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说起，民国时期的富豪，很多人马上就想起四大家族，

可你们不知道，中国是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还隐藏着很多不知名的富豪，

例如，东北王——张作霖，张大帅。

张作霖那才是民国时期第一富豪，

要不是日本坏蛋坏了张大帅的好事，要了张大帅的命，夺取张大帅的发财之地，

那么，民国首富就是被张大帅家族一直把持到1949年，

四大家族算个啥啊？

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所列财产表(基本相当于现在的《福布斯》排行榜)显示，北洋时期， 71个官僚军阀要人私产总额达63000万元，而张作霖个人则独占5000万，高居榜首。

就是张作霖手下的人，例如，吴俊升其财产达1.5亿之多。

杨宇霆、张作相等人的资产亦在1000万-7000万之间。

需要说明的是，这可不包括张作霖所有财产，因为那时信息非常闭塞，很难查清一个人到底有多少财产。

一、先了解下民国初期的物价和薪水情况

《中国报学史》一书中曾对民国初年报界编辑、记者等群体的收入做过系统总结:报馆总理月薪约在300元左右,总编辑(总主笔)在150元至300元之间,编辑长约150元,编辑长之下有要闻编辑、地方新闻编辑和本埠编辑等,均为80元左右,副刊编辑则在60元左右;记者因职务性质。

不同报社、出版社、书局因自身经济情况不同,所发薪资也大为不同。

1920年张静庐任泰东书局编辑时,每个月可拿到20元左右。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聘请:对邵裴子的聘金为160元到200元,蒋梦麟的聘金为200元到250元,胡适的聘金更是达到300元,相当于报馆经理的收入。这可是大牛人物的工资。

民国初期，一般来说高级技工每月收入为数十元,工头为20元左右,而普通工人基本处于日入三四角,月入10元左右的收入水平。

这样的收入水平若仅用于个人生活尚可自足,要赡养家庭则显得捉襟见肘。

191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在对曹家渡的调查中发现“工人支持五口之家月须15元”,而针对普通工人10元左右的月收入,他们得出“非有一人以上在外谋生不可”的结论。

上海物价，1920年至1925年间,物价平均“每斤大米5分多钱,1银元可以买18斤大米;猪肉每斤平均1角4分钱至1角5分钱,1银元可以买7斤猪肉;棉布每市尺大约1角2分至1角4分钱,1银元可以买8尺棉布;白糖每斤1角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食盐每斤2—3分钱”。

拿上海举例子，是因为上海在民国时期物价是最高的。

1914年北京警察局划定的贫困标准则是,“维持一个两口之家一年生活的费用是65元,四口之家一年的费用是93元”,处于这一标准之下的则被视为贫困。——————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第289页。

1918年清华大学外籍教师狄登麦对北京西北部195户家庭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家庭的年收入从30元到269元不等,中间水平的家庭收入在每年90元到109元之间”——————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第286页。

二、

那么，从1902年接受清廷招抚到1928年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在短短的26年时间里，张作霖到底积攒下了多少家底，他又是如何获取到这些巨额财富的呢？

张作霖到底有多少财产，说法不一:《民视日报》的统计是五千万元，但还有人说是九千万元，更有人说高达一亿元。

对于这些具体数字的准确与否，我们无从考证。

事实上，即使是张作霖本人恐怕也很难知道自己的财产确数。

我们只能从一些零星的历史资料来推测这个富有的军阀到底富到什么程度。

张作霖时期，东北是独立于关内的，作为东北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实际上他就是东北地区的土皇帝。

所以，对张作霖来说，个人私财与公共财富往往是很难区分的，

只能从社会认可的张家私财做个约略的统计。

1、房产。

早在中安堡时期，张作霖就修建了一座算得上很有规模的民宅。

1905年，他又于新民府购府宅一栋。

1916年，在奉天城刚刚站稳脚跟，张作霖就于大南门里荣厚老宅基础上建起三进四合套宅一座，宅院以王府规格为基准，雕梁画栋，十分豪华。

此后，随着权势的升迁，他又先后在东院营造了中西合璧式小青楼、罗马式大青楼。

在院外修建了帅府办事处、边业银行楼，

在奉北修建了北陵别墅，在商埠地五经街一带，为五夫人寿氏、六夫人马岳清盖了豪华的三层洋楼各一栋，北京著名的顺承王府也是张作霖的房产，买下它花费七万银洋。

到张作霖被炸身亡时，他的房产不仅遍布东北各地，在北京、天津等地也购置了一些别墅、公馆，像电影《南京！南京！》中拉贝先生的办公楼就是用张作霖四夫人许澍旸在天津的公馆作的外景。

