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杜瑞芝陪同习仲勋在农村与基层干群交谈。资料图片

林若、朱森林、杜瑞芝3位同志谈论回顾改革开放30年。资料图片

杜瑞芝(右)和杜润生两位对农村改革起了重大推动作用的“二杜”在一起。资料图片

杜瑞芝同志逝世

■胡锦涛、习近平、温家宝、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表示深切悼念

■汪洋叶选平欧广源等前往送别

杜瑞芝同志是广东省农村工作的老领导。自1950年12月南下广东后，全心全意、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于“三农”工作上，并为之奋斗了60多个春秋。特别是在广东农村改革的早期，他进行了许多“先行一步”的探索，留下了农村改革的精彩篇章。

为“包产到户”推行开道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而农村改革则从“包产到户”突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东省的湛江、惠阳等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穷队也纷纷实行包产到户。当时，不少党员领导干部对搞“双包”（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想不通，认为“搞包产到户就是搞资本主义”。对此，杜瑞芝同志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他认为，包产到户，个人付出与收入挂钩，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对于农村出现的这种新生事物要热情对待，不要“对新情况一知半解，对老经验一往情深”，或者见了新生事物假装不知道，不敢表态，“不点头，不摇头，天天等‘红头'（文件）”，而是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敢于“点头”，勇于担当。杜瑞芝同志说：“我们广东搞大包干是从困难地区开始的，为什么呢？活不下去了”，“‘双包'的最大动力是农民的肚子问题”，“民是国之本，民以食为天，民生第一大要务就是解决吃饱肚子问题”；农民搞“双包”还有个“三反对”问题：反对平均主义，反对瞎指挥，反对苛捐杂税。

1980年3月，杜瑞芝同志借到湛江地区检查春耕生产的机会，深入调查当地包产到户的情况。他发现，凡是增产的地方，都是暗中搞包产到户的。他由此得出结论：“搞包产到户总比让老百姓逃荒饿肚子好。”于是，他实事求是地整理了湛江地区包产到户取得成果的多份典型材料向省委汇报，一再呼吁，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不要硬纠强扭，不要与农民群众搞对立”。1980年6、7月，杜瑞芝同志又带工作队到惠阳地区紫金县蹲点调查两个月，连续两次向省委和省农委党组写报告，认为“包上缴”好，群众最怕“打大捞”，应顺应群众要求。他说包产到户“是调动群众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政策，没有必要强调只是权宜之计”，“也不要采取仅仅是‘允许'的被动态度”。他的两份调查报告，得到当时省委杨尚昆同志的充分理解，说“我已经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报告了”，并批示将报告发给省委常委和正在省里开会的各地（市）委书记。

1980年9月至1981年7月，杜瑞芝同志在代理惠阳地委书记期间，竭力在全区推行包产到户，为全省包括富裕地区带了个好头。在1981年1月召开的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同志明确支持杜瑞芝同志的主张，广东省范围内结束了“包”字之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省各地迅速推开。

杜瑞芝同志积极参与了从1982年到1986年党中央、国务院五个“1号文件”的调查、研讨、起草工作，并被戏称为杜润生改革团队的“四路诸侯”之一，对推动全国农村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先富”与“共富”探索指路

在广东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各项政策逐步放宽，一些农户靠勤劳增加收入，迅速成为农村致富的排头兵，一批“专业户”、“重点户”和“经济联合体”应运而生。率先富起来的“万元户”成为议论的热点，也成为患“红眼病”的人责难的对象。有的甚至“上纲上线”，说什么“抓了个体，丢了集体”。据此，杜瑞芝同志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事例，在多种场合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宣传、解释，消除误解和疑虑。在1982年省农委召开的一次专业户座谈会上，杜瑞芝同志站出来为专业户、万元户正名。他说：专业户靠勤劳致富，完全正常，应当给予支持。1982年8月19日，杜瑞芝同志在佛山地、县领导干部会议上讲“放手让专业户发展，不要怕”。

杜瑞芝同志认为：“农民群众搞了包产到户，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部分农村能人带头拓宽生产领域，扩大生产规模，追求致富，这样就在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方面出现了一批承包大户。”他对此始终给予鼓励和引导。经他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同志争取，南海县被列为农村改革试验区。他经常到该试验区了解情况，指导如何探索农业的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问题。

杜瑞芝同志既鼓励农村一批能人通过辛勤劳动、艰苦创业先富起来，同时不忘探索解决贫困地区农民收入不高的问题。特别在近几年，他经常思考“先富如何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他说，“让先进入市场经营的先富者教会后进入或没有进入市场经营的贫困户，学习运用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交换更多资源，从而致富”；“要让贫困农民学会自己走路，不能扶起来，又穷下去。贫困户也不能成为‘三靠队'，天天扶，天天贫。”他还表示：“不解决贫困户的发展问题，何谈幸福？只有农民幸福了，广东才会有真正的幸福！”

为“雇工经营”扫除障碍

杜瑞芝同志支持农村专业户、重点户、经济联合体发展的过程中，触动了承包大户“雇工经营”的敏感神经。其中肇庆地区高要县沙浦公社沙一大队社员陈志雄的雇工经营事件就引发了轩然大波。陈志雄在当地承包鱼塘面积497亩，全年雇请固定工5个，临时工1000个工日。1981年5月至9月份，《人民日报》就“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展开了专题讨论，争论最激烈的是“雇工问题”，还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高层领导的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等五位领导分别作出批示。广东省委指定杜瑞芝同志组织调查。“雇工”问题，一直是没有人敢触犯的“禁区”。直到1980年中央“75号文件”，仍然明文规定“不准雇工”。杜瑞芝同志很巧妙地处理了这个棘手的难题。首先安排省农委调查研究，并以广东省农委的名义将《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上报省委和国家农委，充分肯定陈志雄开创了专业承包的先例，强调“这种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这个情况报告还有理有利有节地应对了个别领导关注的雇工经营的性质问题，避免再引起无休止的争论。

