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生产队时期，七十年代政策松绑，村里一些脑子活泛的人就开始尝试着发家致富，有的榨香油，有的磨豆腐，有的开裁缝店，有的开理发店。父亲当了二十年生产队会计，没有什么技能，这些都干不了，他不知在哪里看的广告养土鳖可以致富，就买来土鳖种，又买了几口缸装上细沙，在东屋试着养土鳖。

父亲在东屋里间挂上棉门帘，把土鳖的卵埋进缸里，因为土鳖孵化需要四十度以上，又买了一只煤球炉。那时候农村没人烧煤球炉，煤球没地方买，都是自己打，打煤球就成了我和哥哥的活，因为力气小，煤泥压不实，打出的煤球都是半截。为了省煤，灶房的火也熄了，做饭就在东屋里间这个土鳖养殖室里，夏天四十多度高温，我们进去盛一碗饭的功夫衣服就能湿透，父母在里面做一顿饭，比蒸桑拿还过瘾。土鳖很快孵出来了，我们用麸皮喂它，很快就长大了，长大的土鳖接着产卵，然后再孵化。我和哥哥到处掏鸡窝，逮到土鳖也放进去充数，没过多长时间就有了第一次收获，父亲把土鳖煮死晒干，拿去药材公司出售。这时问题出现了：土鳖晒干后重量特别轻，一公斤的价格听着很诱人，但好大一堆土鳖也卖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还捎带着做饭，恐怕连煤钱都赚不回来，这明显不是个好营生。后来听说邻村有个人想养土鳖，父亲就把剩余的土鳖连缸一起给了他，只问他要了缸钱。这一次尝试虽说失败了，好歹没折本，只赔了几个月功夫。

80年怀疑我得了肝炎那次，父亲带我去县城检查，下午去了西关大队一个表大爷家，表大爷领我们去了他们大队的水貂养殖场，一个大院里整整齐齐摆放着几排铁笼子，里面关着黄鼠狼模样的黑色水貂，也有个别白色的。我不懂大人说些什么，但几个月后的一天傍晚，一辆汽车在家门口停下，卸下来许多笼子，每个笼子里装着一只水貂，原来父亲和村里几户也想养水貂挣钱了。

水貂是吃肉的，那年月，人都成年吃不了几回肉，哪能天天割肉给它吃！父母想方设法给这一公三母四只水貂找饲料，谁家逮了老鼠、死了小鸡小猪，都送过来给我们喂貂。我和哥哥一到晚上，就扛着网拿着手电筒去生产队的牲口棚里逮麻雀，星期天拿粗铁丝砸的标枪去村子周围的翻水洞和水塘里找青蛙、捉鱼。生产队牲口下崽的胞衣按我们这的风俗都挂到了村外的树上风干，父亲把攒了许多年的胞衣也摘了来喂水貂吃了，再不够，就只有花钱到公社食品公司买便宜的猪肺猪肝。很快水貂下了十三只崽，小崽迅速长大，食量大增，找的这些不花钱的饲料连半饱也不够，上哪里借钱给水貂买肉成了家里的难题。父亲算了算账，将来卖貂皮的钱除去买肉的成本，剩不了多少，全家人为它整年不得安生，却得不到多少回报，明显不能再干下去了，父亲赶快找到下家转让出去，及时止损。

好在前两次的尝试都没多大损失，虽然赔了些功夫，至少家里的元气未伤。包产到户后，我家买下了门外临街那两间记工房，房子很破，父亲修葺了一下，打算开一个代销店。父亲在院子里打了些水泥板，等干了，就用砖和这些水泥板砌成货架柜台。从公社供销社进了第一批货，就这样开业了。

代销店卖的品种很少，就是些油盐酱醋、日用小百货、烟酒点心。公家的供销社在大队所在的那个村，我们这个自然村的村民买东西要跑一里多路，而且供销社是按点上下班，早了晚了都不开门，因此我家的代销店生意还好，尤其到了晚上，队里的牲口棚没了，这里就成了人们的活动中心，大家聚在这里谈天说地。

后来进货主要去县里供销社，虽然路远得多，一天才能走个来回，但进价要便宜些，能多赚些钱。看父亲进货回来晚上在家里整货，是我小时候的乐趣之一，因为有时候能看到些稀罕东西，比如造型别致的削笔刀，背后贴着电影明星图片的小镜子。

