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赫垚(左一)在黑龙江省明水县兴旺村为农民安装惠民手机软件。明水县明水镇人民政府供图
黄腾在团结村的示范种植基地为作物插上标识牌。拜泉县委党校教师田金明供图
【编者按】
今年初,新华社黑龙江分社两名入社不满一年的年轻记者黄腾、刘赫垚,按照分社增强“四力”的部署,到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村挂职。
黄腾被派往黑龙江省拜泉县上升乡团结村挂职村委会主任助理,刘赫垚被派往黑龙江省明水县明水镇互助村挂职村党支部副书记。拜泉县与明水县均位于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这一地区农田设施薄弱、土地退化、农户收入来源单一,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
3个月来,两名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且刚参加工作的年轻记者与村里的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坐在村民家炕头唠增收,蹲在地头看土壤墒情,白天在山坡上植树造林,晚上顶着春寒趴在被窝里写笔记……在与当地干部群众并肩战斗的过程中,对国情、省情、农情有了更深的了解。
《新华每日电讯》现摘录他们挂职期间的几篇日记,试图从一个侧面展示大兴安岭南麓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这一伟大历史战略中的新变化。
七个鸡蛋里的脱贫志气
黄腾
苦难在折磨着他们,他们也在折磨着苦难。这是我对贫困户谢守龙一家最深的印象。
四月的一天,我跟村会计邹向成一起去贫困户谢守龙家,代工作队来取已订购的鸡蛋。
谢守龙家属于典型的因病致贫,说起家中的状况,谢守龙母亲眼里满是泪花。5年前,30岁出头的谢守龙突发脑出血,虽经抢救保住生命,但留下了严重后遗症,重体力劳动能力丧失。此前,谢守龙的父亲患癌症经医治无效去世。为救治父子俩,家里负债累累。
为贫困户进行危房改造,贫困户自己也需要缴纳一定比例费用,本已符合条件的谢守龙因拿不出自己该交的那部分费用而放弃危房改造。一家三口只能和母亲一起挤在一间老屋里。
我们进屋时,谢守龙女儿正趴在炕上做功课,在这间老屋里,这个已上初中一年级的女孩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
邹向成从谢守龙手中接过鸡蛋往外走,谢守龙母亲一拍大腿说:“不对啊,钱好像给多了。”说着,她开始翻找零钱递给邹向成。
邹向成没接钱,对她说:“工作队给你多少,你就拿着得了。”谢守龙母亲不干,赶紧又往邹向成手中的篮子里放了七个鸡蛋,稍显激动地说:“孩子你快拿上,日子再穷这个账我们也不能差啊。”
村里人都说谢守龙一家很要强。
2018年开始,工作队在村里发展大棚绿色有机蔬菜种植,谢守龙也在自家庭院建起大棚,和母亲一起侍弄蔬菜。谢守龙说,脑出血后遗症让他干活时间稍微一长就头疼得厉害,但他还是想着“能干点啥就干点啥,要是啥也不干人就废了”。每天早晨他都要去县城卖菜,家里养些鸡鸭也能卖蛋换些钱。
谢守龙母亲说,现在谢守龙的女儿就是他们一家的希望,无论如何也要让孩子把书念下去。
这个家庭一直都没有放弃努力,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就看谁先松劲,他们似乎对最终的胜利充满信心。
他们没做出什么惊天的壮举,只是在艰难地维持着自己的生活,但就是一代又一代人抱着这种不服输、“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的精神去努力、去奋斗,才推动着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向前。脱贫攻坚是一场伟大战斗,规模巨大,影响深远,每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人,都是不屈的战士。
曾经在一部分村民眼中,“贫困户”三个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种身份,它意味着可以得到更多帮扶,获得更多非劳动收入,甚至贫困一度成了一种“荣耀”,谁家要是被评为贫困户了,常会得到左邻右舍的羡慕。
