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7日，徐解秀阿婆（中）向记者和群众讲述半条被子的故事。

罗开富摄

罗开富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专访。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博令摄

这是罗开富在长征路上的老爷山烽火台上写稿。

受访者提供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强晓玲、张博令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翻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第64页，关于长征，有这样一个细节：

红军行进到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

除了史论，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讲到“半条被子”的故事。这个感天动地却尘封半个世纪的故事，后来能够家喻户晓，得益于新闻传播，源于一名新闻工作者的“重走长征路”。

因为这个故事，我们找到了1984年11月14日《经济日报》上那篇报道《当年赠被情谊深 如今亲人在何方——徐解秀老婆婆请本报记者寻找三位红军女战士下落》的作者，原经济日报社记者、常务副总编辑罗开富。

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80岁的罗开富从座椅上站起来，开心地笑着，“《新华每日电讯》报，很亲切啊。37年前，在一年零三天里，我可是整整写了300多篇的‘每日电讯’稿啊！”

的确，从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的368个日日夜夜里，罗开富经报社批准，沿着红军长征原路徒步采访，成为继红军之后，完全按照原路、徒步走完二万五千里的第一人。

那段日子里，当“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被老红军、被千万读者看到时，人们对红军更加崇敬，对传播这个故事的罗开富也充满了感激之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耿飚感慨：“罗开富沿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线徒步采访，是一壮举啊。”

曾陪同罗开富一段路程的向导曾诚，临别赠言道：“在未见你时，我是不信的，除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要每天不间断地伏案写稿？现在事实和你就摆在我面前，我百分百信服。”

途中，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加藤千洋采访罗开富后说：“在中国，不，在世界上今天用‘脚’长途采访的记者，可说就是他了。”

抵达泸定时，148斤的罗开富只剩下98斤，全身多处受伤，加之旧疾复发，报社试着问“是否换人”，罗开富坚定地答，“如果有记者要接替我，那也一定是背着我的骨灰走到吴起镇的。”

……

他点燃了一支烟，随着缕缕青烟在面前飘荡，刚刚还粗声大气的罗开富语速变得很慢很慢，两道长眉凝在一起，闭目思考，身上宽大的中山装上，一枚红色的党徽闪闪发光。

长时间的沉默后，罗开富说：“我是幸运者，我徒步长征路遇到的艰难不能同红军先辈们相比，但历经春夏秋冬、风霜雪雨、悬崖洪流，让我感受到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的长征精神。”

“三位红军姑娘在哪里”

“‘记者同志，当年给我半条被子的三位红军姑娘，如今你晓得她们在哪里？’一见面，徐解秀婆婆就这样问我们。”

这是刊登在1984年11月14日《经济日报》的头版报道。一开篇，罗开富讲述了“重走长征路”出发20多天后发生的一件事。

1984年11月7日中午，罗开富一行行至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一进村，一位小脚阿婆就始终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似乎有话要说。由于采访地点分散，直到下午3点，罗开富才抽出身来见了老人家。

阿婆名叫徐解秀，84岁，她告诉罗开富，1934年11月6日晚，长征中的三位女红军借宿她家。四个大人和一个婴儿挤睡在厢房里，床上仅有一块烂棉絮、一件蓑衣，和三位女红军自带的一条棉被。第二天下午3点，红军开拔，三位女红军执意要把自己的被子留给徐解秀，她不忍心，也不敢要。情急中，女红军就把被子剪下半条给了她，说，“红军同其他当兵的不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革命就是为老百姓过上好生活。”

从那以后，年年的这几天，徐解秀都等在与红军分别的山脚下，一等就是50年。

听村里人说红军要来了，徐解秀欣喜若狂，结果是等来了采访长征的记者。

她追问罗开富：“你能见到红军吗？”

“能见到。”

“你帮我问问，她们说，打败了敌人要来看我的呀！”说话间，老人已满脸泪水。

不大的厢房里，光线很暗，一张木床上架着几根竹竿。三位女红军走后，这里的摆设再没有动过。她说，三个姑娘长得很漂亮，不到20岁的样子，“她们说，等胜利了，会给我送一条新被子来。现在我已经有盖的了，只盼她们来看看我就好。”

时任汝城县党史办主任何志鹏和村民朱青松等几位老人回忆，红军走后，敌人把全村人赶到祠堂，逼大家说出谁给红军做过事，女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也被搜走了。徐解秀还被强拉踢打，在祠堂里跪了半日。

老人对罗开富说：“虽然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让我吃了点苦，不过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那一夜，罗开富心情复杂，借着烛光，写下了题为《三位红军姑娘在哪里》的初稿。