那时候除了种地，大部分人没有别的营生，不像现在可以打工。而那时又是农业反哺工业时期，发达国家都是政府给农业补贴，咱们这里不但没有补贴，农民还要交公粮、交农业税、交提留、出义务工，负担特别重，而粮食又极不值钱，最便宜时一斤玉米八分钱，一亩地好的产量是六七百斤，只能卖四五十块钱，而农药化肥等工业品却很贵，一包尿素都要三十多元，所谓的丰产不丰收，农民的日子很苦。我放学了在代销店帮父母看店，那时候一斤醋九分钱，一斤盐一毛多，有的人来打一斤醋、买一包盐都要赊账，他是真的拿不出来这九分钱。代销店有一个记账本，里面密密麻麻记的是赊账的人名和数额，有的人是过一段就把账清了，有的人则一直欠到年底。放寒假后，我最讨厌的工作就是拿着记账本挨家挨户去要账，有的人每天都是说：“今儿个没有钱，你到明个再来吧。”

年底是生意最忙的时候，父亲进来许多烟酒、点心、年画，村里有的年轻人看到了商机，跟我父亲商量低价赊些白酒骑自行车带着沿村叫卖，晚上回来清账。若在平常肯定不会有多少生意，但年底家家户户都要买酒，还是有些赚头的。

母亲给我些年画春联，叫我去大队的供销社门口摆卖，那时我十岁左右年纪，性格内向，怕不自己会叫卖，有些害怕。其实根本用不着叫卖，很快就有人围上来，你一张我一张地买。有一个人买了四毛二分钱的东西，我没有八分钱找他，他说：“没事，我给你八分，你给我一毛就行了。”过了好久我才迷过来，发现他算错账了，多给了我六分钱，心里偷乐了半天。

那时的烟有九分的争艳，俗称的一毛找，买一盒烟给一毛钱还得找人家；再好一点是邙山，两毛钱一盒，因为烟纸是棕褐色的，所以老百姓叫黑轱辘，劲儿特别大，一般人呛不住，烟瘾重的人才抽它；再好一点是芒果和黄金叶，都是三毛多一盒，这算上档次的烟了，待客拿出来不丢面子；最好的烟是大前门，招待贵客才会买，大前门不带嘴的五毛，带嘴的六毛二。八十年代初已有不法分子造假，有人就来推销过假的大前门，包装上看不出区别，但价格十分便宜。父亲进了一批，再有人来买大前门，先问人家：“要真的要假的，真的六毛二，假的三毛。”有些人既想装门面又没钱的，就会要假的。

代销店卖的点心种类很少，只有方酥和金骨条，进货时是编织袋装的一大包，有人来买就拿秤称了用草纸包上，再用纸绳捆扎。我虽说只有十来岁，但过年时节一天要包几十包点心，熟能生巧，因此我包点心包又快又漂亮。这个技艺在我三十岁后还帮了我一次大忙：市里中药师技能竞赛时，前面蒙眼识中药和知识考核环节我成绩靠前，但并没有明显优势，到了中药调配环节，竟然是用白纸包中药，我毫无准备，要知道许多药店都是使用纸袋装中药。一些没包过的中药师调配时速度很快，但打包时一塌糊涂，怎么也包不成，而我凭着二十年前的技艺很快包好了，比那些会熟练包中药的不差多少，最后我获得了全市第二名。

尽管家里卖出的点心能把我埋起来，但我吃囫囵个点心的次数两只手都能数清，只有卖完了货剩些渣子，我和哥哥才有机会一饱口福。就连二分钱一个的水果糖也不是想吃就吃的，只有得到父母的允许，我们才会一人拿一个去细细品尝。想想那时候的孩子真是老实，整天帮父母看店，但决不会偷偷拿一块糖去吃。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等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了，我就可以在村里开一家三层楼的大供销社，到那时我就天天吃糖。等长大后条件好了，有能力天天吃糖了，偏又对糖没兴趣了。

只是这个代销店也没开多久，大概就是两三年的光景，村里后来又开业了两三家小商店。我们村子很小，只有五六百人口，消费能力有限，增加了这么多同行，生意没以前好了。父亲当村干部比较忙，我和哥哥又都上初中住校了，母亲一个人照顾不过来，觉得挣不了多少钱不值得支应这个，便转让给父亲的一个朋友，他是外村人，在我们家代销店门前面办兽医站，捎带着干了两年。

父亲后来又出去打工、学种药材，但因为农村信息闭塞，连续几次想发家致富的尝试都没有成功，家里的日子一直紧巴巴的，直到我和哥哥参加工作以后，父母进城开了家小商店，生活才渐渐宽松起来。

2021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