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独特视角直击生态环境问题
【摘读】
有媒体报道，2003年8月，世卫组织曾对中国悄然解除野生动物贸易禁令，表示十分担忧。
在野生动物保护人士看来，17年前，我们赢了SARS，却输掉了一场野生动物保护与公共卫生治理联手攻坚的双赢战。
与盗猎洗白、动物福利、检疫空白等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相比，这一产业最大的致命伤，是建立在野生动物商业利用的价值观上。
在我国盗猎普遍、监管不足的大背景中，这一立法价值观，令违法犯罪变本加厉，公共卫生安全隐患长期存在。
如果2003年SARS之后，在一份比起当时的解禁更为智慧的政策引导下，我国的野生动物消费市场逐渐萎缩，野生动物养殖产业陆续关停，那么，此次武汉肺炎，即便发生，相应管理和关停的成本，一定要小的多。
不能再把问题，留到第三次SARS。
2004年1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人员前来视察广州的野生动物市场，确定是否还有果子狸售卖。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01
截止到今日，武汉新冠病毒全国疫情仍在蔓延，总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远超SARS，拐点尚未出现。
2月13日，人民日报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WHO）人畜共患病和新发传染病联合诊断中心主任、著名传染病学专家维尔特·李普金的发言，用大标题作呼吁：野生动物交易市场，是时候永久关闭了。
然而，2月14日，也就是昨天，国家林草局公众号“林草新闻”的推送文章《大讨论|众说纷纭野生动物，真知灼见何去何从？》中，并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做了一番“观点平衡”。
这些观点集合在一起，偏向性明显，大部分都支持继续野生动物商业利用，甚至有人认为“有成熟的繁殖技术，有明确的种源来源，有固定的养殖场所，有严格的检疫标准，有规范的经营程序，所谓的“野生动物”可纳入家禽家畜管理范围，可以商业食用、利用。”
这些观点相信，人工繁殖野生动物只要“管理跟上了”、“检疫完善了”，就是彻底安全的，就可以“从野保法管理范围中剔除”，放心“归农业部门管理”，人工养殖国家重点物种可全面实现“降级管理”。
在很多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眼中，这是十分危险的主张。全然不顾人工养殖野生动物整体产业长期监管失控的本质原因，不顾野外种群一旦落入盗猎洗白，再作为养殖动物进入贸易链，责罚上却只能参照家畜，是多么令人担忧。
公众号“林草新闻”发送这样观点失衡的文章，显然是在为野生动物养殖业做争取，为疫情过去后野生动物合法利用和贸易产业的延续乃至壮大，尽力做保全。
回看SARS历史，这样颇为草率的争取和保全，曾经引发世界卫生组织的担忧和批评。
当时的一系列情形，有媒体做了记述。野保法重启修法当前，值得参考。
2018年11月27、28日，让候鸟飞懿丹野保特攻队在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某野味市场举报一家蛇店档口，经森林公安执法，现场翻出无证经营的16个果子狸、6只豹猫、野鸭子、夜鹭等50只，当晚放归。
02
很多人记错了。整个2003年非典事件中，果子狸并不是马上被判死刑的。从锁定果子狸，到扑杀果子狸，中间还有个戏剧性的8个月。
真正对之后我国的野味治理产生历史性影响的，正是这8个月。
时间倒回17年前——
2003年5月，香港大学和深圳市疾控中心在深圳市动物市场销售的果子狸、貉、獾中分离出SARS样冠状病毒，并发现其基因和人源SARS冠状病毒同源性很高，提示人SARS病毒可能来源于果子狸。
