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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记者 龚奕洁 | 文 袁满 | 编辑

支持小微与民企发展，尤其是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从去年底以来已经成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常规议题，在今年一季度落实为多项扶持政策。

一系列政策举措旗帜鲜明地引导银行业加强小微和民企的信贷倾斜：央行五次降准与定向降准；创设永续债鼓励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明确工农中建交五家国有大型银行“小微贷款余额新增30%、融资成本降低1个百分点”的目标；推进尽职免责机制、考核激励机制的落地等。

从数据来看，上述努力已取得初步成效。央行一季度贷款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19.1%；一季度新发小微贷款利率6.87％，比2018年全年利率7.39％低0.52个百分点。

在政策制定者的预期中，可以通过发挥大型银行“量增价降”的“头雁”作用，带动其他金融机构实质性降低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确保小微企业融资规模增加、成本下降。

五大行正努力地实现任务目标：在专项资金成本优势下，加大让利让费的力度，对小微贷款基本实行“基准利率”贷款。面对这一“大杀器”，中小银行纷纷遇到了优质客户“搬家”的情况。

“在利率机制传导过程中，大行发挥了鲇鱼效应，客户搬家也是市场行为。”浙江银保监局局长包祖明曾在银行保险业例会上回应《财经》记者称，但金融机构服务企业客户，价格是一方面，还有更多综合化服务，包括信息咨询、帮助企业建设现代化公司管理机制，银行仍可发挥更大作用。监管原则要求机构不管价格怎样，首先要能够覆盖风险，然后是遵循市场化竞争。

“我们也在压降利率，但是要避免和大行打价格战。”多位中小银行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他们要在服务上下功夫，需要进一步下沉市场，和国有大行形成错位竞争。

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上表示，不存在低于基准利率贷款的情况，国有大型银行一季度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是4.76%，最低的监测利率是4.45%。“把小微企业贷款利率降到基准利率之下并不是监管所鼓励的。监管部门还是鼓励商业银行按‘保本微利’、商业可持续的原则来定价，能够使这项业务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李均锋表示。

经测算，如果风险控制得好，不良率控制在3%以下，小微企业贷款的盈亏平衡点应该是在5%－5.7%，即利率在这一区间内，银行能够实现盈亏平衡。

政策导向叠加“资产荒”，中小银行与国有大行围绕优质民企与小微企业展开竞争，小心翼翼地走在平衡风险与盈利的钢丝绳。“地方政府应承担起更多责任，尤其是建立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一位中部地区城商行董事长呼吁。

摩根士丹利中国金融行业分析师徐然认为，运动式的小微贷款现象，对小微企业发展未必是好事，非市场化地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反而会延缓正常的企业优胜劣汰过程。

“我们最担心的，是政策的连贯性问题。”有民营企业家告诉《财经》记者，“企业最怕断贷、抽贷，现在国家政策所趋，银行信贷宽松；但如果哪天政策收紧或者转向，我们怎么办呢？”

4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被市场广泛解读为政策宽松结束时，前述民营企业家向《财经》记者表达了对政策转向的担忧。一位地方监管人士亦表达了类似担忧，并告诉《财经》记者，这样的解读容易在基层和企业形成误导，影响稳预期，“保持政策松紧适度和连续性至关重要”。

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阶段货币政策取向是稳健，央行的操作方法是相机抉择、预调微调，操作目标是松紧适度。

“其实，经历了过度负债扩张与资金链压力，我们现在不敢也不想过多融资了。”多位中小微民营企业家表示，融资是企业永远的痛点，但企业经营的负担，还来自多方面。江浙制造业正面临用工荒，对它们而言目前最大的负担来自越来越高的人力和社保成本。

围绕民企与小微的更多方面政策需要进一步的进展。2019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将实行更大规模减税，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抓好年初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落实。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今年务必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

大行“鲇鱼”效应已现

“我对银行完成‘30%’的目标很有信心。”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央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如是表示。随后，五大行的行长们也在年度业绩发布会上表达信心。

