时还要临时加凳子。1942至46年，我曾用法文翻译了《唐人绝句百首》和《古镜记》（唐宋明人说部十则），都在瑞士法文出版社出版。我之所以能有这点微小的成绩，和铎尔孟教授给我影响是分不开的。

2排中间坐者为法文教员铎尔孟，3排右3为李石曾

我在大学生活十一年过程中，法国古今名作家的著作涉猎得相当多，自己想当诗人或小说家的意愿也就渐渐消失了。心想法国作家古今出色的杰作这样丰富多彩，自己学浅才疏，无论如何赶不上别人。与其尽毕生之力，写几部不高明的作品，还不如尽心竭力研究和介绍几位我崇拜和热爱的法国杰出作家，翻译他们的名著。这样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以多认识几位比我自己高明十倍百倍千倍的作家，扩大他们的视野，增加他们可以借鉴的材料。总之这样更有益于中国文学的更新和发展。于是我决心把研究、评论与介绍法国古今文学，作为我毕生工作、毕生事业。其目的仍然在于对中国文学的更新与发展，做出自己微薄的奉献。

1933年冬至1937年夏，我在法国国立里昂大学学习四年，与法国学生完全同样待遇。一同听课，一同做作业（每月写两篇较长较详细的读书心得），一同应考。法国大学教授是不给学生改作文的。一位教授在批阅学生的作业时，不管他是法国学生或外国学生，只要发现两个比较严重的语法错误，就把这份作业扔进废纸篓中，作为“不及格”的作业，不管作业文字如何，内容如何。

当时法国大学是文凭制，不是学年制，至少文学院是这样的。凡学生学习四门功课，考试及格者，就算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不管你用几年时间考得这四张文凭。学位有两种，一种是“古典硕士”，一种是“自由硕士”。“古典硕士”必须学习由学校规定的四门功课，此外，还要考试古希腊文与拉丁文。“自由硕士”学习学生自己选择四门功课，而且不必考试古希腊文与拉丁文。我报考的是“自由硕士”。我选习的四门功课是：（一）法国文学史；（二）现代文学比较；（三）美学；（四）古希腊艺术史。在这儿，也反映了我对于文学的根本性的观点，那就是，文学之所以成为“生活的教科书”，绝对不是用说教的方式，或用教条主义强迫人接受某种理论，而是用艺术的、美的魅力感化，令人在陶醉之中，潜移默化，受到教育。所以应当用研究艺术作品的基本态度，去研究文学作品，用欣赏艺术品态度与心情，去欣赏文学作品。

由于法国大学教授不给学生改文章，我在里昂大学学习的四年中，曾经请一位中学法语教师给我修改作文。这位教师法文写得很好，很精炼，因为他曾经是一位记者。我的目标当然不是自己的法文能写得和法国名作家一样好，这是办不到的。但我要求自己写的法文不但正确无语法错误，而且简练明晰，流利晓畅，到达法国报刊能接受我的文章而且加以发表的程度。那时，每周有一天上午，我必然将自己倒锁在卧室中，闭门谢客，不接受任何人来访。用两小时功夫，紧锁房门，心无二用，强迫自己写成一篇长短相当于普通打字纸三至四页的法文。然后出相当高的代价，请那位中学教师给我修改法文，以期提高我的法文写作能力。后来，无论我写巴黎大学文学博士论文，以及在瑞士出版（那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德军占领的法国，除了歌颂纳粹德国和希特勒的书之外，其他的书都不能出版）的两部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一部我直接用法文写作的评论集，介绍七位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礼拜、杜甫、陶潜等），都未经过法国或瑞士的法语学者或文人修改，即行公开出版。

本世纪三十年代，我在法国里昂及巴黎大学文科学习，按照当时法国大学规定，教授们只能讲解评论古代法国作家，凡是当代法国作家，不论他多么杰出，多么名扬国际，只要其人尚在世，没有盖棺论定，他的为人和他的作品一律不准许列入大学课程，作为教材来讲（从二战以后，即1945年以后，这种规定或许已经有所改变）。我最感兴趣，最注意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二十余年的法国文学，也感兴趣于1945年存在主义文学流行以来的法国当代文学，同时感兴趣于现代派文学并行的法国现代派绘画。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与体会，在大学课堂里是一点也学不到的。我在里昂认识一位基督教神甫，埃杜瓦•杜佩蕾，年龄比我大八九岁（那时我二十多岁，杜神甫三十多岁）。我在里昂时，每周至少和他晤谈一次，后来我离开里昂了，还常常和他通信。我关于法国现代派文学与造型艺术的知识与欣赏能力，极大部分是与杜佩蕾神甫谈话中学到的。我在用法文翻译中国古代文学，以及用法文写文章，写抒情诗方面，也受杜神甫的教益。他从来不读我的手稿，而由我念给他听，听到好的字句，他点点头，听到拙劣的字句，他摇摇头。我用铅笔把他的反应记下来，回去自己修改。