当年5月底，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林业局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严禁违法捕猎和经营野生动物，禁止出售以野生动物为原料的食品。广东省林业局也停止野生动物收购、出售等活动，原地隔离封存野生动物。
“几乎一夜之间，所有和野生动物有关的商业经营活动戛然而止。由于正值非典肆虐人心惶惶的时候，这一政策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欢迎。”《瞭望东方》记者写道。
截止到这里，SARS肺炎与武汉肺炎两次疫情中，针对野生动物的处理，乃至之后，野生动物养殖行业开始发声“呼吁不可一刀切”，还是一致的。
当时，受野生动物贸易禁令的影响，我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损失惨重。报道称“在SARS尚且肆虐的2003年6月初，湖北省林业局就针对省内养殖行业的艰难处境给国家林业局写了紧急报告，要求国家尽快出台明确的政策，给养殖业一条出路。其他多个省市林业局也纷纷反映养殖业危情。”
2003年6月12日，《南方农村报》召集广东省20多名野生动物养殖户，邀请广东省政府有关部门进行研讨，呼吁国家对野生动物养殖业进行科学、公正地处理。
林蛙，2008年被纳入国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在《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林蛙的产值和就业人员人数排名第二，仅次于大鲵。2019年年底，央视记者调查林蛙售卖产业链，号称养殖，却捕自保护区核心区。推荐阅读：
2003年7月9日，国家林业局等12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适应形势需要做好严禁违法猎捕和经营陆生野生动物工作的通知》规定：人工驯养繁殖技术成熟、不依赖野外资源为种源的陆生动物物种可以从事经营利用性驯养繁殖（一线调查不断在证明，这一条并不属实，后文有详解）。
2003年8月5日，在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从非典疫区中除名后才一个多月，国家林业局签发“林护发［2003］121号”通知明确规定：果子狸、山鸡、鳄鱼、梅花鹿等54种陆生野生动物已被批准列入首批可进行商业性经营利用和驯养繁殖名单。这意味着自SARS以来，国家对一切有关野生动物的食用、贸易等商业经营活动的禁止性规定开始解除。
根据《瞭望东方》记者在2004年1月刊文《果子狸生死劫》的描述原文，当时，国家林业局以超乎寻常的谨慎与低调态度对社会发布了这条信息。“除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新闻通稿外，拒绝接受任何新闻单位的采访。”国家林业局一位人士对《瞭望东方》说。在消息公布的短短数日里，网站上民众的评论达数千条。
世界卫生组织8月23日对中国解禁野生动物交易，表示十分担忧。他们从动物保护和传染病学两个方面提出了批评。
2003年8月底，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专家们和中国专家一起前往广州继续调查SARS的传染渠道。他们访问了一些动物养殖场和市场，连称问题堪忧。世界卫生组织驻北京代表处的阿兰·施努尔警告说，很难说在中国天气凉下来后，SARS是否会重来。他督促中国建立一套切实可行制度来保障野生动物应用和食用的安全。
《瞭望东方》记者写道：“中国历来对野生动物的生产、销售、加工环节的监督和检疫不够，在饲养繁殖野生动物过程中的饲养设施标准、营养标准、卫生标准、检疫标准等，尚无法可依。千年文化习俗仍然战胜了对生命的珍惜。……而发展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就业的考虑，显然压倒了一切。这正是禁令不得不解除的根本原因”。
2018年1月民间团体@反盗猎重案组举报一个盗猎嫌疑人多次发布盗猎信息，图为带着夹子的果子狸爬上了树。2017年至今，@反盗猎重案组举报网络盗猎信息有多条包括果子狸。这仅仅是盗猎分子主动晒出的，现实中很可能远多于网络。