在2018年末总理考察国有大行之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给五家国有大行设定了支持小微信贷的量化目标：2019年，实现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0%以上、小微企业信贷综合融资成本降低1个百分点的目标。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2019年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中，强化对“两增”目标的考核，全年努力完成“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贷款”较年初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较年初增速，有贷款余额的户数不低于年初水平；并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放宽至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等。

一季度数据显示，大行的工作卓有成效。截至今年3月末，普惠小微企业贷款的余额是1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9.1%，支持小微经营主体2281万户。其中，五家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是1.99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是19.94%，完成年初制定信贷计划的55.31%。五家大型银行一季度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是4.76%，较去年四季度下降0.13个百分点。

在工商银行2018年业绩发布会上，该行高管表示，针对小微企业贷款，2019年工行增长目标约在1000亿元以上，该目标已经基本完成一半，即约500亿元的新增小微企业贷款，而且有一半左右是通过线上产品发放。

一位工商银行华东分行负责人表示，工行总行2018年9月提出，力争未来三年公司贷款增量的1/3以上投向普惠金融领域，普惠贷款年增幅30%以上；现在的要求更加严格，如果分行没有达到小微的任务，综合考核就会被降级。

此外，按照监管部门的考核机制要求，小微企业业务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也与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人考核评优及提拔任用挂钩。

“我们分行原本小微贷款的基数就大，完成增量任务的压力更大。”但从该行一季度数据来看，任务完成情况比较好，（同比）增幅逾20%。

大行新增的客户，可能来自中小银行所流失的客户。“在比较了各家利率之后，我准备去农行贷款了。”浙江地区一位企业老板告诉《财经》记者，在此之前他是当地农商行多年的客户。这样想的企业并不是个案，其中不乏大中企业。

某股份制银行一位分行长给了记者一个数据，该分行一季度的贷款余额下降1.9亿元，除去核销贷款，其中三家企业客户流失就导致下降了1.5亿元。

低利率是个公认的大杀器。2019年初，人大重阳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就告诉《财经》记者，部分大型银行以极低的利率向客户发放贷款，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掐尖现象”（抢走一批优质客户而留下次级客户）和“挤出效应”（成本较高的中小银行被迫退出小微金融服务）。

“在利率机制传导过程中，大行发挥了鲇鱼效应，客户搬家也是市场行为。”浙江银保监局局长包祖明曾在银行保险业例会上回应《财经》记者称，但金融机构服务企业客户，价格是一方面，还有更多综合化服务，包括信息咨询、帮助企业建设现代化公司管理机制，银行仍可发挥更大作用。监管原则要求机构不管价格怎样，首先要能够覆盖风险，然后是遵循市场化竞争。

面对国有大行这些“鲇鱼”，中小银行要打价格战吗？还有哪些应对之措？

“我们是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所以利润和市场份额，会毫不犹豫选择市场份额。”浙江临海农商行董事长王晔玮向《财经》记者表示，临海农商行揽储能力较强、资金成本可控，小微贷款还有让利空间。

“当然，首先，贷款利率要往下降一点。但是我们不能单纯地依靠价格去和五大行竞争，所以第二就是要与大行错位竞争。”多位以服务小微企业见长的城商行与农商行人士表示。

也有一些区域银行在观望之中。中部一家上市城商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该行的资源禀赋在于政府基建类的对公业务，小微业务上不敢冒然突进；而且和国有大行专项资金支持的基准利率相比，他们自觉实在没什么优势。

业内人士透露，不少银行的小微业务处在亏损状态或在亏损边缘，靠其他业务利润覆盖。银保监会的测算显示，银行不良率控制在3%以下，小微企业贷款的盈亏平衡点应该是在5%-5.7%，即利率在这一区间内，银行能够实现盈亏平衡。截至一季度末，行业平均水平6.87%，在向这一区间接近，而国有大行的小微贷款利率已远远低于这一水平。还有一些中小银行在资金与贷款利率之间艰难平衡。