据1949年沈阳市房产局户籍科的不完全统计，仅在沈阳市内的张家房产即有楼房10余栋，平房409间。

2、地产

张作霖在北镇有土地1100余垧，在黑山有土地500余垧，在通辽西有荒地12.6万垧，在辽河岸边有荒地4.5万垧，在黑龙江一面坡有地近2万垧。

上世纪20年代，东北北部地区交通条件好、土质肥沃的土地，市价每垧均在50元以上，以最低50元计算，这20万垧土地即价值千万元。张作霖的这些土地并不会闲着，而是租种给农民。当时地租一般每垧1石至2石。我们姑且按1.5石算，他的这20万垧每年就可收租30万石，每石合460斤，30万石即13800万斤。

3、银行存款

1925年底郭松龄反奉时，日本人曾调查过张作霖的财产。“查得张作霖于奉天以外所存之现款，即朝鲜银行四百万，正金银行二百万，又在天津一千万，上海汇丰银行一千万。”“奉天‘满银’、‘正隆’两银行所存奉票当在百万元，百五十万元之数。”

鉴于日本发达的情报系统，我想这组数字应该是准确的。仅从这几家银行即可看出张作霖的存款，也就是流动资金至少在两千八百五十万元以上。但这仅是以张作霖个人名义的存款，恐怕还会有不少以夫人、子女名义的存款吧。

4、实业

张家在东北各地开设了三畲连锁商号，行业涉及典当行、粮栈、油坊等，分布范围则遍布东三省，大大小小有几十家之多。

张作霖先后以自己或张学良名义投资的矿厂有:八道壕煤矿、鹤岗煤矿、中兴煤矿、西安煤矿、复县复州煤矿、兴城县榆树沟煤矿、兴城富儿后沟煤矿、阜新煤矿、蛟河奶子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奉复印刷石矿公司、永兴铁工厂股份有限公司、海城大岭滑石矿、集安县马宝州金矿、铁岭县东牧养正砂金矿、兴城县和凤城县的5处锰矿、岫岩县的钢玉石矿等等。

张作霖投资或入股的工商企业还有:大亨铁工厂、大冶铁工厂、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宁古塔发电所、恒源丝厂、肇新窑业公司、奉天纺纱厂、八王寺汽水厂、惠临火柴公司、大昌兴军衣庄、魅祥畲军衣庄、魁盛祥军衣庄、奉天东方粮栈、奉天强华公司灰铺、天津恒源纺织有限公司、中日合办兴发公司等等。

除此以外，张家还有一些夫人、子女或亲信名下的房产、土地、商号，这样的财产有多少，恐怕张作霖自己也说不清楚。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散存于其他资料中的数字找到一些佐证。

1925年郭松龄反奉，张作霖准备难逃大连，送日本南满站货栈暂存的 金银珠宝，用汽车拉，总共拉走了27辆之多。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私产仅被日军抢取的金银一项，就价值2. 5多亿元，而张学良主政东北不过三年时间，因而大部分都应该是张作霖时期积累下来的，从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张氏父子个人经济实力已强大到何种程度。

1931年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后，从张学良官邸（大帅府）搜出黄金八万条运往东京，每条重二斤，记256万两， 价值华币达26000万元。 曲香昆：《学者首次披露：日军拍卖张作霖财产细节》，《华商晨报》2013年2月3日）

三、那么，张家这些财产都是如何取得的呢？

张作霖出身贫民，直到他办保险队开始，手头才宽裕了点，但这也仅限于养家糊口，谈不上富贵。

日子清苦到什么程度呢？张学良出生后，赵氏没有奶水，只能喂孩子高粱米汤。试想一下，但凡稍微有点钱，能让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吃这个吗？

张作霖的第一桶金来自于剿匪。

接受招抚后，张作霖即平定了五大哨匪帮，各帮的金银财宝全部落入他的囊中。其后，清政府又以剿匪有功赏他白银1000两，这样，一次剿匪使张作霖得到了双份收入。

1904年日俄战争，张作霖左右逢源，周旋于日俄两军之间。为了拉拢他，日俄双方都送给他不少的经费和赏金。

这个时候张作霖到底发了多少剿匪财和战争财，我们无法统计。但有一件事可见一斑，他为讨好顶头上司张锡銮，曾一次送给张20000两白银。

1907年，张作霖奉命剿杀了辽西巨匪、自己的结义兄弟杜立三。

一些人对张作霖张大帅对拜把子兄弟的情谊无比推崇，

让我想到结义兄弟杜立三被杀的时候，

无意间想起了投名状，

好一个情义无价的兄弟啊！

杜立三在辽西经营多年，家财丰厚，此战仅缴获的枪支弹药和物资就装了几十大车。

更加让张作霖大为兴奋的是，在杜立三老巢还挖出了数百缸的白银。张作霖将这些财物大部分据为己有，仅将其中的一小部分上缴省防军营务处。而清政府为表彰张作霖“大义灭亲”，除晋升其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外，还赏给他白银2000两。

