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新年刚过，时年33岁的戚火贵升任海南省国营西流农场场长，从1977年进场担任技术员开始，他已经整整奋斗了8年。

家里一穷二白，没有什么贵人相助的戚火贵完全是凭苦干、凭能力，一步步从技术员升为生产科副科长，科长，再到场长，凭借着过人的工作业绩，他在农场职工中的威望很高。

西流农场名为“农场”，实际上规模很大，农场占地54平方公里，还占有一部分水域面积，加起来几乎和一些镇级行政区一样大。

解放以后，农场种植了大量橡胶、水稻、棕榈树和其他经济作物，每年的橡胶产量都在1000吨以上。

在这个农场里，除了发电站、商店、医院、小学、中学，甚至还有一所业余大学，整个农场的人口超过1万人，其中职工超过5000人。

当上场长的戚火贵雄心勃勃，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橡胶是西流的核心产业，他在拓展橡胶种植的同时推行“以林护胶”的政策，开始广泛种植茶叶、水果、材用树木等其他植物。

海南的国营农场

几年间西流的护林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多人获得海南行政区级、县级表彰。

戚火贵在前人的基础上积极兴办企业，到他离任时西流已办成了包括炼油厂、玻璃马赛克厂、胶合板厂在内的8家工厂。

其中，胶合板厂专门聘请了北京林业大学的教授作为技术顾问，采用当时国内先进技术，年产各种规格胶合板达4000立方米。

到1990年时，西流的工业产值从250万元左右猛增至近530万元，增幅110%。

因为戚火贵在西流的业绩确实有目共睹，他在农场的口碑也不错，因此上级领导考察之后，决定对他进一步提拔任用。

1980、1990年代提拔起来的干部，不管最后结局如何，绝大多数都是有本事、有能力、有魄力的。

位于西流农场内的中学

这些人生于1940、1950年代，成长于1960、1970年代，上过山、下过乡、吃过苦，受过工农大众的教育。

1989年戚火贵升任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时年37岁，那时他是海南全省最年轻的县委书记。

海南全省27个县市，戚火贵一下子超过了26个人，不能不说，他对于搞经济确实有思路，有过人之处。

然而当戚火贵成为地方的“一把手”，掌握了一定行政权力之后，他的独断专行，胆大妄为就开始日渐暴露出来。

那时候戚火贵年轻气盛，人也长得英俊潇洒，每天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和漂亮女孩子跳舞。

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好者，下比甚之”，短短一两年间舞厅就在乐东县城和下面各个乡镇遍地开花，“戚书记”整日流连于莺歌燕舞之间，乐此不疲。

90年代的舞厅

他到下面的镇里指导工作，总会问起镇上的舞厅搞得怎么样，结果有一次他碰到一个头铁的镇党委书记，当问到该镇的舞厅建设情况时，该书记居然回答说：

“有一半群众还吃不饱肚子，哪有钱开舞厅？”

这让戚火贵很不开心，他把脸一板，批评说：舞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你不开舞厅，就不是开拓型干部，你看看自己，连皮鞋都不穿，哪有领导干部的风度？！

没过几天，这位镇书记就被调到县里当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某局副局长，享受正局待遇，这种空头局长俗称“括弧局长”。

戚火贵私下曾对别人说，“XX书记年纪大了，暮气太重！”但这个书记实际上只有48岁。

尽管那时候的戚火贵为人霸道，但他还是能够办实事，办好事的，除了唱歌跳舞，他更多的时间还是扑在工作上。

当年的乐东县

乐东县是海南的农业大县，也是重点贫困县，农田、水塘、海涂面积很广，但是农业生产效率不高，广大黎族群众收入低，生活困难。

戚火贵上任之后，立即大刀阔斧地实施农业体制改革，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很快把乐东由单一的农业经济转变为农、工、商、建、运、旅全面发展的综合经济；

第一步，全面改革农场和企业领导体制，确立场长在农场的中心地位，建立和健全企业的各级工会，重大问题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同时大力精简机构，第一年就裁减科室人员近40％，提高办事效率，节省机关经费开支。

第二步，全面推行职工岗位责任制和“五定一奖”(即定岗位、定任务、定产量、定质量、定费用、超产奖励)制度，提高职工的劳动积极性。

比如乐东县山荣农场推行满岗承包后，胶工从原来每割0.8至1.5树位提高至2至3个树位，使在岗胶工每人一年多拿奖金500元以上。

割胶工人

第三步，改革单一经营产业结构，实行“以胶为主，多种经营，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乐东县不仅坚决抓好橡胶和农业，还努力发展其它产业，包括芒果、腰果、香蕉、甘蔗等经济作物，借着林区面积广阔的天然优势大力发展木材加工、建筑和商贸、运输、旅游等行业。