“下一步如果控制不住风险，也还是要亏的。”某大行管理者表示。

多位银行从业者与研究人士担心过度逆周期调节，非市场化地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反而会延缓正常的企业优胜劣汰，埋下不良爆发的风险。“我们曾经历了2009年左右小微金融大发展，也经历了随后的不良大爆发。”江浙地区银行业人士表示。

上一轮以“联保联贷”为名的不良风险潮，从温洲开始，传导江浙，进而蔓延至全国。而在爆发之初，对风险敏感的一些银行抽贷、压贷，部分企业也在当时受到“错杀”。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都担心这一历史重现。

某分行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其实“尽职免责”难以落地，“不敢放松，怕一不小心放多了，留下一地鸡毛。”

小行客户下沉与抱团取暖

在资产荒的背景下，围绕优质民企与小微企业，中小银行与国有大行的争夺战早已悄然打响。但是所有银行面临共同的问题：在利率价格竞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何降低资金与业务成本？而业务成本，一方面来自获客，一方面来自风控。

《财经》记者多方采访发现，国有大行将依托行内金融科技风控技术；而区域银行则普遍选择下沉客户到县域、村庄，“去做大行做不了的客户”。

椒江农商行行长陈小兵告诉《财经》记者，企业选择一家银行也不完全是按照价格，要在服务上去做出差异，如提高审批效率；如放松抵押品要求、扩大信用贷款；为企业员工提供多层次的丰富的理财服务等。更重要的是，农商行有优势、有意愿，可以下沉到国有大行覆盖不到的客群。

为降低中小银行的资金成本，台州银保监分局推动了政策性银行与当地中小法人商业银行开展“转贷款”的创新，即让政策性银行对台州法人商业银行授信，为其提供低成本资金贷款，再由商业银行去为小微企业客户提供贷款服务。2018年政策性银行对台州法人银行合计授信24.5亿元，其中用信21亿元。

国有大行的主要突围方式，是借助总行金融科技的支持。小微作为“风险分散”的资产被视为零售业务发力点，工行原董事长易会满曾提出“不做小微就没有未来”。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亦将包括小微在内的普惠金融作为其三大战略之一。

截至2018年建行“小微快贷”累计为55万户提供7100亿的纯信用线上贷款支持。建行将普惠金融控制风险、降低成本归功于金融科技的投入和发展。“建行的未来就建立在对科技优势的利用上，建行有巨额的资金可以投入金融科技。”章更生说道。

除建行外，工行、中行、农行等也均加大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建立自己的大数据风控系统。“大行运用信息科技能够覆盖的客群，主要还是拥有硬信息的客群；而下沉到最底部的、无法简单标准化或硬化的信息，则可能成为小行的最后阵地。”一位银行业分析师指出。

银行业竞争之外，也在加大同业合作。一系列以信息共享、防范企业过度授信、提高风险化解效率为目的的同业合作模式正在各地推广。

4月24日，由恒丰银行联合山东省农信联社和多家城商行共同发起成立了“儒银合作发展联盟”，以开展银团贷款、联合授信、建立流动性互助机制等。

“我们一方面是想解决同业信息不对称，化解企业多头共债等的风险；另一方面是为了统一不同银行的优势，提高资金的使用和配置效率。”恒丰银行相关负责人称。

据《财经》记者了解，随着董事长陈颖到位以及高管团队的逐步组建，恒丰银行业务已步入正轨。2019年该行将在支持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方面发力，但同时要保证新增贷款的不良率控制在0.7%。

从化解温州企业风险开始，浙江就引入了联合授信和债委会工作机制。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联合会商帮扶机制，并按照“扶强”“帮困”“出清”三个原则分类施策。浙江省全面摸查全省融资余额在10亿元以上的企业的情况，梳理建立了510家大型企业的清单，对清单内企业分类施策。各级地方政府专门成立了“帮扶办”，当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或融资需求，会向帮扶办申请，政府考察后会列入帮扶清单，协调银行业联合会商。

但一位银行业人士指出，同进同退意味着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只是有时候可能“真理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在当地监管和银行业人士看来，联合会商加强了信息共享和同业协作，有助于各家银行认清企业真实状况和风险，一致判断肯定比单家行的判断更科学。

