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河北一带抓小型林鸟的人不少。盗猎者清晨架捕鸟网，一天不收，广西、广东的盗猎者晚上抓水鸟，天快黑了放诱鸟机，用喇叭放各种鸟的叫声，架上捕鸟网，水鸟一听到声音哗哗哗就飞下来了。野保志愿者在安徽宣城、庐江查盗猎痕迹，十公里的山路边铺满了偷盗者设的电网，江西、湖南、湖北的山里也铺电网，上面是被一万多伏的电网电死的麂子、野猪，“这些动物的蹄子已经被电得卷起来。”刘懿丹说。

盗猎者有时很狡猾，反盗猎能力也很强。李根山和同伴一般是晚上八点出发去山里，抓黄羊盗猎团伙，当地有六七个盗猎团伙长期抓不住，“抓捕猎的人要凭消息、凭运气，山大沟深，车在山里跟蚂蚁一样。”他最近一次是大年初五进山，“只看见车辙印，不见车。”

李根山告诉《财经》记者，在中卫的大山里，盗猎者远远看到打击盗猎的志愿者，知道如何把黄羊扔到沟里埋好，等志愿者走后再取猎物。盗猎者的探照灯可以照得很亮很远，黄羊看到灯就不跑了，盗猎者再放猎狗去咬死黄羊，“一辆车就是一个团伙，盗猎者有分工，有的开车，有的打灯，还有放狗的，抓猎物的。”有的盗猎者甚至非法持枪盗猎，“把枪藏在山里，用时去取。”

一些野保志愿者表示，在一些山边水边的村子里，有人常去打野味。广东农户罗松林曾捉过野生动物，他告诉《财经》记者，干农活的同时，他会在山里放扑捉器打野味，野味主要供给城里的大老板和想吃的人，打到没人要的自己吃。“有时搞有时候不搞，断断续续好多年了，周围也有一些这样的人。”打好了“猎物”，就给动物贩子打电话，送到固定地点。“活物卖的比较贵，死了就便宜卖了。”钟华平小时候在乡下，也见过捕蛇、麂子、豪猪、野鸡、老鼠的人，“老家有很多长年以捕捉野生动物、做野味为生的，都带着猎枪。”他说。

真盗猎，假养殖

在人类利用野生动物的利益链上，野味只是其中一环。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野生动物交易是一个年产值约500亿元的市场，牵扯100万人，50万养殖企业和养殖户。除了野味，还有动物器官，如毛皮、牙齿，以及观赏展演、异宠、药用等利用形式。

在各地藏匿着众多买卖活体野生动物的市场。一些人相信野生动物，例如穿山甲有所谓“大补”功效，或者用猫头鹰泡酒治疗头疼，觉得可以“以形补形”。

“异宠”里，需求最大的是将野鸟抓来作笼养鸟，近年来也有抓豹猫作宠物的，“看起来你只买了几只，但背后被捕捉运输的是成百上千只，很多会死掉，隐形伤害很大。”天将明说。

更大的问题是，一些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和利用，却有合法证件作掩护。

就在新冠疫情暴发的2019年年末，“让候鸟飞”的志愿者们和当地森林公安、林业部门在浙江金华磐安县一个农贸市场的六家店里，发现了大量非法捕猎的野生动物，同样是这几家店，2017年12月他们检查和举报过，当时这六家店什么合法证件都没有，查处之后，如今不但继续销售，还有了合法证件。在浙江淳安县千岛湖，志愿者发现“野味”贩子在市场附近的马路上宰杀销售麂子、野猪，手上都有合法证件。

中国动物保护相关法律规定，以保护、研究或经济利用等为目的，想要驯养繁殖、经营利用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林业部门取得“驯养繁育许可证”和“经营利用核准证”，野生动物来源不清、驯养繁殖尚未成功或技术尚未过关、野生动物资源稀少、不能满足种源或经营利用要求等情况下，不得发证。但野保人士均表示，根据他们常年走访调查，全国各地的所谓野生动物“养殖场”有一部分达不到以上标准，实际上从事的是非法盗猎、交易野生动物的营生。

在华东一处农贸市场，野保志愿者看到，贩子们手里握有合法证件，却说不清销售野生动物的来源。广东市场上非法销售大量野鸡、野鸭、水鸟，号称来自安徽、湖北的养殖场，每年9月，都有数万只候鸟被闷死、冷冻、从天津、河北空运到深圳、广州，但据野保人士调查，这些养殖场并没有从事野生动物养殖，动物来源实际上是非法盗猎。

天将明表示，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本应是耗资巨大又艰苦的技术工作，大部分野生动物都无法实现满足商业化需求的规模化繁殖。但现实情况是，很多人靠养殖场迅速发家致富。“这是全国非法盗猎和经营销售的普遍现象，这些合法证件实际上起到的是给非法盗猎者‘洗白’的作用。”