稿件见报后，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红军女战士。1984年11月底，谢飞代表健在的女红军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也想念长征路上的大爷大娘大哥大嫂们……要想办法找到徐解秀婆婆想要找的那三位女红军。”

1991年腊月，罗开富背着邓颖超等多位女红军送给徐解秀婆婆的被子赶到沙洲村，然而，老人几天前刚刚过世。

为了这七年的寻找，罗开富和不少老红军尽了最大的努力，想等有了准确消息给老人惊喜。徐解秀的家人告诉罗开富，他每一次写来的信件他们都会读给老人，特别是读到聂荣臻、萧克、耿飚等多位老红军将帅委托转达感谢问候的话时，老人都会默默擦泪。

罗开富说：“也算对老人的一个安慰吧。”

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缕缕青烟依旧在他面前飘荡。

罗开富说，“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留给老百姓。”拿起打火机点烟，啪、啪、啪，火没打着。也许过于沉浸其中，他把打火机摔在了桌子上，“有一段时期，我们个别党员自己有五条六条被子，还惦记着百姓家里的‘半条被子’，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干人”的“长征”情结

经济日报社原总编辑安岗称罗开富为“真正的干人”（“干人”，旧时贵州一带对穷人的称呼）。之所以派他进行“长征”采访，看中的就是他“干人”的优点：能吃苦，对人民有强烈的情感。

生于浙江湖州南浔双林农村的罗开富，小时候家里穷，上小学时老师见他破衣烂衫怪可怜，好心替他取名“开富”，意为“开门见富”。

然而，这个大个子的江南“干人”一路走来却与“苦累”为伴。

1964年，23岁的罗开富作为一名铁道兵参与了被誉为“中国最惨烈的一条铁路”——成昆铁路的修建。这条“用生命铺就的铁路”牺牲的筑路者2100人，“每500米铁轨就留下一名铁道兵烈士”。

回顾那段筑路的过程，让罗开富再次陷入沉思。

“几乎每一个建成的车站旁都有一个革命烈士陵园。”他说，铁道兵墓地旁时常挨着红军烈士陵园，“闭上眼睛总会想起，太悲壮了。”

在云南中坝隧道的筑路中，他眼睁睁地看着同天参军的战友董金官，被爆破隧道的炸药炸伤，“双眼炸飞，下巴也炸掉了……他却说，我命还在。”

闭目思索中，罗开富说，“我总在想一个问题，是什么让这些人为了这个国家将性命置之度外！”

后来，罗开富调至铁八师（铁道兵第八师）宣传部做干事。再后来，他跟随部队来到北京，参与修建地铁一号线。

那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当看到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时，罗开富两眼泪涌，他对战友说：“那是战士的鲜血染红的啊。”

之后，转业到《中国财贸报》，罗开富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1979年，他作为战地记者，曾赴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采访。后在昆明任驻站记者的罗开富，内心总有一个“长征”情结，难以放下。

他说：“我是穷苦人出身，是共产党培养了我。作为一名党报记者，我一直想搞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一批什么样的人？他们靠什么打下了天下，建立了迥别于几千年封建王朝的全新的共和国？”

1982年9月，筹办《经济日报》的《中国财贸报》在京召开记者会，罗开富在会上正式提出“重走长征路”的建议，“我在赣云贵川修过铁路，长征沿途地区经济建设变化大，但更多还是穷苦落后的状态，曾经帮过红军的老百姓现在生活得怎么样，我们应该去看一看。”

实地采访长征，罗开富不是第一人。

1982年，美国记者汉森走长征路，刚走了几个县，就因脚破腿肿无法坚持。

1984年，《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作者、美国《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携夫人踏上长征路，不论乘车还是坐滑竿，走了两个月，依旧没有走完全程。

同时期，还有很多到访长征路的外国记者，不论走多走少，没有一人爬上五大雪山，更没有一人走进草地沼泽。一些外国记者感叹：这条路的凶险是人类难以想象的，后人不大可能征服这条艰险之路了。

所有信息，都激发了罗开富的激情和好胜心。

1984年6月14日，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见索尔兹伯里时说，“中国虽然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人们依然可以从中国红军的长征中汲取勇气、力量和智慧。”

此时，刚刚到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安岗，听说罗开富有“徒步采访长征”的想法，非常兴奋。这名在太行山办过党报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立即批准了“建议”，并对罗开富提出了“六个必须”：

一、全程每一米路都必须是徒步，绝不弄虚作假；

二、必须按长征的同一时间进行；

三、必须走原路，要有向导签字；

四、必须每天写一篇见报文章；

五、小伤小病必须坚持走，坚持写，大伤大病实在走不动再换人；

六、在当年中央红军战士休整的路段里，必须设法采访红二、四方面军的路线并写出报道。

安岗说：“这六条一般人做不到，但罗开富冒过枪林弹雨，上过自卫反击战战场，知道什么叫生死存亡，写起来会更加深刻。”