10月14日，广东部分陆生野生动物经营者已通过了审核批准，重新领取了《广东省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经营利用准许证明》，如无意外，受非典影响遭禁5个月之久的果子狸即将重返广东市民餐桌。
10月17日，钟南山院士针回应：“（广东果子狸重返餐桌）为时过早，我不赞成。”钟南山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人们不能放松警惕，目前已经有了不少线索能够证实果子狸和其它一些野生动物是有可能传播非典的。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其安全性的情况下，“果子狸重返餐桌”是不恰当的。
贸易解禁后的四个月，广东SARS果然再现。
2003年12月到2004年1月，广东省新出现的4例SARS病例，有3例与同一经营果子狸的餐厅有流行病学联系，其中一位是经营野味的餐厅服务员，还有两位发病前曾在该酒店或相邻酒店就餐。
2004年1月初，广东省决定扑杀全省内的果子狸。
此后，尽管对果子狸扑杀存在争议，针对果子狸是中间宿主而非自然宿主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突破进展，但扑杀果子狸，成为广东省乃至我国SARS疫情防控的关键一战，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果子狸扑杀之后，对我国在SARS后解除野生动物贸易禁令，保留了野生动物养殖产业，且在后来的17年中大力推进，其中的风险，再也没有人继续探讨。
视频里4分30秒出现野生果子狸，2019年5月3日，志愿者来到安徽庐江县北门市场暗访，现场发现4-5个摊位都有公开贩卖野生动物，有果子狸、刺猬、蛇、珠颈斑鸠、野鸭。更多详情：
03
将2003年SARS肺炎中野生动物养殖行业的损失，与此次尚未结束的武汉肺炎所导致的病亡人口和全民经济损失，来做一个比较，孰轻孰重？
答案不言自明。
在野生动物的保护人士看来，17年前，我们赢了SARS，却输掉了一场野生动物保护与公共卫生治理联手攻坚的双赢战。
回顾历史，SARS疫情发生时，我国还没有如今的野生动物保护社会力量在持续发声，有一线工作者持续为野生动物的真实处境说话，持续揭露野生动物养殖的问题，有专业人士持续在强调野生动物保护与公共卫生安全隐患之间的紧密关联。
对于像SARS这样由野生动物消费所导致的人祸，仅仅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与权威组织，面对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和大力推动该产业的林业部门，显然是不够的。
从野味治理的角度来看，SARS最大的后遗症，就是《国家允许养殖的54种陆生野生动物名单》，这份特殊背景下的博弈产物，作为政府文件保留了下来，产业保住了，这份名单则在2012年废除。2017年新版《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后，《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第一批)》颁布，9个物种中，仅梅花鹿、马鹿、虎纹蛙是本土物种。
图为2019年5月18日，野保志愿者举报江西省九江市江洲农贸市场滥卖野生蛙类，相关部门查获该市场14家商铺卖普通野生青蛙，5家商铺卖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虎纹蛙。2019年5月-6月间，懿丹野保团队举报贩卖虎纹蛙的摊贩11起，地点包含江西乐平、江西湖口、江西上饶、江西鹰潭、浙江衢州、湖北通城、安徽安庆、安徽宿松、湖北黄梅、江苏南京。数量至少上百只，但因有的地方称重，有的地方计个数，总数无法统计。
2003年之后，从业者们心知肚明，并不是所有的养殖者，都会遵照这份名录描述的那样，“人工驯养繁殖技术成熟、不依赖野外资源为种源”，很多与这一条描述大相径庭。