有一户日子过得还算可以的人家,女主人曾争着“定个贫困户”,这给工作队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户人家我也去了几趟,头一天我和工作队又来到他家。夫妻俩是勤快人,大棚伺候得不错,棚里放了个电暖器。男主人说,春天温差大,早晚还得用电暖风给大棚加加温,否则菜就容易冻坏。去年这户人家靠售卖大棚蔬菜增收近万元,这在农村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工作队员于海峰和他笑着打趣:“你后来咋不争当贫困户了?”男主人也笑了:“条件不够,你们不给定,而且现在赚到钱了,也懒得争了。”
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扶贫工作中有个要求“扶贫扶志”,如果贫困户只靠等、靠、要来过日子,那扶贫工作就会陷入一个无限的恶性循环中。只有在保证物质帮扶的基础上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才是脱贫的长久之计。
晚上躺在床上刷朋友圈,看到读研时的师姐上传了一张照片,拍的是她正在读的书,上面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人走到今天,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在支撑着这个民族生存下去的。我有感而发,评论了八个字: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她说,还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凝聚力。我又打上了这样一句话:是因为我们不信鬼不信邪,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输入完毕,我的眼角竟有些湿润,师姐发来五个惊叹号后说,大半夜的,这句话看得人热血沸腾。
老村部天花板破了
黄腾
前年工作队来到村里之后,看到老村部房子破旧得厉害,就争取外界支持建起了新村部,老村部空了出来作为工作队的寝室。工作队白天和村干部们一起在新村部办公,晚上回老村部睡觉,两年多来一直如此。
这一夜,乌云密布,风大雨急,一声惊雷过后,老村部一间屋子泥糊的天花板脱落砸地板上了,幸好当时屋里没有人。工作队长车德志拍了张照片发在朋友圈,配上文字:雷雨交加,驻地棚塌。
老村部还有一间房子,棚顶密封不严,数九寒天,凉气呼呼地往屋里灌。上一任工作队员于海峰说,当时的工作队长王绪新主动搬进这个漏风的屋子,把较暖和的屋子留给了另两名工作队员,结果导致自己的肾病加重。
老村部实在太破了,工作队刚住进来时和村民一起把屋子好好收拾了一番。后来村里人说,收拾屋子时心里还想,贼费劲地收拾利索了,工作队还住不了几天,净浪费力气,可后来却发现,工作队竟然住下来不走了。
驻地的天花板让人烦心是小事,做群众工作的“天花板”是让工作队操心的大事。扎根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是件“说起来容易干起来难”的事,要克服很多困难,住宿条件只是其中之一。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还得明白农村事儿,学会唠农村嗑,要是跟村民唠嗑开口就是“大数据”“区块链”,那肯定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容易被群众“打成一片一片又一片”。
工作队工作作风好,对村民说话和和气气,干工作也实在。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王希坤老师常年在团结村免费提供农技支持,他说,自己当时答应工作队给村里提供技术支持就是因为工作队作风好,办实事。
相邻县城的一名干部来村里交流扶贫工作经验,转述了他听过的一种鉴别扶贫干部和群众有没有打成一片的办法:看入户时村民家的狗咬不咬。如果是常入户的,狗对干部熟悉了是不会被咬的,反之就会被“咬”个不停。