1908年，徐世昌派张作霖赴大漠剿除叛匪。在这次围剿行动中，张作霖已不仅仅满足于战利品，头脑灵活的他乘机做起了军火买卖。

他这军火买卖做的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低价买高价卖，他是一分钱不花收缴来，再高价卖出去。然后，再缴再卖，如此循环不已。张作霖手中的黄金、白银、珠宝、外币如辽河水般滚滚而来。

张作霖崛起之时，适逢东北当局放丈伊始。凭着手中的大量钱财，张作霖以极低的价格，豪取了大片土地。

早在1908年剿匪时，张作霖就乘省府丈放土地，开垦荒地，在达尔罕亲王、博克图亲王、科尔沁亲王手下，套购一大批土地。

1914年起，奉天省开始丈放国有土地(即放官荒)，并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施行细则》，张作霖又乘此之机得到了许多土地。此外，随着张作霖势力的越来越大，一些人为了巴结他，免费赠送给他大片的土地，使张作霖迅速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地主。

张作霖早在新民府时期就用攫取来的钱财投资兴办了一家三畲油坊。

由于经营得法，这家三畲油坊成为他以后经商发财的基础产业。

在此后的几年中，他是人走到哪，商号就开到哪。

1908年，张作霖奉命前往松辽平原剿匪，他的三畲油坊、三畲当铺、烧锅坊便在郑家屯开设起来。

1912年，张作霖进入奉天，奉天城内也就先后开设了三畲粮栈、三畲当。在短短十余年之间，张作霖所经营的三种商业(即:油坊、典当、粮栈)就形成了规模，新民、法库、铁岭、开原、大连、海城、辽阳、黑山、大高坎、八角台、台安、中安堡和姜家屯等地，都有三畲油坊分号、三畲粮栈和三畲当的分号，计有大小商号数十家之多。一时之间，三畲号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连锁”企业。

其中规模最大、买卖最兴旺的要算三畲粮栈。这个粮栈在奉天皇姑屯车站附近，离若干年后张作霖被炸死的地方不远。

三畲粮栈以经营军粮为主，它的买卖之所以兴旺，就在于此。从张作霖当上二十七师师长起，此后十几年间，张作霖几十万大军，每年的粮草供给统由三畲粮栈所垄断。

除粮食以外，三畲企业还兼营许多军需用品，如军队所需的服装、马具、灯具、皮革、医药等等。

这样，三畲号实际已成为奉军军械品的垄断供给商。这种垄断的、稳定的供给关系，使张作霖不费力地就赚取了大笔钱财。

张作霖在完全控制了东三省的军政大权后，还创办了祥钱号、三畲合银号等钱庄。他的三畲合银号发行私帖，私帖类似于现在的支票，但其发行全属商家行为，以该商家信誉为保障。张作霖发行私帖数额之大，在东三省内无第二人可与之匹敌。

张作霖是东北王，因为这个特殊地位，他的商号在税收等方面自然会享受种种优惠。

但张作霖深知，生意要做得红火，仅靠特权是长久不了的。于是，他挖掘了一大批善于经营之人替他打理这些生意，从而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随着张作霖地位的提升，眼界的放宽，他已经不满足于出租土地、开个油坊这样“小打小闹”的生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国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

这一时期，投资企业利润丰厚，吸引了无数军阀竞相投资。向来极具投资眼光的张作霖也发现了这一商机，于是，从上世纪20年代起，他又投资于工矿等近代企业，大发其财。他的投资分布范围极广，

除东三省外，在山东、直隶、天津、北京等地也都有他投资的企业。从投资领域来说，更是涵盖了各行各业，有煤矿、滑石矿、铁工厂、纺织业、银行业等等；而从投资额上说，与同时期其他军阀的个人投资相比，也是数目巨大，一般都在数十万元以上。

为了挤进这些近代企业，张作霖是见缝插针，有利就钻。

1919年，由直系的大头目曹锟、曹锐(直隶省长)控制的天津最早的纺织工业——恒源纺织有限公司筹备成立。

为了挤进这家全国有名的新式工厂，张作霖参与了公司的发起。但曹锐对张作霖了解甚深，知道他是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主儿，深怕张的股份太多，将来会独吞了这家企业，对张的投资加以限制。张仅以海城三畲堂的名义，投入500股(每股100元)。

