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前，有好长一段时间极左的思想经常泛滥，人们似乎普遍认为穷了好、穷光荣，把生活富裕与资本主义连在了一起。
那时候，且不说有钱的人很少，就是有钱也不敢露富呀。到了那个特殊年代，更是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甚至“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苗”。何其荒唐！
追求富裕、舒适生活不是人的天性吗？问题是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没有攀比的对象，也就失去了努力追赶的动力。尤其是对少数富裕户的批判、打击，更是让人谈“富”色变。
我记得在那场运动初期，宝清一中的红卫兵抄了一位领导干部的家，将人家高档一点的衣物——诸如长裙子、长筒袜和裘皮大衣等，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证”，在县委楼后小会议室公开展览了五天。
其实，那时的“高档衣物”跟现在的衣物相比算啥呀，更何况那些所谓的“罪证”都是人家靠工资收入购买的呀！
你想想，在这种氛围中，谁还敢追求富裕生活？在县城里都这样，农村就更没人敢“冒富”了。
经过拨乱反正，党的富民政策日益深入人心。1980年代，“万元户”“专业户”成为农村中十分流行的词，也是许多农民羡慕的称谓，掀起了追求富裕的浪潮。
顾名思义，“万元户”就是收入达万元的户，或是家里有万元积蓄的户。
权威媒体上第一个公开报道的农村万元户，是当时广东省中山县农村的一个社员黄新文。
1979年2月19日，《人民日报》以《依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为题，报道黄新文一家人依靠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所得和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上一年的总收入达1.07万元，扣除家庭副业的成本，纯收入为5900多元。
一时间，全国各地去人去函向黄新文请教致富经的络绎不绝。
树起一个黄新文，带来了一大批万元户。仅黄新文所在的大队，1979年全家收入达到1万元左右的就有30户；黄新文家呢，这一年光是养猪就增加到70多头，全家的纯收入超过了1万元。
而“万元户”称呼的由来，也是源于媒体的报道。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通讯《雁滩的春天》中提到，甘肃省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里有6个壮劳力，从队里分了1万元钱，社员们把他家叫作“万元户”“村里的高干”。
《人民日报》还发表过《像黄新文这样的万元户多了好还是不好？》。
自此，“万元户”的叫法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受关注的词汇之一。
在当时的农村，谁家能称得上万元户，就是家庭拥有巨额财富的代名词，是先富起来的代名词。
那时的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对于这个问题，网上的答案五花八门，其中“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的一篇权威学术研究报告，答案是：255万元”。这个结论不知道是怎么研究出来的。
不管怎么说，万元户在当时的的确确是富裕户的代名词，而专业户则常常是通往万元户的重要途径。
宝清县农村第一个万元户究竟是谁家，没有定论，大概也难以考证。
这一时期，新闻记者也把宣传发展副业、勤劳致富和“万元户”“专业户”当作了一个重点。
《王队长带头致富》，是我于1981年9月30日发表在《合江日报》的一篇报道：
“近几年来，假若在宝清县万金山公社三星大队召开比富大会的话，大队长王殿文肯定蝉联冠军。
“咋说呢？王殿文家有电视机、收录两用机、缝纫机，还有六块手表、两辆自行车，小日子过得简直没治啦。
“王殿文家九口人，老少四辈，三个半劳力，头几年日子过得挺紧巴。
“1978年以来，党的富民政策让王殿文亮开了手脚。他带头饲养了猪、牛、羊，每天起大早出去放一阵子，白天老伴儿接着放。
“就这样，在不影响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下，他们全家人七抓八挠，家庭副业扑扑腾腾地发展起来了。去年他家卖了6口猪、4头牛、18只羊，收入2000多元，再加上队里分配的2000来元，谁见了能不羡慕？
“今年，王殿文家又饲养了7口肥猪，眼下小的也100多斤了。另外，他家饲养的5头奶公牛10月份就可以出栏，平均每头至少能卖600元，5头牛就是3000块啊！
“大队长王殿文带头致富，三星大队家家户户也都养起了猪、牛、羊，家庭副业生产出现喜人局面。”
1982年7月27日，我又在报纸上发表了杂谈《四赞姜淑芝致富》：
“在宝清县委、县政府最近召开的多种经营工作会议上，万金山公社三星大队女社员姜淑芝介绍的发家致富经验，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笔者听了姜淑芝的发言，也禁不住地要赞扬她几句。
“一赞姜淑芝靠勤劳致富。姜淑芝一家八口人，老少四辈，头些年日子过得很累（lěi）。特别是她丈夫曾经两次有病住院，欠了500多元钱饥荒。