1984年10月16日傍晚，43岁的罗开富与50年前的红军在“同一时刻”跨过江西于都河，开启了自己的重走长征路。

“没有他们，我连这儿也走不到”

“假令每张《经济日报》拥有五名读者，那么，就应该有将近一千万人熟悉罗开富这个名字。从去年的10月17日起，人们差不多每天都在一版下半部‘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专栏里读到他的文章。”

那是1985年，新华社主办的《中国记者》上，有记者回忆陪同罗开富同行一段的经历：

“越来越多的读者把目光投向这里，从中看到一幕幕历史，一幅幅现状，听到了喜悦的倾诉和急切的呼吁。

“一路上，罗开富穿着当地老红军战士赠送的草鞋，与众人告别，而另一边几位同志已欢呼着迎上来。

“罗开富说：‘这就是人民对红军的感情。没有他们，我连这儿也走不到。’”

的确，从于都出发，第一天下来，罗开富的脚上磨起了血泡；第二天更重；第三天，写完稿子，发现脚上的血泡和袜子粘连在一起，脱不下来，剪掉袜子，碎片依然粘在血肉上。

天亮前，于都祁禄山村民肖锡美找来医生给他的伤口消毒，在脚上包了3只大口罩，老乡们送来连夜赶编的大草鞋。鼓励声中，罗开富继续上路。

在贵州黎平高洋寨雪山冰凌路段，行走了65天的罗开富，连人带铁皮照相机摔下悬崖，左腿骨折。是侗族老人用铁钳帮他拔出刺进锁骨的相机碎片，擦了药酒，包上草药。

有人劝他停留几天治伤，也有人建议骑马前行，罗开富拒绝了。见他坚持，有人特意赶制了铁拐杖。这根陪他走完长征路的铁拐杖，最后硬是生生磨短了几厘米。

在瑞金时，罗开富采访顾玉平，这位曾给周恩来总理牵过马的老红军对他说，“你真要走长征路？那就要学习红军，不要怕死，要坚强，要相信沿途党组织，要紧紧依靠群众。没有这几条，红军能走到吴起镇？你能走通我们当年走的原路？”

当年红军长征所走的原路，多是迂回在山间背向，少人经过的险径。50年后再走，罗开富依然能体会红军在敌军围追堵截下的一路艰辛。

一路上，罗开富数次遇险，当地老百姓和向导又数次把他救起。

在赤水河上游的云贵川交界处，罗开富被卷进了冰雪汇成的洪流，是四川的李永祥、贵州的刘中宝等奋力把他救上岸；在夹金山，罗开富掉进雪坑，是解放军杜宝玉把他拉了出来；在打鼓雪山，罗开富从半山腰滚落，是严木学等八位藏族百姓把他接住；在日干乔过草地，同行的十人全部陷进沼泽，是受惊的牦牛窜上岸时，藏族小伙子丹泊抓住了牛尾巴，顺势被拖上岸，随即向泥潭抛下绳子，挣扎数小时后，剩下九人才得以脱险；在荒无人烟的老山界，他们一天粒米未进，饥饿中把随身携带的药片、止咳冲剂分食一空，甚至吞下仅剩的黄连素……

1985年5月29日，经历八个月的行走抵达泸定时，罗开富已经不成“人样”，1米76的个头瘦成了“稻草人”。50年前曾指挥红军勇士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将军等在泸定，随行的还有安岗。

握着罗开富的手，杨成武问安岗：“你还让他走啊？”

安岗说：“他说，‘让我再试试，因为我是党报的记者’。”

看着安岗，杨成武说了两个字，“万一……”

回忆过往，沉默中，罗开富把目光移向了窗外。

安岗回答：“已经安排了接替的记者。”

杨成武的目光再次落到了罗开富的身上，罗开富说：“重走长征路是我的选择，如果有记者要接替我，那也一定是背着我的骨灰走到吴起镇。”

随后，同行的医护人员帮罗开富检查了身体、输液、处理外伤……罗开富说，第二天，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他感觉自己好了很多，“走下去，不成问题。”

说话间，罗开富再次艰难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跺了跺脚，腿骨感觉又顺畅起来。我们猜想他那经过长途征程的双腿如今肯定出了毛病，问他，只是摆摆手说，“又是一个好人了。”