第四步，打开思想走出去，努力发展外引内联项目。

乐东县鼓励下属的农场因地制宜，发挥自主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在这一政策带动下，一部分农场拿出自有资金和广东、广西的优秀企业合办工厂或商贸公司，解决了人员就业、产品外销问题。

还有的农场结合自身情况，办起股份公司，努力发展养殖业，建设“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协调发展”的新型产业结构。

第四，县委、县政府动脑筋想办法，在农村引进和推广鱼、鸭、猪立体养殖经验，帮助贫困农民脱贫致富。

鱼猪鸭混养还可以拓展为稻鱼猪鸭混养

很快，全县发展鱼、鸭套养的池塘达3000亩，年产鲜鱼2400吨，生产肉鸭70万只，养牛9万头，猪18万只，年创产值5000多万元，年获利润1500万元。

第五，花大力气改造农田，提高农作物产量，从1989年底到1991年，全县完成改造中低产田14.5万亩，增加和恢复灌溉6.5万亩，改善灌溉4.6万亩。完成农田整治2.25万亩，旱涝保收面积5.08万亩。

戚火贵拿出在西流当农场场长的干劲，一年365天他几乎有一半时间和农民在田间地头度过，被群众称为“田头书记”。

因为在乐东县干得比较出色，1993年戚火贵又升任海南省东方黎族自治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为副厅级干部。

那时候海南建省不久，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海南之后，虽然经济发展比较快，但社会上的思想也比较混乱，许多人游手好闲，甚至抢劫盗窃，打架斗殴，治安情况堪忧。

这种情况在东方县尤为严重，那些流氓混混被人统称为“烂仔”，一到夜色降临之际，“烂仔”们便满街乱窜，给东方县在全省的形象造成很大影响。

戚火贵到任之后，向公安机关提出“以保卫特区建设为中心任务，大力加强对案件的侦破工作，坚决及时地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基本要求，毫不留情地打击犯罪分子。

据统计，1993年东方县共摧毁各种犯罪团伙37个，抓获团伙成员213名，其中抢劫团伙11个，成员67名；盗窃团伙14个，成员58名；流氓团伙3个，成员17名；其他团伙9个，成员68名。

到1996年，东方县发生刑事案件的数量从1993年的165宗骤降到96宗，发生的96宗案件中破获78宗，破案率81.2％，3年前的破案率还连70%都不到。

这一年，全县发生大小治安案件237件，公安部门及时查处227件，查处率96％。

随着新一届县政府狠抓社会治安，曾经一度遍布街头的“烂仔”三年后几乎绝迹，东方县多年来最头疼的问题居然药到病除。

戚火贵也由此成了在海南全省名噪一时的“明星书记”，他最得意，最风光的时候，就是1997年3月东方县撤县设市，他也成了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

东方市汽车站前的庆祝活动

然而，随着戚火贵的地位步步高升，又受到省政府的一次又一次表彰，他的眼中已没有党纪国法，只剩下了自己的富贵私欲。

由于他党政一把抓，到了主政东方时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他的“指示”比政府行政指令还有用，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

很快，戚火贵在东方的所作所为就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

1997年5月4日，东方市农科路停水，有个翁姓人家的小孩子打水到外面洗澡冲凉，因为没有人管，洗澡水流到马路上。

这一幕恰巧被坐车经过的戚火贵看在眼里，他立即让司机停车，并上去痛骂这家人，说他们不讲卫生，不配当城市市民。

眼看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父亲见状不忿，便顶撞了戚火贵几句。

东方市委、市政府办公楼

戚火贵大怒，立即喊来警察要拘留翁某，这时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翁某好汉不吃眼前亏，趁乱溜走了。

没想到，戚火贵根据“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原则，把翁某的妻子和2个小孩子抓进派出所，放话说要拘留他们15天。

第二天翁某没办法只好投案自首，戚火贵指示派出所给翁某安了一个“不讲卫生和辱骂领导”的罪名，关了一个多月。

想抓人就抓人，要给人定罪就随便想个罪名，“戚书记”好大的官威，这个书记简直比法律还牛了。

由于戚火贵在地方上已经无人敢管，他受贿贪腐更加肆无忌惮。

东方县的经济比较落后，但当地却盛产黄金，戚火贵就任县委书记之后不久，就有闻风而来的商人上门拉关系，出手就是8根“小黄鱼”（每根约200克），戚火贵对该人的印象顿时升级，此后多有关照。

