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华西村，位于江苏江阴山镇交界地带。最初是个只有0.96平方公里的小地方。1961年建村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华西村在几代人的耕耘下，发生了从穷得叮当响到“中国第一村”的巨变。今天我们就走进华西，听村里人说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向干瘪的肚子和口袋宣战

吴协恩，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他的父亲吴仁宝，是华西村第一代党委书记，也是成就了这个村庄的灵魂人物。吴仁宝2003年卸任，2013年去世，但在吴协恩和村民口中，吴仁宝这个名字总会被提起，大家仍然习惯称他“老书记”。

1961年，华西村建村。这个村人口不多只有670个，但奈何可耕种的土地少的可怜，人均不到半亩。再加上地形的限制和基础设施过于简陋，村里的地不是旱就是涝，收成惨淡。贫困艰难的生活给当时年纪尚幼的吴协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60年代出生，记事儿以后还看到过，村里人有娶不到老婆的，还有住草房的。那个时候我们华西有不少人家到苏州、浙江的嘉兴去种地，还有的到上海或者其他地方打工，穷啊。”

当时，吴仁宝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烂摊子。

穷则思变，变则通。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向大自然宣战。“赖是生来瘦硬浑不怕”的吴仁宝为华西村制定了第一个“十五年远景规划”。

吴仁宝和村民提前6年实现了梦想：他们硬是用肩膀挑出来一百多万平方的土方，把高高低低的田地铺平了；他们开挖河流，把弯曲的河道拉直了；他们还把12个分散的自然村集中到一个中心区域来，原来村庄所在的地方复垦变成了良田。

1969年，华西村的农业搞得红红火火，村里人也能吃饱饭了。不安分的吴仁宝又开始想，怎么让老百姓的口袋鼓起来？

吴协恩说，老书记的想法还是要搞工业，无农不稳，但是无工不富。在这样的背景下，1970年，一个小小的五金厂在村子最西头的一件民房里悄悄地开工了。这时候的吴仁宝和村民不会意识到，这个不成气候的地下作坊将彻底改变华西村此后几十年的命运。

办厂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那个时候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就是一旦发现那就出大事了。老书记就说，有责任我来担，只要为老百姓的，我们干！”吴协恩回忆说。

年过70岁的朱林珍，是小五金厂初代员工。回忆起当年的情形，老人的言语中仍透着倔强：“要自力更生，不要问别人伸手。我们没有别的想法，一天到晚就想着干活。像我们早上5点钟去工厂，有的晚上9点才下班回家。那个时候的人不懂累、不讲钱，在厂里就觉得自己是幸福的，风吹不着雨打不到，比在外面种地强。回过头比较比较，现在的人真的是幸福。”

为了应付上头的检查，吴仁宝自有“妙计”。领导来检查，小五金厂关闭，村民到地里干农活，搞得轰轰烈烈的，领导一看挺满意。等领导走了，再把人叫到厂里面，加班加点把耽误的时间赶出来。靠这样的“打游击”，小五金厂有惊无险地存在了8年，一直到1978年。

大胆的决定：地，不分了！

1978年，华西村人均收入达到220元，在全国已经是佼佼者。小五金厂当年的效益超过28万元，全村的存款也超过100万元。改革开放后，分田到户在全国农村推行。

但在华西村，村民分田的热情并不高。吴协恩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到1978年，我们已经几个工厂了，很多村民都在工厂里了，不愿意种地了。”

吴仁宝研究完中央的文件，又到河北、河南等地考察了一番。回来后，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地，不分了！吴协恩说，当时国家提出的是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也是希望农村按照农村的实际去发展。老书记听从了老百姓的意见，把村里的地承包给30个种田能手，富余劳力进工厂，到大忙季节，村民一起去帮忙。这样一来解决好了两者关系。

从此，华西村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直奔工业化而去。

在已有的工业底子上，华西村继续兴办了小织布厂、钢板厂等十多个小型企业。1994年，全国大型乡镇企业江苏华西集团有限公司成立。1996年，华西村实现了家家住别墅、户户开轿车，成为国内最富裕的村庄之一。

“关厂书记”压力挺大

迈入新世纪后，华西村通过一分五统的方式，与过去帮带的周边20个村落整合成了大华西村，面积扩大到35平方公里。两年后，时年39岁的吴协恩当选华西村党委书记。

吴协恩上台后二话不说，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关闭工厂。

吴协恩这么做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制造业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已经出现了用工荒、土地成本大幅度提高、环境容量不够等问题。对于以钢铁、纺织、化工产业为主导的华西来说，这些问题虽然没有显现但已经潜在。

说起这段经历，吴协恩还自己打趣：“人家背后说我是当了书记干啥，就是关厂。” 但他并不后悔，“我当这个书记，我自己感觉到压力挺大，压力大在哪里，不是当下，大在明天怎么办。因为华西本身是走在了前列，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也会比较早地去发现。”