与盗猎洗白、动物福利、检疫空白等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相比，这一产业最大的致命伤，是建立在野生动物商业利用的价值观上。在我国盗猎普遍、监管不足的大背景中这一价值观令违法犯罪变本加厉，传染病等公共卫生安全隐患长期存在。
野味、宠物、展示展演、入药等所谓“商业消费需求”，被不断满足，不断巩固，不断培育。不断被“喂饱”的消费市场，长时间维持在低水平的价值观上，得不到正确引导和拔升，反过来催生野生动物养殖产业，或以野生动物养殖产业为名的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犯罪链条，持续扩大。
SARS疫情原本是一次我国彻底整肃野生动物养殖行业的机会，但等SARS进入安全期之后，我国的野生动物养殖产业治理被转入了慢车道。相应的检疫免疫研究工作进展缓慢，慢到十七年后爆发大规模疫情，才发现整个野生动物养殖行业，几乎是检疫裸奔。
图为一张萤火虫“检疫”合格证。即使检疫制度完善之后，对于非法贸易从业者，很可能是多了一张要造假的证件而已。反对萤火虫商业展的志愿者们最熟悉检疫证，由于现有野保法保护法不 保护萤火虫，只能通过举报检疫证件造假，来干预相应案例，达到依法查扣和放归的成果。
有专业人士指出：“由于缺少基础研究，对野生动物，即使是完全人工养殖，对其病原体（细菌、病毒、衣原体、支原体、寄生虫等）及其临床症状、传播途径，对人类健康影响都缺少足够的认识。”同时，由于无法避免野外取种和盗猎洗白，无法阻挡自然界中不断变异的病毒，野生动物的检疫，即便有，也可能存在滞后性。
与检疫科研和管理建设的缓慢相比，这一产业的发展却不断高速前进。
在保护性繁育和商业性繁育长期得不到清晰界定的前提下，野生动物养殖产业被普遍看作“养殖技术成熟”、“有效缓解野外种群盗猎”，成为农业多样化发展，扶贫助农优秀产业。不断有养殖户在这一引导下投入其中。
在市场激励和政府引导下，2016 年，我国仅食用野生动物养殖产业从业人数已有626万人，产值已达1250亿。这一数据出自2017年7月由“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组编撰的《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中，项目组分析了各类养殖野生动物的发展前景，却没有任何章节，关于我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中历来盗猎洗白的调查，没有任何章节，可以了解到现有野生动物消费市场中盗猎与养殖供应量真实数据比较，也没有任何针对我国野生动物盗猎监控体系的调研结论，没有任何文字能够体现，在我国的野生动物养殖行业中，盗猎洗白等负面效应，是可控，可消除的。
我们愿意相信大部分野生动物养殖行业的从业者是善良的，是单纯的，就像大部分“利用派”支持者，愿意相信一个模糊的理想：毕竟市场需求庞大，经济收益可观，以前没有管好，未来一定可以管好。
只是，如果对于长期管不好的事实，连认真讨论，总结反思都没有，只谈经济效益和所谓的保护效应，让人看不到信心。
野生斑头雁雏鸟，2019年7月2日-7日，懿丹野保特攻队和让候鸟飞反盗猎重案组负责人、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负责人前往青海调查举报2个非法养殖场。其中一家多年在春季收购野生斑头雁、灰雁、鸿雁、赤麻鸭、各种野鸭蛋、海鸥蛋。该养殖场每年售出上万斑头雁幼鸟苗，但养殖场内没却有种雁。在志愿者们去之前，6月6日已经有人举报该养殖场收购野生蛋，同时在嫌疑人家搜出2个藏羚羊头角，黄羊的角，不到一个月被举报2次的养殖场，仍然照样营业，此案已在督办中，等待结果。
04
2017年，央视报道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发现，SARS冠状病毒的源头是中华菊头蝠，果子狸只是中间宿主。这一科研成果，被一些野生动物养殖产业代表，看作是为果子狸洗清了“罪名”。
江西省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局某局长，去年曾对媒体表示，经合格检疫，并持有批准手续（也就是林业部门许可），养殖果子狸可在市场流通并走上餐桌。让人一时恍惚，这是农业局局长，还是野保局局长？
