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广西农民运动先驱、百色起义领导人韦拔群壮烈牺牲。在那风雨如晦的艰难岁月里，韦拔群带领穷人闹革命，坚信“雾散天会晴”，以非凡的智慧、胆识和牺牲，为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立下了卓越功勋。他的革命实践和英雄壮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称赞。岁岁清明，绵绵哀思，让我们重温红色故事，感受先烈事迹之中蕴含的精神力量和信仰之光。

——编 者

韦拔群：右江农民运动的先驱

■孙彤

百色起义纪念馆内的韦拔群塑像。黄池婷供图

右江，千年不竭地奔涌在桂西大地上。这里孕育了右江革命先驱、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韦拔群。

韦拔群，1894年2月6日生于广西东兰县武篆区东里屯一户壮族农家。他12岁离家，先后到东兰县高等小学、宜山庆远中学和桂林法政学堂求学。1916年初，他在贵州加入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参加了护国战争；后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到黔军任参谋。

辛亥革命的枪响，护法战争的硝烟，十月革命的炮声，五四运动的呐喊，使这位壮族热血青年迅速觉醒。1920年9月，他离开黔军，赴上海、广州寻访孙中山。在广州，他加入受孙中山和廖仲恺支持的“改造广西同志会”。次年，韦拔群从南宁回到东兰，开始了他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

三打东兰

一回到东兰，韦拔群便与当地革命青年一道，结成秘密的革命同盟“改造东兰同志会”。从此，这一带成为广西农民运动的发源地。韦拔群以杰出的才能，迅速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1923年夏天，韦拔群创建了东兰县农民自卫军，把农民运动同建立农民武装结合起来，东兰农军迅速发展到1000多人。从这年7月起，韦拔群亲率农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拉开了右江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

7月1日凌晨，四路农军300余人扛着火枪、大刀、长矛，赶到东兰县城四周埋伏。破晓时分，农军总指挥韦拔群鸣枪示意，各路农军立即向东兰城发起进攻。霎时间，县城四周杀声震天，从睡梦中惊醒的警察和民团团丁慌忙占领城内有利地形，向农军射击。农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与敌军展开英勇战斗。将要破城时，滂沱大雨从天而降，火枪的火药被雨淋湿后失效，再加上城南河水暴涨，农军进攻受阻。

为了保存实力，韦拔群下令撤兵。同月31日，韦拔群指挥农军800多人，第二次攻打东兰县城。这时，桂军从百色调来一个营，配合县警察队和民团防守。农军遭到敌人猛烈反击，第二次攻城未能成功。

9月，韦拔群在武篆召开军事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共商破敌策略。会后，他深入东兰、凤山、都安、百色等地，发动青年农民参军参战。10月，农军发展到近2000人。10月21日凌晨，农军1500多人在韦拔群的率领下，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四路农军划分了攻击目标，统一了联络信号，总指挥韦拔群率部埋伏在城南。天刚破晓，韦拔群打响信号枪，四路农军一齐向县城杀去。各路农军互相配合，稳扎稳打，从四面逼近街巷，与敌人进行激烈的巷战。中午时分，敌人全部缩进县衙。韦拔群命令农军将县衙层层包围，待天黑后再进攻。

夜幕降临，农军发起进攻，逐渐缩小包围圈，寻找突破口。天将破晓时，韦拔群下达总攻命令，农军冒着枪林弹雨，架梯翻越围墙，跳进衙门，与敌人近战搏斗。韦拔群指挥突击队砸开大门，农军战士一齐杀进县衙，敌人小部被歼，大部投降。东兰县城获得解放。韦拔群在庆祝大会上宣布：取消反动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废除各种剥削契约，提倡民族平等和男女平等，为建设东兰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而共同努力。

参与领导百色起义

1925年初，韦拔群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他以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回到东兰，继续开展农民运动，坚持武装斗争。1926年11月，韦拔群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8月，在共产党组织召开的广西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韦拔群被选为省农民协会副主任。从此，他在中共广西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事农民运动。

由于广西政局急剧变化，邓小平和广西特委率领共产党掌握的部队准备在百色、恩隆（今田东县）举行武装起义。韦拔群根据指示，率领农军，从南宁乘船溯右江赶回东兰。

韦拔群回到东兰，率领农军趁势攻下东兰重镇三石，继而攻占武篆，在武篆设立农军总部，指挥东兰、凤山两县农军以迅猛的行动，消灭两县反动武装，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为了做好起义准备工作，党组织派雷经天等人秘密进入右江，联络韦拔群等领导的右江农军，以策应武装起义。10月下旬，邓小平、张云逸率人押运大批军械物资，由南宁乘船进入右江，韦拔群组织沿江农军周密护航。10月底，全部军械物资平安运抵平马、百色等地，使即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和农军及时得到武器。这时，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警备第四大队、广西教导总队进驻百色、平马等地，与右江农军会合，组成了强大的武装力量，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