的确，如他这样的硬汉，怎能认输？

“党报记者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

一路上，罗开富走得很艰难，拖着疲乏之身采访，沿途百姓的真实生活都流淌在他饱含激情的文稿中，有欢欣，更有忧虑。

他写《有粮有猪有竹子，缺钱缺肉缺筷子》《收取五花八门费，苦了卖猪售粮人》《信息隔山外，毛竹烂山里》；他写《富裕农民有远见，请教师，办学堂，瓮安教育经费缺，少桌凳、多危房》《采访落水，更知群众过河难，计划造桥，寒暑两易未落实》。

……

每天，罗开富的日程被安排得极满。凌晨3点多在乡邮电所用明码电报发完稿，睡不了几个小时，7点多又上路了。中午饭在沿途老乡家里解决，是绝佳的采访时机。下午继续徒步到日落，平均日行35公里。

晚饭依旧是采访，到了夜深人静的11点，他才开始写稿，“因为笔头慢，经常要耗到凌晨2点才写好。”

1985年2月3日，罗开富行至赤水河采访，在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主要渡口，贵州习水县土城醒觉村的几位老人把罗开富拦下。见他听不懂当地话，一位叫赖名成的老人，蹲在路边，在罗开富的本子上写下一段话，意为：50年前，毛主席带领红军过赤水有浮桥。50年过去了，现在什么桥也没有了，老百姓要过河，年年淹死人，盼望早日修一座长红桥。

罗开富了解到，每年夏秋，赤水河暴涨，百姓过河相当危险，当地群众建桥呼声很高。然而有干部却含糊回答：“情况复杂，原因很多。”

气愤中，罗开富写下《架浮桥，神兵一夜过赤水；盼铁桥，土城群众呼声高》一文。

中央领导看到新闻报道后非常重视，立即成立调查组，结果显示，赤水河架桥资金被挪用情况属实。很快问题得到解决，长红桥建成了。罗开富说，后来，红军四渡赤水的九个渡口均已架桥。

1985年元旦，罗开富在乌江南岸水落坝村采访周世昌老人。对话中了解到，当年就是周世昌和一位名叫庹子清（已故）的人一起，帮助红军从江中捞起沉船，架起浮桥过江的。

同样，周世昌老人代表百姓请求罗开富向上反映，“盼望渡口早日建桥”。

当晚，罗开富以“本报贵州瓮安专电”发出了《乌江千古流，人犹记，红军破敌处；渡口四不开，需架桥，群众翘首待》。

1985年10月19日，罗开富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顺利回到北京。先后接到萧克、杨成武、张爱萍、王震、秦基伟等老红军的邀约，去汇报采访见闻。一天，受邀去耿飚家里的罗开富，还没落座，耿飚就急切地问：“找你就想听听那两个人的情况。”

原来，报道中提及的“那两个人”，令当年参与乌江战役的老红军寝食难安。

耿飚说：“当年，周世昌、庹子清帮我们4团从乌江里捞沉船、砍竹子、找门板、架浮桥，忙了好几天。”

再后来，又先后以不同方式重走长征路的罗开富，回京给耿飚汇报“乌江大桥建好了”，耿飚高兴地回应：“你们记者就应该沉下去，多走、多看、多想、多写，向红军学习，不怕吃苦，要有牺牲精神。”

采访中，罗开富给我们讲述了他退休后一次“坐车”完成的长征路。他说那一次开始时，他们是七个人三台车，等走到第20天时，另外的四个人两台车，选择了放弃。几个年轻人跟他们分手时，说道，“一开始，我完全不相信长征会如此艰苦，但这20天里，我真的感受到了。”

也是那一次重走长征路，罗开富带着7万块钱一路散尽。他给曾经帮助过他的向导，也给救助过他的医生。缕缕青烟中，他说，“有的人已经不在了。”

在第一次重走长征路中，罗开富算过，一路上，先后大约有2800多名向导、陪同，400多名医护人员帮他完成了这次“壮举”。

“我一个人的长征就有这么多人在帮我，回想当年的红军将士，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当中，不就是靠着革命理想信念和百姓的帮助取得胜利吗？一路走来，越来越感觉自己的渺小、党的伟大、人民的伟大。”

罗开富说：“记者不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要宣传好党的方针政策，要反映民意。党报记者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的诗句是罗开富“重走长征路”的理由，“也是走完后深信不疑的座右铭”。

“选择亲身体验式踏访，就是要用汗水体会汗水，用寒冷体会寒冷，用饥饿体会饥饿，用病痛体会病痛，用意志体会意志，用激情体会激情，然后把我这个当代人的感受告知当代人，用亲身经历让大家更真切地认识长征，感悟长征精神。”罗开富说，“二万五千里所凝聚的红军长征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寄托着全国人民对党的信赖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