野生动物养殖产业俨然走上了乡村振兴的政策扶持快速通道，进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然而，二十年内出现两次野味疫源的全国性传染病，导致贸易禁令出台，即便是临时性的，也会造成严重损失。这样的损失风险，行业和政府有没有提前告诉农户？谁能确保下一次禁令是何时？
武汉疫情发生之后，公众对儿童出版物中出现“果子狸可以吃”的字样提出质疑，出版社作出回应。这类简单的读物不会详细说明人工养殖或盗猎洗白的多重风险。我国野保法三十年，新一代在不吃野味的教育下长大成人，人工养殖又要打开野味市场，这样的前后矛盾，左右互斥，严重拖后了我国全面禁食野味的步伐。
然而，果子狸真的安全了吗？
武汉“野味肺炎”之后，媒体对石正丽团队的发现再度传播，很多人第一次知道，SARS冠状病毒从野生动物到人类的过程中，还需要一个“中间宿主”，作为传播的桥梁。
到目前为止，科研工作者对SARS冠状病毒从蝙蝠到果子狸的传播途径仍然不是很了解，（蓝字即链接）：“可能有人抓了蝙蝠，也有果子狸，两个笼子叠放在一起，果子狸通过接触蝙蝠的粪便而被感染，人再去宰杀果子狸，进而被感染。”
理论上，所有上了餐桌的果子狸，都应当来自人工繁殖，没有机会接触到蝙蝠或蝙蝠的粪便。果子狸养殖作为我国养殖时间最长的物种之一，应该早就实现了“人工驯养繁殖技术成熟、不依赖野外资源为种源”，因此，养殖的果子狸不可能感染病毒。
但现实可能并非如此，这篇提到，“在针对人工和野生果子狸的对比研究中发现，野生果子狸的遗传多样性，竟然比圈养条件下的同类还要低，这暗示了养殖场频繁从野外引种的事实。”
频繁野外引种，就等于打开了接触野外种群的窗口。2017年后新加入果子狸的农户，对这一背景是否了解？他们的第一批种狸，是否能完全放心？
与此同时，养殖的果子狸，有多少可能来自盗猎洗白？作为养殖野味的明星物种，果子狸的野外盗猎情况怎么样呢？本文部分图片案例，已做出了说明。
2019年7月25日，志愿者来到四川省泸州市王氏农贸市场，举报一家名叫国老幺野生特种动物养殖店，当时，该店中有果子狸、豪猪、竹鼠、蓝孔雀、斑鸠、蛇、鸳鸯售卖，其中，2只果子狸被夹断腿，鸳鸯的爪子底部光滑，明显是盗猎来的。养殖区只有一只豪猪，其余都是在冰库死体。由于对方后来拿出了销售许可批复，森林公安仅把不在许可名单上的斑鸠和鸳鸯罚没了，斑鸠放归，最后，国家二级动物鸳鸯，竟然又还给了养殖场。详情可了解：
这样一个在我国养殖多年的物种，到今天，为什么野外盗猎仍然猖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反问一句，“养殖数量上去了，野外盗猎就会下降？” 这个结论有科学依据和充足证据吗？
果子狸的消费市场一直在。
2019年，江西日报报道，近年来，果子狸相当紧俏，市场售价达到了每公斤250元，每只子狸半年至一年可长到5公斤左右。
这样受欢迎的野味物种，野外分布地广，寻觅不难，法律还不禁止食用，盗猎监管又远远不足……多少人能抵挡诱惑？
养殖和盗猎，是消费市场的两条供货来源，相互平行。养殖数量，无法决定盗猎数量。真正决定盗猎及盗猎程度的，只有三个因素——
1、有人吃、有人收；
2、法律惩戒够不够？
3、守法意识够不够？
2019年6月3日，志愿者来到安徽安庆怀宁举报一家养殖场（窝点），靠合法的养殖证大量收购证上有的野生动物黄麂子、野猪、果子狸、各种蛇等。6月10日，在安徽黄山另一个养殖场窝点，志愿者发现该养殖场除了收购野生蛇以外，还有上千只果子狸，有的明显断腿，存在收购盗猎个体的严重嫌疑。
2017年11月，志愿者在安徽铜陵“野鸭村”姚岗村，发现多个存在非法捕猎和收购的野鸭养殖基地，举报后森林公安办案消极，举报过程艰难。
也许有人会说，人工养殖野生动物，不是有标识吗？
2003年颁布《国家允许养殖的54种陆生野生动物名单》时，开始对养植物种实行标识制度，但这一制度，似乎违反常识。一个野味食客，原本就有挑战违法饮食的基础心理，面对拿不出标识的野味菜肴，会在意吗？