同年，他以30万元借给政记轮船公司，并以东北官商名义，加股200万元资助张本政渡过难关，获得从日本等地运送军火或物资的特权，大发其财。

也是在这一年，黑山八道壕煤矿内部不和面临破产，听到风声的张作霖乘机以70万元收购了该矿，从而独占了这家大煤矿。该矿的三个井每日平均产煤250吨，一年即产煤91250吨。

当然，还有很多的实业家本着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心理，找到张作霖主动要求其入股，这样既可以寻求到政治上的靠山，又可以扩大资金来源。

因此，张作霖在很多近代企业中都有股份，如在西安煤矿公司、奉海铁路、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东北银行等几十余家近代工矿企业中，他都有投资，有的还是大股东。

当看到银行聚合钱财最直接、最有效时，张作霖又适时地投资于金融业。

他先后于殖边银行、盐业银行、中华汇业银行、奉天裕金银行投入资金，参与股份。

摸清门路后，他又着手兴办完全属于自己的银行:

也就是张家的私家银行——边业银行。该银行成立之初，张作霖一次拿出5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这一时期，其他军阀对近代企业也曾投有巨资，如曹锟家族在天津恒源纺织公司投资82万元，倪嗣冲在金城银行约有90万元投资，张勋在中兴煤矿约有80万元投资。这些数字足可惊人，但与张作霖这个大手笔比起来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

投入越多，回报也越大。

张氏父子在边业银行的发展中得到了巨大的利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仅在边业银行就掠取张家黄金47000余两。

四、无法明说的来钱之道

据我国围棋大师吴清源在其自传《中的精神》中写道:我的亲戚中，有一位名叫李律阁的有钱人，他给张作霖等军阀捐献过很多钱。听说有一次和张作霖打麻将，就故意输掉了50万大洋。作为回报，张作霖把北京郊外占地很大的南苑“处理”给了我的亲戚。

仅此一个事例就可以看出，这种不能明说的来钱在张作霖的财产中也是占有一部分份额的。

旧中国社会混乱，官场腐败，一旦当上官就大把的捞钱，所以很多人都想尽办法要弄个一官半职干干。

历史上有两个词是常常被连在一起使用的——“升官发财”。

张作霖在接受清廷招抚时，当督军署总参议问他“干吗愿意受抚”时，他也毫不讳言地答道:“升官发财”。

随着张作霖在仕途上越走越顺，权势越来越大，前来巴结他的大有人在。这些人都是为了傍上张作霖这棵大树，谋个肥差。

这些人有的是明着送，一遇到张家有个大事小情都是大把的花钱，像张作霖50大寿时，来送寿礼的几乎都排成了队。有的则是暗里送，例如在赌桌上输给张作霖钱。

我们知道，张作霖自小就爱赌，对各种赌博方法都很精通，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所以张作霖常常在他的公馆里设赌局，据说每次输赢都很大，少则现大洋数千元，多则几万元，甚至达到数十万元。

而且，到张公馆赌钱的规矩是去赌的人钱不输光不散，也就是张作霖不赢够不散。

同时张还不怕欠账，因为谁欠他的赌债，不还是不行的。

如长春道尹孟秉初，在奉天输给张作霖两三万元。孟回长春后，很久没还这笔钱。张作霖就派人到长春去要，孟秉初只好如数奉还。

但张作霖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绝不会让你白输。谁在张家输了钱，有什么要求跟张作霖一说，他基本都会满足你的要求，例如安排个肥缺、给个好处等等。

五、再来看看当年东北三省的财政情况

1916年负外债一千万元之外， 每年尚亏二三百万。 （见陈裕光：《王永江整顿奉省财政之前前后后》，《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按照当时《盛京时报》（1917年5月25日）的报道：

财政已渝于不可收拾之境，每年收入计一千四百余万元，而四季度预算应有盈余三百余万元，至决算结果不但毫无盈余 且亏短五百余万元。

1918年度收入1562万余元，支出1211万元， 盈余350余万元 ；1919年年度收入1576万余元，支出1147万元， 盈余428万元 ，到1920年底， 奉天不但还清了内外债，库存结余还有1100多万元 。