乡长马春城总往团结村跑,能看出他对团结村发展很是关心。他每天不是在这个村就是在那个村,他说自己的车两三天就得加满一箱油。有一回我坐他的车去采访,路边见到几个村民坐在拖拉机上聊天,他凑上去直接叫出他们的名字。他说我发的稿子接地气,我说咱们也得把自己变成地气。
至于贫困的天花板,我看是被扶贫干部冲天的工作热情冲破的。全村146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现在未脱贫的只剩下两户,看来这脱贫工作也要有重大突破了。我给工作队长车德志作了一首打油诗:啊,霹雳一声震天响,扶贫干部和乡长,团结群众齐致富,精准脱贫挡不住。
农民比谁都会“算账”
刘赫垚
来到明水县挂职后,我接到的第一项工作任务是深入明水县明水镇各村,向村民们推广一款惠民手机软件。在这款软件上,村民们可以在线办事、查看村务信息、获取农业知识等。目的是利用“互联网+”让农民生活更智能、更方便。
起初,我对于这项工作很有信心,毕竟自己对手机操作比较熟悉,而且自认为,这种好事应该很受村民们的欢迎。然而,等到入户推广时才发现,工作进展得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容易。
“这是啥?”“这有啥用?”“给钱吗?”给村民安装软件期间,质疑声一直在我耳边徘徊。群众对这项工作的支持程度不符合我的预期,他们不理解这款软件的用处。
不理解,那就解释。
“不花钱,都是免费的!”“这个东西可方便了,有了它就可以……”由于一些村民对智能手机操作不够熟悉,我们需要一个个帮他们安装软件、手把手教他们使用。即便同样的话我对不同的村民说了一遍又一遍,但还是收效甚微。
在与村民们聊天过程中,我知道了他们的一些真实想法。
一位村民跟我说:“我们只管种地,别的事情和我们没关系。”还有人说:“不给钱我下载它干啥?”我们只好和村民解释,通过这款软件,可以在线接受农业专家的指导,这个可是钱买不来的。他们这才将信将疑地让我们帮助安装。
经过几天的工作,我感觉到,一些农民比较重视眼前的利益,倾向于价值的立刻“变现”,而对较为长远的收效则期望值很低。就拿这款软件来说,它的好多功能其实还处于待开发状态,因此可能无法立刻看到成效。这种情况下,村民们的热情就会大打折扣,因为他们“等不及”。
不久后,我来到明水县双利村调研采访,偶然发现这里的“互联网+”便民系统已经很成熟。来村民服务中心办事的人络绎不绝,智慧党建室的电视上还显示着“大棚直播”的实时监控画面,周围的一切都让我感觉很“现代化”。此外,这里的村民似乎已经接受并且习惯了这种“智能”生活方式。在这个村子里,几乎每位村民的手机里都有我之前推广的那款软件,日常使用率也比较高。
村支书对我说,双利村属于明水县村民服务中心试点村,起步早,发展得也比较好。村民们切身感受到了方便,自然也就支持这个项目的发展,这比什么广告都管用。
农民其实比谁都会“算账”。农村工作事无巨细,很重要一部分就是要不断解答村民的各种疑问。切不可打着“扶贫”名号,拿着所谓的政策和项目忽悠村民。前期广告打得轰轰烈烈,而真正到落实环节则没有了音讯,消耗村民热情。
对于那些真正对村民有利的工作,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同时,更要加紧推进,让村民们早日看到政策落地,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用实际行动来回答村民的疑问才事半功倍,毕竟广告再好也要看“疗效”。
老支书说话咋好使
黄腾
村部里一有村民来办事儿,村干部们在接待时候都要“叫点啥”。农村是人情社会,村党支部书记张文义说,这村里八成村民之间都有亲属关系,随便找两户人家都沾亲带故。对于村干部们来说,来村部办事的人,年纪大的都是大爷大娘、老叔老婶,年纪小的都是老弟老妹儿、大侄儿外甥。
张书记今年六十出头,是土生土长的团结村人,岁数大,辈分也大。谁在村里要是不守规矩、犯点错误,别人说不动的,他去说保准能行。看在他的辈分上,他说轻说重了,被批评者都不会有啥不服的。用他自己的话说,碰上小年轻,“照屁股踢一脚也没人说啥”。他有没有踢过别人屁股我不知道,但他说话“好使”倒是真的。
但张书记说话“好使”绝不是靠打骂立威,也不是靠倚老卖老,而是靠“一碗水端平”的一颗公心。上一届工作队员于海峰说,张书记的哥哥曾找张书记办低保,被拒绝了。按张书记的逻辑,给亲属办低保这个口子不能开,否则亲亲故故都来找他办低保,那就乱了套。直到工作队到村后,发现张书记的哥哥确实符合低保条件,百般劝说下才给他哥哥办了低保。