因为养殖野味的存在，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大刀迟迟无法落下，养殖野味巩固的野味消费市场，不断吸引野外盗猎和盗猎洗白，被监管和被举报只是冰山一角。违法成本低到几乎没有。养殖野味对野外种群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
梅花鹿和娃娃鱼这两个养殖野味明星物种，如今盗猎新闻鲜见，并不是因为有了养殖个体替代和标识制度，而是因为野外种群数量早已十分稀少。如果一定要说养殖梅花鹿和娃娃鱼对野外种群恢复有卓越贡献，请拿出证据。
而果子狸、竹鼠、蛇、豪猪、鹭鸟等这些当今在野外仍然分布广、数量多的本地物种，假如任由养殖野味持续满足野味市场，继续刺激野外盗猎，也会同梅花鹿和娃娃鱼一样——总有一天，只剩养殖场内热闹蓬勃，养殖场外寥寥无几。
2016年11月16日，广西桂林森林公安打掉5处非法野生鸟类窝点，查获一批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冻体，解救了35000余只栗鹀。在广东著名野味黄胸鹀被吃到快灭绝之后，栗鹀等相似物种，被大量盗猎替代。
2019年9月13日，志愿者在一户农家发现约12000只活体禾花雀（即世界极危物种黄胸鹀），自2016年起，让候鸟飞各地团队在一线解救黄胸鹀，已达19145只。此前，志愿者曾在天津唐山一带举报多个类似的候鸟催费窝点。贩子坦言近年官方管严了，野外多了起来，比以前好抓了。没想到仍有黑手在等着他们。
养殖也不是万能的。禾花雀（黄胸鹀）已经被吃成世界极危物种，为什么没有出现黄胸鹀养殖场？道理很简单，盗猎产业链用大量栗鹀、灰头鹀、甚至是麻雀来冒充禾花雀，成本低、监管弱，可继续满足市场，远比开发养殖划算得多。偶尔抓到了真的禾花雀，还能卖个高价。
养殖场投资门槛高，技术要求高，决定了只要我国还有野外种群，养殖场收购盗猎个体的可能性就很大，加上盗猎亦可直接流入市场，扰乱市场价格，给真正合法的养殖户造成损失。
此外，一线志愿者还提到，在盗猎洗白案件中，目前我国的技术，无法鉴别是否来自野外，给一线举报和监管带来阻碍。
除了活的成鸟有应激，很多无法鉴别的物种情况，包括掏窝孵化或掏雏养大的鸟类活体和死体，蛇类活体和死体等。
6月10日，志愿者举报安徽黄山有人假借养殖名义大量收购野生蛇，在“养殖场”内看到大量棘胸蛙和王锦蛇、乌梢蛇等蛇类，养殖场相关人员表示的确存在从野外收购，“都是农村大爷抓的”，从养殖场邻居和曾给被举报人拉过货的司机那里都得知，该养殖场长期收购野生动物。
然而，森林公安请来的鉴定专家表示，目前国内的技术，无法判断该养殖场蛇类是否系来自野外。该专家在现场同时也坦诚，根据区分野生蛇和养殖蛇的方法（例如，野生蛇身材匀称、脖子细等） 养殖场里的蛇明显更接近野生蛇的特征。
愿意“加强监管”的主管部门，是否立即暂停产业，等待盗猎洗白鉴定技术出台，并纳入监管体系标准，作为野生动物养殖行业管理标配，才能体现坚决打击盗猎的决心和能力，然后才能恢复养殖？
05
也许只要问一句：野味消费，在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眼中，到底是应当消灭的陋习，还是难舍的经济产能？
意志不坚，行动必然不力。必然有许多谎言，许多徒劳。
野味市场如此，宠物市场同理，展演市场同理，皮毛市场、入药市场同理。在商业养殖的支持者中，有许多观点，并不难反驳。
最终人们会发现，商业养殖的唯一目的，只是盈利，为了这个目标，“可以缓解野外盗猎压力”，“可以帮助保护野外种群”，“可以促进扶贫工程”，只是附加物，是可有可无、不必求真的“装饰”，逻辑牵强、兑现有限、简单可驳。
如果2003年SARS之后，在一份比起解禁更为智慧的政策引导下，我国的野生动物消费市场逐渐萎缩，那么，武汉肺炎之后，受贸易禁令煎熬的从业者数量，就要少很多，相应管理和关停的成本，也要小的多。
这的确是一场艰难的博弈，但不是“保护派”和“利用派”的博弈，而是“行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博弈。
相信只要方向对了，就有达成的可能。不枉十七年来还在继续付出生命代价的野生动物，不枉此次武汉肺炎的每一位罹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