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中国青年》杂志2020年第22期

编者按：

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经过8年精准扶贫、5年脱贫攻坚战，中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宣告历史性解决，中国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

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青年》杂志推出《脱贫攻坚青年力量》专刊，共分为“沿着总书记的足迹——回访习近平到过村庄的年轻人”“山西灵丘、石楼：返乡青年创业记”“乡村振兴，徐徐展开的青春”“脱贫攻坚中的青年力”“小康生活的幸福读本”五个版块。全方位、多角度讲述了“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中的青年故事。

从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从曾经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到革命老区贵州遵义花茂村……这些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村庄，青年们发展得怎样？回到山西灵丘、石楼的年轻人又在怎样创业？脱贫攻坚中的青年贡献度几何？那些立志乡村振兴的青年们，正在如何展开他们的幸福读本？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推出“脱贫攻坚青年力量”专栏及系列报道，我们且行且听且看。

“山西灵丘、石楼：返乡青年创业记”系列报道③

山西石楼

村里青年的塬上历险

@文／本刊记者 于丹

1936年，红军东征的首战在这片黄河滋养的土地上一炮打响。当脱贫攻坚的号声响起，经过几年奋战，石楼旧貌换新颜。

秋日的黄土高原愈发粗犷，千百年来积淀的厚重，如今又涵纳了团中央扶贫工作队和老区党委、政府同当地人民一起探索着生活富足的点滴。2020年2月底，山西省人民政府宣布，包括石楼在内的58个贫困县（区）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回首望去，生于斯、长于斯的青年们，在层叠如楼的山沟里“闯”出一条脱贫攻坚的长征路。

敢：苦不怕，咱吃过苦

“我是一个做事不计后果的人。”

“80后”返乡创业青年王国辉这样评价自己。

确实，考上大学跳出农门，一个念头翻身回来开荒种地，在几千人的村庄里成为爆炸性新闻；自己出钱请村民去考察，别人不敢种的玉露香梨，他闷头一种就是上百亩，做好了“5年看不到回头钱”的准备；别人让他申请个贫困户，他反问一句：咋还以贫为荣了呢？对方哑然；为了养牛，自己上山修了3.3公里的路，建养殖场的钢材沿着3米宽的盘山路运上山，一千多元的路灯买了十个，夜晚灯光昼然，照亮着王国辉内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呐喊。

36岁的王国辉家在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罗村镇上田庄村，半山腰处是王国辉的父母家，彼时收割完的谷子晾在场院，背后黄澄澄的玉米地，层次分明地融入了黄土高坡。与各种农具有点违和的是场院里立起的一个篮球架。王国辉在心情郁闷时也会“投个三分”，这是他在回乡创业后为数不多的消遣方式。

大学毕业后的王国辉成为一名中学老师，因为还有弟弟妹妹正在上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王国辉在2007年3月来到山西惠峰门窗有限公司，做了6年的销售工作。钱是挣到了，可每次回家，看到家里的土路还是老样子，心里难受起来。“原来骑自行车上学，一到下雨天，家里的土路就变成了自行车骑人。车轮陷在泥里推不动不说，人还得扛着自行车走。在外面挣到钱，家乡还是老样子有什么用？”不顾父母的阻拦，他回到家乡开始了“农场主”创业之路。他采用土地托管的方式，承包了6000多亩山地，种上了玉露香梨、高粱、谷子，开了3.3公里的山路，盖起了养殖场。架势唬人，但土里刨食的艰难实则令他倍感压力。

在塬顶养殖场边王国辉暂住的彩钢房里，桌上有一本党章，他说失眠的时候就起来背几遍党章，背着背着心里就踏实了，明天就能继续为自己的事业奋斗。

玉露香梨现在已经成为王国辉的一块招牌：“隔壁隰县都靠玉露香梨脱贫致富了，我们的种植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行？”在村党支部牵头下，王国辉成立了国辉农牧合作社。原来观望的54户村民加入进来，其中34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除了王国辉自己东拼西凑的钱，其中还有一大块资金得益于政府提供的创业贴息贷款、扶贫资金支持。目前玉露香梨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50亩。