给我重要教导的教授，还有里昂大学的古代艺术史教授夏尔•杜卡。年近七十的可敬的老人，他教我古希腊艺术史，使我获得丰富知识而且热爱古希腊古代文化，从而明白没有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不可能有今天欧洲文化中优美善良的一面，即对于生命的热爱，人道主义与博爱精神。

我的博士论文导师，路易•赖鲁雅也是我敬爱的教授。他的专业是音乐史与音乐评论，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是他的业余爱好。此外，他自己也写诗。他的学者兼艺术家的品格给我深刻的影响。

在我十一年之久的大学生活中，值得回忆的琐碎往事仿佛就是这些。如今，我自己已届耄耋之年，好比一株老树在秋风中摇曳，回忆中的几件往事，不过是枯黄的树叶，无可奈何随风飘落，散在地上，任人践踏，如此而已。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于北京

罗大冈和齐香

（罗大冈和齐香在婚礼上，1938年 巴黎）

罗大冈的妻子齐香是大学者、京剧艺术理论的开拓者齐如山的女儿。齐香当年在中法大学法语专业总是名列榜首，家境显赫，人也秀美，在校园里相当抢眼。

齐香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国家留法奖学金赴法读书，专攻语言学，却因为战乱国家终止了奖学金和抚养孩子而中断了博士学业，仅以硕士毕业。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法语教授，早期北大的法语教材就出自齐香之手。她业余还翻译了乔治桑等人的文学作品。

不过齐香另一半时间都用来辅佐丈夫罗大冈的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帮他校订甚至抄写翻译书稿，他们是中法大学的同班同学，在罗大冈的热烈追求下嫁给了他，应该也称得上“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他们是中国法语教学与研究界早期的开拓者，难得的比翼双飞的学术伉俪。

罗大冈个人经历

1909年5月21日生于浙江绍兴县长塘镇一个中学教师家庭。

1916年七岁 全家迁居杭州。

1917年八岁 杭州市省立女师附小。

1921年十二岁杭州市浙江私立小学。

1924年十五岁杭州市私立安定中学。

1926年十七岁上海怡泰茶楼学徒。

1928年十九岁考取上海震旦大学“特别班”，专修法文一年。

1929年二十岁暑假到北平考取私立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

1933年二十四岁中法大学毕业。10月下旬，与齐香乘海轮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

1935年二十六岁北平中法大学毕业论文《诗人萨曼（1958－1900）》发表。

1937年二十八岁获里昂中法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进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准备博士论文。

1938年二十九岁与齐香在中国驻巴黎总领事馆举行婚礼。

1939年三十岁7月10日，以“特优”评语通过博士论文，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1940年三十一岁春天乘海轮回国，因战争而漂流了七个月，结果仍然回到了法国的里昂中法大学，作为战时难民被收容。

1942年三十三岁任中国驻瑞士使馆随员，公余时间从事翻译和写作。

1947年三十八岁2月乘战后第一班通往远东的海轮回国，4月30日抵达上海。5月赴天津南开大学任法国文学教授。

1951年四十二岁与齐香一起调入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

1952年四十三岁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研究员兼西语系教授。

1954年四十五岁译著《艾吕雅诗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6年四十七岁译著《阿拉贡诗文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958年四十九岁译著《波斯人信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62年五十三岁译著《拉汉格文学论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64年五十五岁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研究员。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0年六十一岁到河南慈县社科院干校劳动。

1978年六十九岁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七十岁专著《论罗曼·罗兰》出版。

1980年七十一岁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的编委。译作《母与子》（上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1年七十二岁10月底应法国外交部邀请赴法访问一个月。与罗曼·罗兰夫人会面。1982年七十三岁当选为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

1983年七十四岁获巴黎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七十五岁《论罗曼·罗兰》修订再版。

1985年七十六岁译作《母与子》（中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7年七十八岁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译作《母与子》（下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91年八十岁《罗大冈学术论著自选集》由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

1996年八十五岁《罗大冈散文选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8年八十七岁3月17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2004年《罗大冈文集》（四卷）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