大华西有三个化工厂，有化工厂就有污染。吴协恩第一个关的是大华西的化工厂，那个厂长当着面不敢说什么。吴协恩也不多说什么，只是把厂里的工人全部安排到集团其他单位去工作，不因关厂让他们下岗失业。厂长呢，则调到集团公司，抓环保工作。吴协恩说：“对污染深有体会，他会抓得更好。这位厂长现在60多岁了，我都没让他退休。后来他跟我讲，他曾找过老书记问能不能不关厂，说明当时他心里还是有想法。但他愿意跟我讲这件事了，说明他已经想明白，想通了。”

就这样，吴协恩在上任的10年时间里，一步二步逐步关了九家企业。

2004年到2013年间，华西村三个效益良好的轧钢厂被陆续关停，将近500万吨的轧钢能力砍掉了100多万。杨永昌，现任华西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在他看来，关厂给他带来的最大压力是分流人员的就业问题。

杨永昌说：“2015年钢铁行业乃至全行业都不好，我压力大得不得了。作为一把手，我也想采取措施，想减员，但书记说不能减，我们一定要考虑社会的稳定，我们一方担当。我们大华西，一部分年龄比较大的、文化比较低的，如果说就业不解决的话，对他们一个家庭的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有的夫妻两个，比如45岁、50岁，还有小孩上高中、上大学，负担蛮重的，毕竟农村。”

“当时我们不理解，这个轧钢厂还在赚钱为什么关？以后不赚钱再关嘛。”杨永昌回忆说，但时间很快便给出了答案，2013-2015年全国的钢铁行业转差，杨永昌的钢铁公司也受到打击，杨永昌接着说，“但是，华西没有遇到大的困难，什么原因？主要是转型转得早。那个时候钢铁板块不太好，但是其他的板块回报率比较高，效益比较好，取代了传统产业。”

农业，让位工业后再当主角

目前，华西集团涉足旅游、农产品、金融、海工海运、仓储物流、矿业资源等多个领域。这些新兴领域成了70、80后的天下。

2015年，曾经致力于工业化的华西村开辟出了千亩稻田，并把它交给了几个80后的年轻人管理和耕种。

梅振华，现年38岁。本来是学钢铁冶金专业的，回到村里进了华西钢厂，一干就是12年，2016年报名参加华西村职业农民的选拔，作为队长和其他6名年轻人被送到日本，跟当地的农场主学习研修现代种植。

梅振华感慨说，“像我们这些80后，跟土地打交道很少很少了。一点基础知识都没有，更不要说去动手实践了。”

就这样，7个庄稼地里的门外汉开始摸索起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似乎在意料之中，7个人甚至还因为一次无意的提前收工，差点被大发雷霆的老师撵回国。“第一年研修结束，我们进行一次考试，100分，动手能力是10分，90分的理论。我好象记得我考了38分还是多少分，反正最高分是45分。没有一个人及格的。”

今年已是学习研修种水稻的第三个年头，他们的千亩稻田一片生机勃勃，种出来的大米开始在比赛中崭露头角。7人小团队也扩展到10个人。“我们这个团队都是本科以上的，我们有研究生，有在日本留学回来的，有在新西兰留学回来的，青年做这件事，能更好地接受现代化的理念，更好地操作农业机械，让水稻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梅振华说。

“外来客”到了华西村

不单单是本地年轻人有了施展拳脚的一片天地，慕名而来的外地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了。据华西集团的介绍，华西集团外来员工比例逐渐上升，企业高管中39%是外来的，中高层干部中59%是外来的，员工队伍中超过92%是外来的。

何苇，华西村接待办一线接待员，贵州人，到华西村工作18年。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各地慕名而来的普通游客，她年接待游客10万人。

何苇告诉记者，她原来在老家是国家公务员，到华西村来学习挂职锻炼，学习期满选择留下来没有回去。

何苇说，“华西村有自己的魅力，那时候老书记还在，我和他非常熟悉，在他身边工作，我觉得在他身上有很多的东西是值得我学习，而是我稀缺的。用现在的话讲叫正能量。我觉得特别好，积极、阳光、向上，而且华西村的经济发展确实非常吸引我，所以我毅然决然地留在了这个地方。”

结语：

对于未来，华西村有着明确的目标，今后五年要成为“农村都市”，既要有都市品质，又不失农村特色；更远的是要追求优秀的“百年企业”和幸福的“百年村庄”。

50多年前的华西村面积不过0.96平方公里，仅相当于我国国土面积的千万分之一，就像水滴之于大海，体积微乎其微。但这滴水并不普通。在一代一代华西村人穷尽一生的奋斗和苦心经营下，它成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鲜活样本，其中蕴含了无限的生机。创业难，守业更是不易。数十年走过的路并不一帆风顺，当前华西村也面临转型升级。华西村没有忘记探索，没有停止改革，他们一直坚定地走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