黄土高原上的人习惯靠天吃饭，水在山下引不上来，旱涝不保收的农业状况也让王国辉十分担忧。为了能让山里的人收入有保障，不敢止步的王国辉又开始折腾起了养牛，吸纳村里的建档立卡户就业。在合作社为梨树做“保养”，在养殖场养牛，学习养殖技术，双重保障村民收入。回乡创业的6年里，玉露香梨渐达盛果期，养牛3年后也会开始盈利。2020年养牛场存栏量已达数十头，品种也进行了优化更新。

王国辉把养牛场建在了塬顶上，平整的场地与路灯全靠他“自己动手”

在与团中央驻石楼扶贫工作队的交流过程中，感知到扶贫干部热情的王国辉也逐渐打开了思路，描绘起黄土高原上的“农场蓝图”：首要就是为更多农户普及“农业生产托管”的新型农产概念，采取养殖业发展认养模式，在采摘旅游业上再下一番功夫，预计年营业额能达到几十万元。送记者下山时，这个大山深处的“拓荒青年”宛如一个“土味哲学家”，天道酬勤的道理在他的身上愈发立体：“靠自己的努力挣下钱才叫踏实，国家再怎么扶持，自己不好好干，你是不是又倒下了？所以人在哪里都是要有梦想的，我觉得我只要肯吃苦就可以实现它。脱贫最重要的精神还是敢闯敢干。干什么事情都不能怕受罪。”

等：三年始得椒香溢

“80后”青年刘彩红是石楼县前山乡贺家洼村人。贺家洼地处黄河奇湾旁边，山顶遥望，颇有壮阔之感。

石楼县前山乡贺家洼村创业青年 刘彩红

风景虽好，但在这里生存的人都有一个走出大山的梦，刘彩红回忆自己第一次进石楼县城，“过个马路兜里装的10块钱都丢了，紧张，没见过那么多车”。1998年初中毕业后，刘彩红借了200元钱，跟在城里打工的姐姐去了太原，她想要与城里的好生活“相约98”。为了尽量节省吃住成本，刘彩红的打工首选是当了12天的保姆，随后头也不回地辞职了，“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啊”。直到在太原服装城做了售货员，刘彩红才在这个大城市找到一点“归属感”。

工作一年多，刘彩红认识了老公李原，携手打拼做了14年的服装批发生意，夫妻两人从白手创业走到了家境殷实。“那时候每天穿的衣服、戴的首饰、穿的鞋子，都是名牌，一件件搭配好了穿出门，每天不重样。”聊起“二次创业”前的生活，记者面前衣着朴素的刘彩红略显失落。

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刘彩红反倒觉得无趣起来，“感觉这日子是给死人过的，不是给活人过的，想折腾点儿事儿”。2016年，刘彩红机缘巧合参加了吕梁市举办的“迎老乡、迎客商、兴吕梁”恳谈会，会后回到家的刘彩红像思考当年要不要外出打工一样，动了回乡发展的念头，这个想法遭到全家反对，刘彩红还是“带着情怀”回到了石楼贺家洼。

黄河岸边的350亩地流转到手里，种啥？红枣不行，石楼的27万亩枣树长在山上，“枣疯病”一来成片死，一挂果遇水就烂；核桃也不行，皮厚仁小，虽然鲜美，但商业价值不大。在外考察了许久，刘彩红决定种花椒，“花椒抗旱，比大田作物收益要高得多。一亩地产上200斤的话就有10000元”。

从陕西韩城的花椒研究所引进了新品种，成立了“黄河兴农”花椒种植合作社，万事俱备，只差动手了。2017年，刘彩红把爱人李原“逼上梁山”，带着他住进了老家荒废许久的破窑洞。面对炕上翻个身都能簌簌掉落的土渣和墙皮，住进去的第一晚，刘彩红就哭了。除了家人的不理解与委屈，刘彩红还得扛着外人“神经病”的讥讽。

第一次，刘彩红大刀阔斧地种了5000多株大花椒树苗，30000株小花椒树苗，黄河水引不上来，结果全部旱死，刘彩红在花椒地地头坐了一天。第二年，刘彩红又补种了大树苗，当年雨水多，次年开春，补种的树苗根都烂了，苗好种，希望难收，刘彩红与花椒树较上了劲。第三年，刘彩红咬牙直接栽种根部保存土球的树苗，成活率近90%。