1929年12月11日，震撼祖国南疆的百色起义胜利举行。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光荣诞生，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韦拔群担任红7军前委委员、第3纵队司令员和苏维埃政府委员。

百色起义使敌人胆战心惊，国民党勾结右江反动势力，集结重兵向百色扑来。韦拔群率领红7军第3纵队投入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中。1930年2月4日，桂系军阀调集30多个连，扑向隆安，妄图打开进入右江的门户，袭取右江腹地。2月6日，韦拔群奉命率第3纵队从平马赶到隆安，增援第1纵队。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最终顺利完成战斗任务。

1930年10月，红7军在河池整编，把原来的第1、第2、第3纵队整编为第19、第20、第21师，韦拔群任第21师师长。随后，红7军主力远征，韦拔群奉命率部在右江地区坚持游击斗争。韦拔群坚决服从党的决定，以全局利益为重，把第21师的1000多名官兵补充给远征的主力师。

随后，韦拔群带着第21师军旗和100多名战士回到右江，与师政委陈洪涛一道投入保卫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他们把东兰、凤山、都安等县的赤卫军常备营共2000多人补进第21师，迅速扩充到4个团和两个独立营。1930年12月初，第21师成立大会在恩隆县乙圩镇召开（次年8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独立师）。

苦战西山

1931年春，桂系军阀调派廖磊所部6000多人在当地反动武装配合下，分四路对右江红色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面对数倍于己之强敌，韦拔群指挥各级苏维埃政府人员和群众分散转入山区，继而率领第21师师部及警卫部队转入东兰西山，把4个团部署在进入西山的几条通道上打游击，阻敌进犯。敌军把“围剿”的矛头指向西山，派兵侦察、骚扰，妄图把红军引出山外。这一招失败后，敌人又采取封锁围困的办法，妄图困死西山军民。韦拔群指挥军民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忽南忽北，声东击西，在西山外围不断与敌人周旋，相机消灭敌有生力量。敌人在西山周围绕了半个多月，仍不敢贸然进山。于是，他们又收拢兵力，企图从一两条通道突进西山。凭着高山密林作掩护，韦拔群集中兵力阻击敌人。不久，桂系军阀与广东军阀准备联合倒蒋，急令廖磊率部撤离东兰、回师待命，敌人的第一次“围剿”草草收场。

1931年11月中旬，廖磊再次指挥正规军8000多人，对东兰、凤山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敌人见路就堵，见山就占，见人就抓，还组织别动队专抓韦拔群，气焰十分嚣张。韦拔群领导西山军民把地雷埋设于交通要道，将部队分散成若干个“杀奸团”隐蔽山中，严密监视和打击敌人。敌人一踏进迷宫似的西山，即被切断后路，断绝给养，很多敌人被炸死。在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里，韦拔群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为了鼓舞军民的革命斗志，他编写了一首《革命到底》的山歌，歌中唱道：“穷人闹革命，穷乡亲，雄心要坚定；今日处境难，但相信，雾散天会晴。”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宣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在与敌血战而未能出席会议的韦拔群，被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8月，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开始了。韦拔群把西山中的青壮年农民全部武装起来，编入红军和赤卫队，又发动军民自造大刀、长矛，拿起刀枪棍棒，保卫根据地。在韦拔群的领导下，军民挖设陷阱、埋下地雷、在山腰隘口设置滚石、砍倒树木拦断山路。很快，“杀奸团”遍布山隘、村落和岩洞，部分红军乔装后还混入敌军内部掌握敌情。与此同时，韦拔群和政工干部一道，大力开展瓦解敌军的政治攻势。随着苦战时日加长，西山军民的弹药、粮食越来越少。此时，韦拔群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脚穿麻草鞋、身穿破旧衣服，拖着病体日夜穿行在山林之中，组织人民，指挥战斗，解决给养，慰问伤员。

1932年10月19日凌晨，韦拔群被叛徒杀害于东兰西山香刷洞，时年38岁。当韦拔群牺牲的消息传来，广大军民无不万分悲痛。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背回韦拔群的尸体，将他安葬在特牙山上。

毛泽东曾多次深切地谈起：“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