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31日、4月21日,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在京分别举办了全国精准扶贫典型案例第一次和第二次发布会。来自国家乡村振兴局、半月谈杂志社、中国社科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1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11个精准扶贫典型案例的推介人参加发布会,交流分享各地在脱贫攻坚实践中探索出的经验与方法。发布会展示了中国脱贫攻坚成果,解码了中国减贫之道,为下一阶段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提供了参考。

“中国减贫学”赋予了“贫困治理”新的内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治理”理念在全球范围的兴起,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实现内源发展的“贫困治理”概念相继产生。然而,传统扶贫依靠单一扶贫主体,采用“灌水式”“输血式”的常规帮扶方式,难以实现可持续脱贫。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办研究院的吴平指出,在中国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减贫学”,蕴含着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之间在要素分配上深刻的关系内涵,诠释了中国成就背后的理论逻辑。中国的贫困治理坚持“人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本质要求,“到2020 年贫困人口同全国人民一同步入小康社会”这一目标不仅是要消除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贫困,还包括改变其思想观念、教育文化、自我发展能力乃至心理精神等方面的贫困状态,只有解决了“人”的自我发展的根本问题,挖断穷根、斩断贫困代际传递,才能使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精准扶贫”蕴藏“精准是要义”的思想方法

中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采取的重要举措和取得的核心经验,就是精准扶贫。与贫困人口的需求对接,与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地区,与经济社会发展长远谋划相对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是中国扶贫工作的根本遵循。国家乡村振兴局信息中心主任陆春生认为,中国的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是第一粒扣,扶贫开发信息报告则支撑了精准扶贫的全过程,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中国农业科学院长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吕开宇提出了精准扶贫的两个创新点:一是,在整个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建档立卡完成了贫困人口画像,通过转型设计、精准组织和精准管理,建立起了庞大的全国扶贫开发系统,各部门的行业数据得以共通,最终形成了全国一盘棋;二是,精准扶贫具有丰富的内涵,不是简单的识别,而是各方面信息的汇总,精准管理也不是简单的管理,是经过细致分析与梳理提供的立体式举措,从这个意义上看,精准扶贫大大加强了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提升了国家现代化治理水平。他认为,在未来乡村振兴大数据系统总机制的迁移过程中,建档立卡的经验仍然值得推广,关键是做好建档立卡大数据系统的深度挖掘,提升数据共享性。

将生态减贫作为突破贫困治理瓶颈的根本选择

中国的贫困主要发生在生态脆弱区,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落后发展方式,是生态脆弱区减贫成果难以巩固、贫困与生态恶化互为因果的根源,必须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区域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入手,协调生态改善与减贫目标。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指出,中国在实施生态减贫战略中形成的“贵州经验”、“延安经验”,对世界所有环境资源压迫型地区都是重要的经验启示。这些地区一方面通过异地搬迁和劳动输出,使人地紧张关系得到有效化解,另一方面根据特殊地形地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铺就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实现了“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雷明认为,光伏扶贫和农光效益的巨大成功,意味着生态在中国脱贫攻坚过程中已经由一个没有话语权受保护,转变为了一个具有扶贫能动性的主体,生态扶贫的自身能动力被极大的激发,为中国减贫注入了巨大力量。

注重内源发展以提升可持续减贫质量

外部帮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贫困问题,实现脱贫的永续性有赖于激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从井冈山到兰考,从小额信贷到电商扶贫,中国通过多途径的贫困治理,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脱贫动力,促进了内源式发展。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减贫发展中心主任、教授向德平在推介光伏扶贫案例时谈到,光伏扶贫是中国首创的扶贫模式,也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模式之一。作为以夯实村集体资产为重点政府投资扶贫项目,其公益性导向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实支撑,有效解决了贫困村的发展问题;同时,凭借着强大的溢出效应,光伏项目还将成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推动绿色发展的有机结合点,有力回应了“碳中和”和“碳排放”这样全球性的议题。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徐婧将甘肃陇南市电商扶贫经验总结为“生于大山、立于脱贫、成于创新”。她指出,电商扶贫的最大的特色是发挥了互联网“普惠性、安全性”在助推脱贫攻坚中优势,从区域内“自产自销的小循环”发展到区域外“产销结合的大循环”,快速破解了贫困地区买难、卖难的问题,成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的新引擎。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贫新机制”

调动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参与贫困治理,是国家贫困治理体系成熟与完善的必然路径。一个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和贫困治理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协调运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机制。中国的贫困治理改变了政府单一主体的帮扶模式,实施的是一个全员参与的大扶贫格局。雷明教授认为,在政府层面形成的五级书记一起抓的组织保障体系,即中央政府抓总则,市县抓落实,县乡务实,这个组织体系的构建,本身就是脱贫攻坚反贫困治理体系的重要保障。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毅指出,脱贫攻坚中形成和实施的驻村帮扶机制,既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提升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300万驻村干部和基层群众住在一块、吃在一块、干在一块,最后带领群众脱贫。这些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工作传统在新的国家战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左停教授认为,从大扶贫到大发展,中国在精准扶贫方略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以内循环为主的内外双循环的贫困治理结构,处理好了内强和外力之间的关系,发挥了内部优势,加快了产业转移和东西部沟通。在乡村振兴中要延续这一合作机制,就需要进一步深化经验,把在扶贫攻坚中形成的多方支持转变为多方共赢。

以兜底保障筑牢脱贫攻坚的最后防线

兜底保障是在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基础上,将无业可扶和无力脱贫的“两无”贫困人口、暂时不能脱贫人口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农村群众,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旨在从制度上保障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问题,是中国脱贫攻坚战中的一项底线制度安排。兰考县委副书记、代县长丁向东和井冈山市副市长刘新在案例推介时分别谈到:兰考县利用大数据建立并实施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全县重度残疾人、低保户、独生子女等低收入人群均被纳入预警系统,实现线上融合、线下覆盖、五级联动的动态监测和分类保护机制,有效保证了脱贫农户不返贫; 而井冈山实现“率先脱贫摘帽的可持续”,靠得就是兜底保障全覆盖的不断推进,从“两不愁、三保障”向安居、教育、医疗等政策的延伸。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北京示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琦在总结时强调,建立长效机制是中国脱贫攻坚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更需要依靠长效机制,要加强社会保障政策的整合,促进社会保障政策体系的完善,重点优化各项救助政策、扶贫开发政策、低保政策的制度整合和待遇对接,筑牢脱贫攻坚成果的保障网。

结语

十八大以来,中国贫困治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成为第一个提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消除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贫困治理经验,不仅对于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推进全球贫困治理事业发展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作者:詹琳 系福建农林大学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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