花椒树活了，刘彩红夫妻俩也掏光了家底，300多万元的投入还没见到回头钱。创业初期，贺家洼全村28户村民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按照合作社与村民的协定，在1—3年的生长期，合作社每年每亩地将给村民100元的分红，进入成果期后每年每亩地分红200元。同时，花椒树的除草、施肥、采摘等工作需固定劳动力20余人，每人每年工作四个月左右，收入14000元。花椒浇水得从黄河往山上引水，光PVC引水管就铺了6公里。“每年发出去的工钱几十万，不知不觉就担起了扶贫的责任。”刘彩红说。

2019年，5000株花椒挂果产出。满山遍野的花椒香感动着之前在观望的村民们，他们陆续开始“试种”。前山乡种了万亩花椒后，刘彩红又成立了景楠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花椒收购和加工，建立了育苗基地。创业以来，刘彩红走的每一步路就像年轻人在拆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你会面临什么问题。但是，既然干了，就要闯出一条路来。”刘彩红说。

2020年，在团中央驻石楼县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本来只想做一个“快乐的椒农”的刘彩红开始有了全产业链的想法：“工作队队长孟利、胡志中几位老师给了我花椒健康养生的启示，除了食用酱之外，我们也开发了几款附加值高的花椒高科技保健养生产品，这样农民的花椒有了销路，收入也能提高，好东西是不愁卖的。”

关关难过关关过，团中央驻石楼县扶贫工作队先后给刘彩红提供了5万、10万的帮扶资金，用来扩大产业链。刘彩红现在闻着花椒的味道，觉得比任何香水都能让她陶醉。为了让自己的好产品有个好颜值，刘彩红拍了张照片就把积攒多年的首饰全给卖了，卖的钱用来设计包装物料产出。给记者看手机里的首饰照片时，她依旧不舍：“今天又在银行贷了30万，20天之后就有成品包装了，希望可以赶上今年的双十一。”

刘彩红告诉《中国青年》记者，在石楼当地有三“放”——“老婆放、地放、孩子放”。

放就是荒的意思。因为当地生存艰难，青壮年全部出去打工，开辟好的良田也全部荒废了。夫妻两地分居，也顾不上孩子，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但是如果能把花椒产业发展好，老乡们在家门口就能致富。这也许是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过几年，市场打开了，家家户户能收入十万、八万富裕起来，下一辈人再也不过‘三放’的日子。”描述这一场景的时候，刘彩红的眼睛里泛着微光。

归：田园将芜胡不归？

石楼县义牒镇曹家河村创业青年 刘侯平

今年38岁的刘侯平，是义牒镇曹家河村人。没有养兔之前，刘侯平在镇上做摩托车修理生意。近年来，镇上人或外出打工，或整村搬迁，刘侯平的摩托修理生意陷入了泥潭。彼时，离家打工是当地人谋生的不二之选。去打工还是干点儿别的？犹豫间，他想起了父亲曾经养殖兔子的经历，但因为兔子生病，销路不好，两次结果都不理想。打开手机开始浏览相关信息，刘侯平脑门一热就跑去四川考察，发现市场不错后，带回了技术员进行指导规划，开始了又一次试验。兔子繁殖力强，几个月就能产一窝，一窝约有8只，一只一天吃三两饲料，养75天就能卖出。但规模小了成本就高，想致富根本不行。

2017年，刘侯平与村委协商办起了腾跃养殖专业合作社，申请了养兔项目，开始扩大规模。掂量着政府给的30万资金加上自己攒下的钱还能承担“意外损失”，他想办法带动了村里22户贫困户加入了合作社，并买了220只种兔，分给贫困户80只。为了让大家信任，他在村党员会上向村民们承诺“我赔钱也不会让你们赔钱”。

作为村里的统计员，刘侯平在养兔之余也在村委会帮大家干点事，面对一开始“帮忙是为着多赚钱”的闲言，刘侯平不予理会，“说就说吧，也没什么影响。没有什么比带着大家做点事情更踏实了”。自顾打草，加工草料；上网比对价格，让价高者上门收购；怕兔子生病重蹈覆辙，刘侯平就把兔子装进笼子里，用小车拖出村口售卖交接。