金条（这根估计有200克）

因为东方县大搞开发，土地很快变得抢手，这可是动辄上千万、上亿的“大买卖”，因此掌握土地审批大权的戚火贵来者不拒，受贿收得手软。

比如某公司老板为了征用东方县政法路150亩土地搞房地产开发，一次就送给戚火贵30万元，后来又为了拿下县城里某个繁华地段直接提着密码箱送到戚家。

又有个商人，为了得到东方市石油公司油库土地的开发权给戚火贵送上大额“孝敬”，见钱眼开的戚遂将土地开发权批给该老板。

在东方市，要升官就得给戚书记送钱，要调岗也要给戚书记塞好处，甚至有的人被戚火贵批评之后只要送上几万块钱就能转危为安。

为此，戚火贵还专门挑有权、有利的那些部门，多次“批评”该部门一把手、二把手工作不力……

虽然戚火贵是个花花公子，但他在家里却是个“妻管严”。

戚妻符荣英既贪又悍，与戚结婚时只是西流农场医院的一名护士，随着戚火贵的步步升迁，符荣英也随之鸡犬升天，仅用9年时间就成为中国银行东方支行行长。

这还不够，符荣英还想办法到省委党校学习包装自己，把自己的学历稀里糊涂地从初中变改了大专。

符荣英之贪婪无耻，比戚火贵更甚，逢年过节，各路商人下属到“戚书记”家里拜年，所送的红包和贿赂都由符荣英一人包收。

1994年戚火贵父亲去世时，当时东方县有点级别的干部差不多都去悼念，这时候他们还不太熟悉“书记夫人”，就把红包送给了戚母。

孰料符荣英见了竟当场发飙，大闹灵堂，令戚火贵好不尴尬，只好让母亲把收到的钱给了她，后来的红包也全让她收。

这个悍妇对金钱的追求已到了变态的程度，她不仅丈夫的钱要拿，连他亲戚的钱都不放过。据说，当年戚火贵的弟弟回老家摆酒结婚，赴宴的亲朋送的红包也全部落入了符荣英的口袋。

在她的一手把持下，戚火贵虽然位高权重，但家里每天的早餐就是咸菜白粥，被查时他家厨房里还有好几箱的咸菜，因为批量买便宜。

而且，检察机关在戚家的阳台上还发现了别人送来的成堆的补品、饮料和水果，大部分因为时间太久已经变质腐烂，甚至养肥了一窝老鼠。

但据戚母和戚的兄弟姐妹们说，符荣英从未给家里人带过吃的东西。

搞到后来，戚火贵不得不搞起了一个自己地下的“小金库”，往里面偷偷地藏了26万多元的赃款。

但讽刺的是，符荣英居然还写过一篇名为《加强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毕业论文，真不知她落笔时作何感想。

这样的人渣败类居然靠着丈夫的裙带关系成了党的高级干部，还掌握市级银行的财政大权，简直是骇人听闻，匪夷所思。

法院判决后符荣英被吓瘫的丑态

戚火贵的贪污腐化，与符荣英无止境的贪欲和需索无度难脱干系。

落马之后，戚火贵对符荣英也不免怨恨，他曾对办案人员说：“我如果有一个好的爱人的话，如果她及时提醒我，我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很多东西受她影响，我讲她也不听。”

1998年3月，戚火贵调任海南省司法厅副厅长，一个月后即被省纪委、监察部门立案调查。

经调查查明：自1992年到1998年春节，戚火贵利用职权之便，单独或伙同其妻共收受他人财物40次，共计价值人民币187万元，港币3.5万元，还有1065万元人民币、61万多港币、3万多美元以及97件黄金首饰等财物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在写给法院的认罪书中，戚火贵早已没有了昔日的狂妄自大，他一再声称自己已经认识到了错误，希望政府能放他一条生路，“罚他回老家当个农民”。

在11月4日的庭审中戚火贵又多次痛哭流涕，表示自己“是一个能够改造好的人……请求法庭给我一条活路！”

吓得走不动路的戚火贵被戴上警车

他哆哆嗦嗦地念道：“我犯下的罪是严重的，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我工作过的地方的干部、群众……我希望我们在位的领导，特别是在市县的领导，从我身上吸取教训……”

当年狂妄不法贪污狼藉，现在良心发现不觉得太迟了吗？

1998年12月1日，海南省高院终审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戚火贵死刑，判处其妻符荣英有期徒刑16年。

2001年8月13日上午9点20分左右，已经吓得浑身瘫软的戚火贵被武警拖下囚车，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