为了解村里移风易俗工作的进展,我在村里走了一圈,发现三屯老伴去世的钱大爷和五屯女儿刚刚结婚的钱老师是亲兄妹,而钱老师又是村党建文书张红的婶婶,村部做饭的王大爷又是钱大爷的连襟……他们这一层层的亲属关系让我有点“懵圈”,我不确定我是否记清了、捋顺了,但可以确定的是张书记所言非虚。
东北是移民社会,往上数三辈多是关内迁徙而来的贫苦农民。在经历了“闯关东”移民潮中大开大合的变化后,东北人将重血缘、重亲情的传统保留了下来。
不少人把东北人讲人情与近几年东北经济不景气联系起来,似乎这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在我看来,这种牵扯有点生硬。讲人情未必就会导致经济不景气,在一些农村地区,看重人情往往有利于加强基层治理。人情要讲,讲到什么程度,底线是规章制度,高线是礼仪道德,那是一种境界。
“欢迎能吃的人来”
黄腾
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住在老村部,办公在新村部,省委组织部去年刚刚入职的选调生王亭在村里挂职村党支部副书记,我每日三餐都要和他们搭伙吃饭。坐在饭桌上,工作队员张明宇指着王亭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能吃的,”说完又指了指有些“发福”的我:“这又来了一个能吃的,我们特别欢迎能吃的人来。不然这么多吃的都吃不完。”
一大盘蘸酱菜摆在桌上,还有一碗新做的鸡蛋酱。王亭摊开干豆腐,抹上鸡蛋酱,又把一根大葱和几叶生菜往里一卷,三口两口就吃下了肚。两名工作队员静静地看着她,忍不住笑了。王亭有些不好意思,可吃东西的速度却丝毫没有减慢。这顿饭吃得很久,大家的筷子好久都撂不下。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东北地区成为不可多得的绿色食品基地。2017年,围绕着“绿色”这一主打元素,工作队号召村民成立了绿色有机蔬菜种植合作社,后来还注册了自己的商标。团结村的蔬菜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在县城很有竞争力,而且还卖到了省城。有几户村民去年全年靠种菜增收万余元,在一个贫困村,这是个不小的数字。
发展产业要因地制宜,团结村既有种植蔬菜的传统,也有着距离县城仅7公里不到的地理优势,发展绿色有机蔬菜种植,正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早年间在黑龙江有“呼海巴拜,绥化在外”的说法,说的就是黑龙江的五个产粮大县,其中的“拜”指的就是拜泉县。拜泉县地处黑土核心区,土壤肥沃且保墒,旱涝对粮食产量影响都不大。如何结合这一条件发展产业,很值得思考。
对于团结村而言,近些年黑龙江各地进行的“旱改水”在这里没法搞,缺少足够的地表水源,如果抽取地下水则成本过高,所以我觉得对于旱地作物进行深加工是大田增收的一条必由之路。我和村干部们交谈,大家说,这些村里都思考过,问题在于深加工后的产品销路是个大问题。
拿常见的大豆来说,筹集资金在村里建个榨油厂相对好解决,但油往哪里卖?大豆油的消费市场主要在东北,有村干部了解到,目前省内一家规模较大的食用油生产企业经营都陷入了困境,这种情况下怎么敢“上马”?
在距离团结村数十公里远的一家禽畜养殖合作社,几百只鸡被围在一处林下放养。鸡在林中自己会找虫子吃,这样的鸡被称为“溜达鸡”,肉质更鲜美,营养更丰富,在农民眼中是比不添加激素饲料喂养大的“小笨鸡”还要高级的产品。合作社负责人对我说,这种鸡品质好,但没有好的销路卖到外地,只能在本地销售,本地消费者又“不识货”,导致“溜达鸡”只能卖和“小笨鸡”一样的价格。
扶贫发展产业,不能只把厂房建起来、设备买齐全就算完了,还得思考如何与市场对接。今年,团结村工作队争取到一个洋甘菊种植项目,采摘的洋甘菊花朵由该企业进行收购,大大降低了产品购销风险,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一个南方同学托我在村里买两只“小笨鸡”,我买后他却不要了,无奈之下我只能自己背回家,加点粉条、蘑菇炖了一只,夹一块放嘴里,味道真不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