养兔事业如火如荼，刘侯平的心里日渐晴朗。老天从来不辜负努力的人，四川地区的养殖场又给刘侯平打来电话要回收兔粪做有机肥。挂掉电话的刘侯平没答应对方的收购请求，看着窑洞外的水浇地，收拾了养殖棚里的兔粪开始种起了有机西红柿。原来一亩玉米只有3000多元的收入，种成西红柿，7亩西红柿加工成两万多瓶西红柿酱后变成了70000元。收下来的鲜西红柿也成为刘侯平朋友圈的网红产品，一送到县城就一抢而空。

“我现在是雇佣村里的村民过来纯手工制西红柿酱，带动村里就业。”刘侯平说。姐姐刘燕红也是个“创业爱好者”，每个月农历十五，回村里面给老百姓免费理发；在石楼县城带着留守妇女纯手工包饺子，加工辣椒、西红柿酱。尝到甜头的刘侯平，明年也想让老百姓种西红柿和辣椒，之后再回收加工，让大家有更多收入。用刘侯平的话来说，姐弟俩喜欢干新鲜事，不想当天天只耕着几亩地的农民。但是只要思想到位了，种地也能种出名堂。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刘侯平也在政府与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外出学习、培训，一摞证书放在家中的柜子里，学回来的知识和思想变成了金钱，分到了每个人的身上。

说话间，刘侯平顺手为兔子添上一点饲料。同行的团中央驻石楼扶贫工作队干部刘涌接起一个电话，“不养了？你才养了几天啊！你不能这样……”部分养殖户退堂鼓敲得咚咚响，对这样的“思想课”刘侯平已经习以为常，“一开始养兔子，我也是挨家挨户去劝说”。

刘侯平告诉《中国青年》记者，团中央扶贫工作队的刘涌老师跟老百姓交流特别有亲切感，在石楼的“人气指数相当高”，帮忙联系销路，发展养殖户，尽其所能为当地农户提供帮助。合作社成立期间，很多思路也是通过与扶贫工作队交流得到启发。“村里面的人见识不大，有的老百姓一辈子连太原都没有去过。上了年纪的人，甚至连县城都没有去过，现在脱贫也是解放老百姓的思想，参与到合作社的进步中来，让他们的思路慢慢打开。农村人信的就是‘人勤地出宝’。疫情过去，兔子要养好，有机西红柿也要种好。明年准备进一步规范生产线，提高西红柿酱的产量。”

窑洞外，浑然而成的黄土高原与窗棂恰好“过白”，似命运改变的“奇观”。山里的人，也许不懂谢灵运，不懂陶渊明，田园诗的美好被黄土包裹起来只剩下如何闯出一条生路的冥思苦想。土圪梁之外的人幻想中的“隐居”生活，在刘侯平这里有着自己的潮流幽默：“喝不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记住，如果再不努力的话，冬天山里的第一口西北风肯定是会喝上的。”继而拍拍身上的尘土，他养兔育苗，采果渍酱，靠着被风沙黄土磨炼出的坚韧在父辈曾经踏过的路上呼朋引伴，踽踽同行。

闯：漂到北京，再“闯”回家乡

石楼县罗村镇前圪垛村的任彦军在当地是个名人，村里看不见他，因为一年大部分时间他在北京，可是提起他谁都知道。别人在外面赚了钱置办家业，一去不回头，可自称为“资深北漂中年”的任彦军却回家创办了一个辣椒酱厂，帮助乡邻增收。在他看来，北漂成功是一个偶然，回乡创业是必然。

2004年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的任彦军患上了溃疡性结肠炎，这种疾病病因不明，四处求医也拦不住病情加重，家里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他交了住院费，“因病致贫，一贫如洗”的时候，任彦军的女朋友选择跟他结婚，把任彦军感动得无以言表。夫妻二人在2006年4月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东拼西凑了1000块钱，北漂治病。