在政府牵引下，还要避免干预和寻租风险。一个普遍的担忧是，某些地方政府可能会出于保障当地就业率和社会稳定的需求，敦促银行救助一些“大而不能倒”的企业。一位当地监管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地方政府提供名单和建议，但具体决议由银行联合会商决议，遵循市场化原则。

政府机构的所为与不为

小微与民企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浙江台州被作为支民支小的金融试验区，在多个场合作为样板被提及。在银保监分局党委书记曹光群看来，地方政府的一些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做法，为民企和小微发展及金融业务展开提供了基础。包括为企业提供便利的五心服务；以最严厉的态度打击逃废债，建立了当地良好的信用状况；政府财政出资设立面向小微企业的信用保证基金等。

一位中部地区城商行董事长此前曾向《财经》记者呼吁地方政府发挥更加积极作用，建立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商业银行受到资本约束，也要向股东负责，信贷向小微倾斜的风险责任不能全由商业银行承担，政府财政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进行风险分担或者补偿。

“担保行业的监管与发展机制长期不健全，银行对许多担保机构的信用和风险承担能力并不信任，反而更青睐企业互相担保。” 一位曾经供职于某市属担保机构的金融从业者告诉《财经》记者。因此，银行呼吁政策性的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

中央层面，通过政府融资担保基金，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2018年4月，国务院批准设立该基金，由财政部和国有大行、股份行共同出资成立。该基金已于2018年7月完成工商注册，注册资本661亿元，首期出资166亿元已全部到位，并于2018年9月正式运营。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日前披露，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实现年度支持小微企业2000亿元担保贷款、户数10万户以上。

在构建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与商业银行共同参与的风险分担机制基础上，明确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承担的责任比例为20%，银行承担的风险责任比例原则上不低于20%。

从财政部披露的安排来看，各级地方政府配套的“再担保”机构，应承担更多重任。各地配套措施包括设立省级担保基金（机构）、健全风险补偿机制、提高省级机构分险比例、降低再担保业务收费标准等。

北京决定通过整合和增资设立规模100亿元融资担保基金，湖北拟注资55亿元重新组建省级再担保公司。江苏设立3亿元的融资担保代偿补偿资金池，重庆对获得基金分险的项目给予30%的风险补偿，广东研究建立省级再担保风险补偿机制。

在此之前，部分省市政府就已经建立了相关机制和机构。《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包括北京、江苏、浙江台州、福建等多省市地区已经成立了政府财政出资的信用保证基金，有一些运行多年的机制。

以苏州为例，苏州银行在苏州市政府的指导及委托下从2015年年底开始构建苏州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苏州市在平台基础上设立了信用保证基金，首期规模10亿元，与银行、担保公司（保险公司）以65%、20%、15%的比例共担风险，与此挂钩各家银行推出了“信保贷”产品，若贷款发生风险，基金会先行代偿，以减轻银行后顾之忧。

当贷款发生逾期达到30天，银行预期尽职管理后仍可能转为不良的，只要满足信保基金所要求的“尽职管理”标准与投向要求，即可申请信保基金进行代偿，向基金管理方提交《代偿申请书》。

“不能忽略的一点是，这些地方具有区域优势。如江浙地区经历多年金改，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企业信用环境，民企和小微企业的资产质量高，企业信贷不良率低，触发补偿的几率更低。”一位分析人士指出，政府出资的安全性高，又能撬动更多定向信贷，能够形成正向循环；反之，政府出资建立风险分担与补偿的意愿就不高。

《财经》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3月，苏州全市信保贷产品的不良率低于企业贷款平均水平。

但不同区域的银行业不良风险差异较大，这或是阻碍政府财政出资分担及补偿小微信贷风险的原因。国家审计署日前披露了部分区域银行的不良风险：河南省有42家银行的贷款不良率超过5%“警戒线”，其中超过20%的有12家，个别银行贷款不良率超过40%。

河南银保监局官网披露辖内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率为1.91%，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数据仅统计辖内国有大行与股份行的情况。业内人士亦普遍认为，风险集中在城、农商行。