这点钱跟张作霖的私财比简直是九牛一毛。

1923年奉天一省的财政收入总计为3340万元，支出分两大项，一为行政费480万，一为军事费2040万，盈余820万元。

到1924年，奉天 财政盈余则达1640万元。

奉天的财政一下子阔起来了，盈余都超过1916年全年收入了，这还不是建设成就吗？

还真不是王永江建设的作用，而是东三省自治之后，截留了原本应缴中央的盐税和山海关至奉天的铁路收入， 总数有1000多万元。到1926年前后，忙于逐鹿中原的张作霖伸手要的军费已经达到 每月现洋750万元，每年约需9000万元的地步 ，仅摊派到奉天一省头上的军费，就包括兵工厂经费2300万、经常军事费用1800万、张作霖个人机密杂费1000万， 合计5100万元， 而奉天全年岁入才3300万，政府手里没钱 ，只能滥发奉票，金融紧迫万分，几于崩溃。

为了承受快速增长的战费，财政上只能不断加税。

1924年，奉省各种税率增加1至7成，全年仅增税一项即达2200万元。1926年时，吉林又增税二成，黑龙江省增税一至十成。（王鸿宾：《张作霖和奉系军阀》）

《盛京时报》1930年12月5日的报道称：

农民缴纳捐税"在一九二三年间时是每垧二元，但是现在即已增加到四元上下了。

奉票的总发行额年年攀升，1916年底为 1508万元 ，1922年底为 3600万元 ，1924年11月为 22328万元 ，1925年为 51372万元 ，到1928 年更是 狂增到130亿元。

接近疯狂状态。

1912年，100元日本金票可兑换奉票120元，王永江1917年临危受命，大胆进行金融改革后，奉票日渐坚挺，1918年100元日本金票可兑换97元，1919年更降至93元。

随着张作霖的争霸战争开始，100元日本金票兑换奉票到1926年已升至359元，1927年为957元， 1928年更暴增至2,510元 ，此后每年均翻一番，1930年为10,057元，到 1931年，已达到13,483元。 （1931年满铁情报机构满蒙调查科《对奉天货币的调查》）

有点1948年民国金圆券的意思了。

拿1921年100金票换139元奉票的标准来比1930年， 奉票贬值7100%，农民的税负才涨了100%，看起来够厚道了，问题是， 张氏政权还规定粮食，尤其是大豆收储必须使用奉票结算 ，这个商品化的过程， 里外里农民还是得被拔掉一层皮。

被扒掉皮的何止是农民。

1919-1923年间，东北全境有油坊115家，到1930年只剩下30家，奉天一省有油坊50多家，1927年即倒闭3/5，当年仅3个月间，奉天城（今沈阳）内就有400多家商户倒闭。

据宋一夫著《张作霖在东北》一书中记录的1924年8月到1926年6月10日的奉天城（沈阳）内的物价物价变化：白米，涨幅为158%；高粱，涨幅为140%；面粉，涨幅为209%；猪肉涨幅为291%。可以说，无论是金融还是实业，或是农业垦荒， 1926年都成为整个奉系集团财政、经济的转折点 ，回天乏术的王永江再也支撑不下去，先逃后奏地向张作霖提出了辞呈。

在辞职信中，王永江提醒张作霖：

今金融为军事牵动，竟出常轨之外，而战事又无时可息，则数年所期望之大政 ，必无所资以进行可知也。

六、张作霖的自我吹嘘

a、余世存在《大民小国》中描绘了这样一个爱民如子的军阀形象：

张作霖多次说，不要想着糊弄老百姓，你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就糊弄你，到头来，老百姓反了，咱也就下台了。

晚年张学良做口述史时，明确说："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地皮。"帅府的大青楼建成后，张作霖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写了"天理人心"四个大字，以使自己每天进院抬头就能看见这四个字。边业银行（奉系控制之下的商业银行）开业，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了"天良"二字， 表示不能坑害老百姓，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b、在1928年就任陆海军大元帅，成了北洋最后一位国家元首后，召集政府近千名官员到中南海怀仁堂听他训话：

人家都说我张作霖有钱，其实我哪里有多少钱呢？你们大家打听去， 哪个外国银行有我张作霖存的钱？哪个外国租界里有我张作霖盖的楼房？ 我他妈拉个巴子，便宜也便宜中国人， 我不能便宜外国人。 ——《大民小国》。

c、1921年张作霖和美国教授孟禄对谈时，也谈到过自己的"两袖清风"：

中国大病，在官胡子太多……现在是上下交征（争）利，思之痛心，言之发指。作督军省长或作什么总长督外的，哪一个不是作二三年官， 便称几百万，几千万，他们哪来那个钱，还不是小民的。这些人都是官胡子，都该杀 ，连我也在内。

但我的钱，每月东院一千六（指省长薪金）；西院一千八（指督军薪金）， 这几年共集（积）有五百万。全在官银号存储，分文未动。

……我不是吹， 只要你对人民有信用，人民自然愿服从你。

不是吹，是尬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