“自打有了富民的好政策，姜淑芝一家人起早贪黑，不辞辛苦，养了猪、牛、羊、鸡、鸭、鹅，房前屋后还种植了水飞蓟、玉米笋等经济作物，去年仅副业就收入7200元，人均900元，家里买了电视机、收录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银行还有存款。
“二赞姜淑芝致富不影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姜淑芝搞家庭副业，几乎全靠业余时间。她家有5个劳动力，去年在队里挣了25000多分。
“姜淑芝本人是生产队的大嫂子队长，去年她带领14名妇女承包了生产队的45亩烤烟，还种植了白瓜、甜菜等，挣了3000多分，被评为县、社、队的三八红旗手。
“三赞姜淑芝致富不忘国家。她家生产的农副产品，包括猪、牛、羊、禽蛋和上山采集的蘑菇、木耳等，从来不高价卖给个人，全都交售给了国家。
“四赞姜淑芝致富不忘乡亲。姜淑芝靠家庭副业冒尖以后，本村社员凡有求借她的，都能慷慨解囊。目前，她家已经借出去1500多元，帮助别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和发展家庭副业。
“我们衷心希望像姜淑芝这样的冒尖户越多越好。”
当年，姜淑芝被合江地区妇联授予“养牛能手“的称号，还当上了县劳模。第二年三月份，她当选为省人大代表，我给写了篇报道《专业户姜淑芝当选省人大代表》，分别刊登于《合江日报》和《黑龙江农村报》。
我在另一篇报道《一花引来百花香》中写道：姜淑芝成为全县闻名的“姜大干”。从1979年到1981年，3年时间内，她家卖给国家9头牛、18头猪、20只羊，收入1.1万多元。1982年，她家养猪15头，养牛7头，再加上其他家庭副业收入，年底可达万元。
姜淑芝的事迹上了广播、登了报纸，三星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受到很大鼓舞，妇女们纷纷搞起了家庭副业。
这个大队社员的家庭副业收入，每年都占大队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全大队236户社员，户户养猪，其中养5头牛以上的有36户，养10只羊以上的有13户；家家在房前屋后种植经济作物，当年全大队仅这一项收入就达5万元。
1983年1月11日，我采写的《社员赵春平一年添了七大件》刊登于《黑龙江农村报》一版：
“宝清县宝清镇亨利大队一队社员赵春平，去年家里添了七大件：一台1200多元的彩色电视机、一台231元的金鱼牌洗衣机、一台275元的落地式收录两用机、两块手表和两辆自行车，还存入银行1000多元。
“近年来，赵春平所在的亨利一队改变了农业生产‘单打一’的局面，大力发展蔬菜生产和副业生产，提高了经济效益。
“去年在遭受旱灾的情况下，全队人均收入达到了300元。73户社员平均每户领回现金千元左右。赵春平家5口人、3个劳力，净剩4000多元。”
当年我采写的另一篇报道《亨利大队家家安装上电表》显示，有200多户的亨利大队，家家户户都安装上了电表，普遍使用了电风轮。有50多户社员购买了电视机，还有的买了洗衣机和落地式收录两用机。
这个大队在上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劳动日值达到两元。有95%的社员在银行存了款。
我采写的说唱新闻《带头致富的好党员》，发表于1984年11月24日《合江日报》。
甲：共产党员沈吉堂，家住宝清夹信子乡。
乙：勤劳致富人称赞，“烤烟大王”美名传。
甲：老沈今年五十九，好像四十刚出头。
乙：（白）你也太能玄了。
甲：原籍辽宁岫岩县，党龄正好三十年。
乙：当过支书、大队长，搞副业生产有名望。
甲：提起这茬儿好难受，心酸的泪水往下流。
乙：（白）咋的啦？
甲：老沈为此哈过腰，头上还戴顶大高帽。
乙：（白）这都是“四人帮”搞的。
甲：说他是“铁杆走资派”，种烤烟就是种祸害。
乙：（白）真是荒谬已极！
甲：老沈素来脾气犟，一气之下走他乡。
乙：自打粉碎“四人帮”，富民政策暖心房。
甲：老沈重新种烤烟，烘烤的烟叶金灿灿。
乙：油润丰满气味正，都是色泽金黄的头、二等。
甲：收入在村里冒了尖，连续两年超万元。
乙：一花独放不是春，老沈热心帮乡亲。
甲：掌握技术不保守，谁来“取经”都传授。
乙：烤烟过去没人认，如今都看准这一门儿。
甲：全村栽种一千亩，人均收入七十五（元）。
乙：烤烟屯在全县出了名，乡亲们夸老沈立头功。
合：致富路上当模范，徐马村的好党员！
共产党员带头致富为什么会受到鼓励？
农村的万元户，绝不是靠钻改革的空子，以权谋私，或者利用坑害国家、坑害他人的非法手段一夜暴富，而是埋头苦干加上懂技术善经营，才会成为农村致富的带头人。
有必要重申一句，那时候无论是谁，在农村成为专业户、万元户的前提，还是因为有了好政策。
就拿全国的第一个农村万元户黄新文来说，脑袋瓜儿是真灵活。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他就把自家种植的头菜腌制加工出售增加收入，可是却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受到严厉批判，而且连家里唯一的木制头菜桶（可加工1万多斤头菜）也被大队治保会给没收了，还怎么脱贫致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黄新文这个有头脑有本事的农民意识到农村政策开始变好了，农民发财的机会到来了。他抓住机遇，敢为人先，凭着自己的勤奋和才干，多路进财，很快走上了富裕之路。 （文中图片源自网络，由衷感谢摄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