一位接近河南监管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不良率高的银行主要是农信社改制而来的农商行，农商行存量风险的化解，仍然需要时间。

政策松紧度与可持续性

“我们最担心的，是政策的连贯性问题。”有民营企业家告诉《财经》记者，“企业最怕断贷、抽贷，现在国家政策所趋，银行信贷宽松；但如果哪天政策收紧或者转向，我们怎么办呢？”

也是出于这样的担忧，这位企业家并未完全从合作多年的农商行“搬家”去国有大行。4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在被市场广泛解读为政策宽松结束时，前述民营企业家再次向《财经》记者表达了对政策转向的担忧：是不是货币政策要收紧，信贷宽松要收紧？

一位地方监管人士亦表达了类似担忧，并告诉《财经》记者，一些解读标题容易在基层和企业形成误导，让企业恐慌，影响稳预期，“保持政策松紧适度和连续性至关重要”。

货币政策的方向，是市场较为敏感的焦点。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阶段货币政策取向是稳健，央行的操作方法是相机抉择、预调微调，操作目标是松紧适度。“看流动性指标很多，有一个最简单的指标，信息也比较好获取，就是看银行间的回购利率。利率是资金价格，资金价格能够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刘国强说。

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看，除隔夜利率较上年底和上年6月底略有上升外，其他期限的利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回落，这表明市场流动性与前期相比仍然较为充裕。

4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5月6日，央行宣布从2019年5月15日开始，对聚焦当地、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实施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对仅在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经营，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但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农村商业银行，执行与农村信用社相同的存款准备金率，该档次目前为8%。约有1000家县域农商行可以享受该项优惠政策，释放长期资金约2800亿元，全部用于发放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由此存款准备金制度将形成 “三档两优”基本框架。

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表示，保持政策延续性，一动不如一静。一方面，政策不宜过早转向，导致前功尽弃；另一方面，也要保持耐心，等待前期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避免过度刺激；再一方面，还是要坚持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激发市场微观活力。

“但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一些政策可能确实不具备长期延续性，在适当的时候要优化。”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比如国有大行小微基准利率贷款的政策，以及30%的增速要求。

小微企业对新增信贷的有效需求真的有那么多吗？《财经》记者与多位企业家交流后发现，企业普遍希望银行对于存量贷款“不抽贷、不断贷”，但是在新增贷款方面比较审慎。大行目前的增量可能相当一部分来自企业客户“搬家”，30%增速能够保持多少年，仍未可知。

“其实，经历了过度负债扩张与资金链压力，我们现在不敢也不想过多融资了。”多位中小微民营企业家表示，融资是企业永远的痛点，但企业经营的负担，还来自多方面。江浙制造业正面临用工荒，对他们而言目前最大的负担来自越来越高的人力和社保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市场观察人士普遍担忧，在风险定价不够充分，增量降利又叠加不良风险的压力下，可能导致一些银行套利风险，可能存在通过包装小微企业获取低成本贷款，但最终投向大企业或潜在灰色领域的套利行为。

一位银行客户经理告诉《财经》记者，有个体工商户或小微企业主将贷款用于买房，也有借供应链金融上的小微企业放贷、但最终向大企业输血的情况。

银行借供应链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逻辑是，依据核心大企业的信用、向供应链上的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为小微提供批量服务。但有业内人士透露，核心企业和供应链小微企业之间可以有很多协议，使得最后真正受益的是核心大企业。

这样的情况早已并不罕见。《财经》杂志曾经报道，早在此前银保监会对小微贷款实行“三个不低于”的量化要求时，许多银行为完成考核要求而进行数据造假，将大中型企业融资算入小微企业贷款数据，或将贷款给向伪造的“小微”子公司，而事实上却服务大型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企业或国企。

为避免这样的现象。2018年初，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将原来的“三个不低于”改为“两增两控”：总量明显增长，户数明显增加，贷款质量和综合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早前多位区域银行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两增两控”考核之后，银行无需再进行造假和套利行为。但现在的一些量化考核指标下，这一现象或许难免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