任彦军回忆，来到北京的第一天，面对繁华的都市，自己路都找不到。印象中有一个地方叫中关村，夫妻俩就坐上了47路公交车，来到了中关村一街，在一个地下室旅馆度过了一晚。第二天在协管员的帮助下，他们以每月170块钱的价格在肖家河的一个阁楼上租了个小房间。因为要维持温饱，还要看病，任彦军给自己找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工作，去给印刷公司做业务员。跑了一个月之后，任彦军摸清了里面的门道，自己租个门脸做起了打字复印的生意，间或有些大客户可以让他赚取差价。2008年，限塑令出台，环保袋市场一片空白。任彦军看准了商机申请营业执照，在北京海淀的郊区买了缝纫机、印刷机，从中间商变成了一个供应商。

好景不长，2009年，环保袋的利润已经开始下降。有一次散心，任彦军发现了一个卖烤串的地方，一到周末，城里人都开车来这儿放松。跟房东交流过之后，他发现烧烤生意要比环保袋生意利润大得多。夫妻二人转头商量，以每月5000元租下了店面，从此开启了人生中的一个商业奇迹。彼时2010年，经营过程中，任彦军发现零售的模式会让整个售卖变得非常麻烦，他索性定了个68元的套餐，KTV、烤串儿、三国杀等娱乐项目全部包含在内，然后把它搬上了最初的“团购网”。第一天晚上卖出了2000份，当年的最高日营业流水达到9万。就这样，2010年成为任彦军的人生转折点。

迅速还清了债务之后，任彦军的身体也在好转。他告诉记者当时自己“飘了”，没有考虑经营成本，在当年8月就扩张了4个店面。2006年，靠着100盒名片，任彦军在北京买了第一辆电动车，至今清晰地记得那种幸福感，“买回来第一天晚上就带着我媳妇围着中关村兜风一圈。用现在的话来说，就觉得脱贫的感觉真好”。

2008年任彦军把电动车换成了面包车，2010年换了奇瑞轿车，2012年换了一辆本田，2014年换成奥迪。车在升级换代，任彦军的心却逐渐沉静下来，“高光时刻”开始求稳。因为管理跟不上，担心品质把控不严，任彦军把在北京的四家游玩山庄关闭了两家。虽然规模变小，但是提升服务品质吸引了更多人回购甚至投资合作。任彦军说：“我创业时特别喜欢北京，在这里只要付出了真的是有回报。当一个人不再为生活温饱操心的时候，想得更多的就是回报社会，或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正因如此，任彦军每次回家也会吸纳村里的年轻人来到自己经营的游乐山庄就业，主动承担起了带动扶贫的责任。因为自己喜欢吃母亲做的辣椒酱，任彦军在石楼县罗村镇前圪垛村建立起了“吾母缘”品牌辣椒酱生产厂，带动周边村庄种植当地螺丝椒回收制酱，以种植就业等多种方式帮助老乡们脱贫。一瓶小小的辣椒酱，仅2020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200万。

2019年，任彦军看见团中央驻石楼扶贫工作队的孟利队长在电视台给石楼做宣传，工作队干部又在北京为石楼的农产品找销售渠道，签了6000万的订单。“这种只想把事情干好的精神，是真感动我了。”

任彦军（中左）手拿自家产品在扶贫农展会上接受当地媒体的宣传报道

在一次展会上，任彦军结识了团中央驻石楼扶贫工作队干部孟利与刘涌，多年的经商经验让任彦军在与扶贫干部的交流中提出：除了依靠政府与工作队的帮扶拿到订单，建议通过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给石楼建立一个“管道”，与订货方有长久的联系。

几个月后，任彦军自费开发的专属于石楼的农产品销售小程序“一颗好枣”上线，当地农产品在这里均有销售。与此同时，黄河滩边的数万亩枣树成为任彦军的试验田，客户在小程序上花299元认养一棵枣树，5年之内这棵树上的枣都会给客户寄送到家。与此同时还会建立枣树认养客户群，客户可不定期查看生长情况。

任彦军告诉《中国青年》记者，这样的模式也让发达地区的市民跟贫困地区发生延续性的关系，形成一个流动的客户群。为了脱贫攻坚，各地都在做农产品，竞争与优势同在。换一种说法，“零工业”也是石楼不可比拟的优势。外面的互联网思维该借鉴的借鉴，也许一个想法，就能在绿水青山中闯出金山银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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