在对待“雇工经营”的问题上，杜瑞芝同志有独到见解。他说：“个体经营、联合经营、专业承包中已经出现的一些雇工现象是因为他们在生产和经营中，劳动力不足，搞不了，就雇工。”杜瑞芝同志经常用典型事例说话：“我听到珠海打工的农民说，在珠海打工每月有500元，在家却找不到饭吃。”他反问那些反对雇工的人：“那雇工比没有饭吃好吧？”关于雇工的性质问题，他更是毫不含糊地指出：“现在出现的雇工现象同旧社会的雇工剥削，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不能相提并论。”他在1982、1983年不下10次谈到承包雇工问题，不断为“雇工经营”洗冤正名，扫除障碍。

杜瑞芝同志对雇工经营的见解，逐步被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接受。随后几年，在逐步营造允许雇工经营的宽松环境下，广东的私营经济得到蓬勃发展。

为“农产品流通”给力放行

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实行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除了对粮棉油等项实行统购外，还对生猪、水产品等实行派购式专营，品种多达132种，几乎所有主要的农副产品的交易均由国营商业垄断经营。对此，杜瑞芝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流通领域长期不允许多家经营，而且只能‘一口价'，说穿了，就是不准农民参与市场竞争，不和农民讲等价交换。”为此，杜瑞芝同志认真贯彻省委的决定，对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实行改革。

杜瑞芝同志认为，对于购销体制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难度和阻力很大，但是不能因此不去碰”，维持旧体制势必重复先前农副产品“多了砍，少了赶”的局面，重复“东西越少越要统派购，越统派购东西就越少”的恶性循环，改变不了“短缺经济”的困境。如何改变这种旧体制呢？杜瑞芝同志概况为“三为三抓”：

一为恢复生产而抓产供销三管齐下放开。农产品流通改革的突破口就是率先放开“肉牛”。杜瑞芝同志根据1978年中央37号文件关于“牧区可以养一两头自留畜”的规定，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贯彻37号文件，当时省委、省政府领导刘田夫、杨立彬同志认为很好，于是1979年2月，广东省颁布了《关于恢复和发展养牛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明确：农民、城镇居民都可以私人养牛，而且对残菜牛和耕牛的购销也完全放开。这项改革很成功，耕牛存栏量和市场交易量直线上升。

二为等价交换而抓农产品价格放开。1982年5月，杜瑞芝同志主持召开了全省水产养殖工作会议，他不同意通过增加派购扭转“吃鱼难”局面的意见，并提出另一种新办法：“把鱼价放开”。省委采纳了这一主张，结果一放开鱼价，鱼的市价贵了，一度遭到吃惯牌价鱼形成固定观念的市民骂街，出现“阵痛”。由于把鱼价放开，产量大增，1984年全省鱼产量突破100万吨，只用了两年时间广东便从“吃鱼难”变为“南鱼北调”。

三为货畅其流而抓农工商综合经营。为了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杜瑞芝同志于1980年4月组织参观学习组赴四川取经，学习四川省办农工商综合经营的经验，回来之后搞试点，之后召开会议，推动珠江三角洲和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成立农工商公司和农工商联合经营企业，冲破国营商业长期实行的高度垄断经营，缓解了农产品买难卖难问题。

搞活农产品流通，尽管几经风雨，出现过反复，最终还是不断突破，1983年广东省再次把水果、家禽等16种农产品放开经营，结果又是一放就活，货畅其流。

为农村改革历史经验立言

杜瑞芝同志引领农村改革，闯过一道道难关之外，自1985年卸任省委常委职务之后，时时不忘农村改革。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不忘历史教训，1987年至1994年，杜瑞芝同志亲自组织编委会和写作班子，编写广东省农业合作史。经过7年艰苦工作，于1994年出版了全国第一本省一级的颇具影响力的农业合作史。

杜瑞芝同志与秘书张敬东一起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互动”，指导、帮助张敬东同志写作和出版了《杜润生他们》、《广东农村改革纪实——杜瑞芝访谈录》、《虾案实录》和《我为先行者歌》等著作，记述了农村改革鲜为人知的一个个伟大创举，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中张敬东同志于2004年底采写的《任仲夷：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先驱》的长篇通讯，由杜瑞芝同志当面向任仲夷同志推荐，任仲夷同志欣然同意接受采访，并提供相关材料。文章初稿写出来后，经任仲夷同志亲自审阅、修改、定稿、签发文章。先在《秋光》杂志分四期发表，一年后任仲夷同志不幸辞世，从隔天起，《羊城晚报》等报刊大篇幅图文并茂转载，任老这位广东改革开放的先驱在读者和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反响。

杜瑞芝同志支持广东省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广东农村改革发展史论》。杜老不仅接受该中心主任江惠生的邀请，而且畅谈了广东农村改革的历程，还于2009年7月参加了在从化召开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暨农村改革三十周年”研讨会，作了题为《关于初级社和初级阶段》的重要讲话，他说：重温新中国60年历史和农村改革30年历史，从中体会出三个结论：一是“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左'的错误，等于跑步上了喜马拉雅山”；二是“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三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促进土地流转，坚定家庭经营体制，长久不变”。杜老讲话从不拐弯，一语中的，语重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