他举了一些例子，一些明显无法实现商业化大规模繁育的动物，例如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穿山甲、大天鹅、小天鹅，一些养殖场和保护科研机构都有驯养繁育许可证。山东聊城的大天鹅栖息地，实际上圈养的是捕捉来的大天鹅，一只卖几百块钱。洞庭湖、鄱阳湖边的栖息地里有很多养殖场，手上握有驯养证，但迁徙的大雁、野鸭、灰鹤、白鹭却成了所谓养殖人员的猎物。鹭鸟养殖场很多，却是从野外偷盗鸟蛋再孵化去卖。还有黑水鸡、骨顶鸡，这些非法收购的野生动物，只要进入养殖场内就被视为合法。又如燕鸭，这是一种要3-5年才能性成熟的野生动物，燕鸭性成熟后也不一定能按照人的意图在人工环境下大规模繁殖，需要不断投入试错，但许多养殖场里都有成千上万只燕鸭，“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繁殖出这么多？”

法律规定，对于国家濒危保护物种可以做驯养繁育，要以保护、科研为目的，但实际结果是有些此类驯养繁育变为以盈利为主，一些曾经放开商业化繁育的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例如丹顶鹤、娃娃鱼、梅花鹿，在人工繁育的过程中，在野外基本消失。

野保组织曾多次向地方林业部门申请养殖场信息公开，例如“让候鸟飞”曾向四川林业部门申请公开具有穿山甲驯养繁育许可证的企业名单，林业部门以申请资料缺乏说明所申请内容属于自身生产、生活、科研需要为由，拒绝公开，湖南永州等县林业局也表示此类信息涉及商业机密、个人隐私，拒绝公开。“既然公司和养殖场表示驯养繁殖技术成熟，允许它们经营利用，就应该接受社会监督。”天将明说。

野生动物盗猎销售在法律惩处环节也存在漏洞。市面上非法交易的野生动物，除一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大量存在的是麂子、野猪、野兔、蛇类等“三有”保护动物（非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亦受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受保护力度明显不足。

按照法律规定，明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收购、数量达50只以上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但要定罪，必须查实非法捕猎的“上家”，因为涉案的是“三有”动物，不能直接定性为刑事案件，导致公安无法动用必要的刑侦手段，大部分案件都因为查不到“上家”从轻判决或不了了之。

下一场病毒疫情能否避免？

2005年刊发在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新发传染病）期刊上的《野生动物贸易与全球疾病的出现》一文指出，自1980年（至2005年），人类出现了超过35种新传染病，平均每8个月就会出现一种新传染病，艾滋病、埃博拉、SARS（如今我们又看到MERS、新冠肺炎）都与不当接触野生动物有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发或复发牲畜疾病，包括牛海绵状脑病、口蹄疫、禽流感、猪瘟等，世界经济损失超过800亿美元。

研究人员表示，人和野生动物发生近距离、非自然接触，野生动物被大量关在一起，疫病发生的几率很高，食用、接触未经过检验检疫的野生动物，也增加病毒传播风险。

伦敦动物学会教授安德鲁•坎宁安（Andrew Cunningham）认为，中国的活鲜市场是人畜共患病毒出现的理想温床。当大量不同物种的野生动物被关在卫生条件恶劣的环境下，动物携带某种人畜共患病毒的可能性会增加，这种动物将病毒传播开去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保护人类健康的最佳选择是关闭活体野生动物交易场所，如果有必须发生的野生动物交易，要严格规范。

自疫情爆发以来，来自多方的声音开始呼吁，为避免病毒从野生动物传播给人，人应该减少对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干预、保护野生生物栖息地，不非法捕捉和买卖野生动物。2020年1月24日，19名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院士、学者联名签字倡议杜绝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和食用，从源头控制重大公共健康风险。

野生动物商业化交易的坏结果是少数人获利、全国乃至全球人一起承担风险和危机。“人类对动物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唯有和野生动物保持合理的距离，才有可能降低来自未知领域病毒的风险。”常年从事穿山间保护工作的长沙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长周灿英对《财经》记者说。

要求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呼声越来也高。“现在的问题是，野保法打击不了犯罪分子，法律制裁也不疼不痒。”刘懿丹说。在一线做了大量调查的野保界人士发现，野生动物保护最大的问题在于野保法，由于盗猎、销售贩子用合法证件掩盖非法盗猎、销售的行为，野保界甚至感到野保法被不法团伙当成了“野生动物利用法”，他们希望扩大野生动物保护名录范围，进一步推动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以及禁止以商业利用为目的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活动。

2020年2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做出回应，表示已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王瑞贺表示，当前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不够，野味市场泛滥构成公共卫生安全重大隐患，拟将修法列入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

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近日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只要（人们）还在以任何形式消费野生动物，距离文明，我们就还有很远，很远。”周灿英长期从事穿山甲保护工作，她认为，保护野生动物，对老百姓的教育普及很重要。“中国官方2019年启动了穿山甲专项调查，很多平台也有推文宣传穿山甲这个物种。此前中国人对穿山甲的特性不是很了解，到底应该怎么去保护，野外还有多少存量，也无数据可查。国人并不知道穿山甲濒危到了何种程度。”

这两年，她和团队在湖南、江西山里做穿山甲调查工作，向村民普及野生动物知识，正在看到一些成果。“对野生动物的利用，是人的中心主义在作怪，野生动物本身在山里、水里，穿山甲这样的动物，来到地球比人都早，它们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们不应该去破坏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不应该去伤害它们。”周灿英说。

（应受访者要求，钟华平、罗松林、天将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