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葡萄酒文化，很多学人认为汉朝是中国葡萄酒开端，这主要的依据还是司马迁《史记》。

一般说来，在古代中国,葡萄酒并不是主要的酒类品种,但在现在的新疆所在地，葡萄酒却是主要的酒类品种。在《水的外形，火的性格--中国酒文化研究文集》中有关于“葡萄和葡萄酒传入我国“的考证。

司马迁著名的《史记 大宛列传》中就详细地记载了葡萄酒。司马迁没有给张骞立传，但却把张骞如何率领使团到达乌孙，又到了大宛，他的随员将西域的葡萄、苜蓿引入汉朝，成功凿通了丝绸之路等经历，全记录在《大宛列传》里。

公元前138年，外交家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看到“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大宛是古西域的一个国家，在现在的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例史料充分说明我国在西汉时期，已从邻国学习并掌握了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技术。

西域自古以来一直是我国葡萄酒的主要产地。在《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献中有不少史料记载了公元4-8世纪期间吐鲁番地区葡萄园种植，经营，租让及葡萄酒买卖的情况。《梁书·西北诸戎传》称高昌“备植九谷，人多噉麨及羊牛肉。出良马、蒲陶酒、石盐”。

《周书·异域传》则称高昌“气候温暖，谷麦再熟，宜蚕，多五谷……多蒲桃酒”。在这两个文献里，也印证了“汉代的吐鲁番已开始种植葡萄并酿制葡萄酒”的事实。

有文献中这样描述民众的饮酒生活，“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就是下层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考古工作中也发现了许多与酒相关的文献，如各地出土的汉简就有大量饮酒记录。在饮酒人群中，还有许多女性饮酒，但多集中于皇室女性中，当然也有各地男女饮酒同席的记载，如《史记》滑稽列传中说“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屐交错。”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饮酒的记载，如《后汉书》循吏列传载，“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是说当时有一个叫仇览的亭长在杨元家与其母子共饮，由于可见汉代民间酒风的大概。

东汉时期，葡萄酒是一种比较珍贵的酒了，不是平常人家都能喝到的。有历史文献记载，在汉朝的末期，甚至有用葡萄酒去讨好上司，就能谋得一个好的官职，看见葡萄糖在当时是一种稀缺的美酒了，只能是贵族能享用的奢侈品。据《太平御览》卷972引《续汉书》云：扶风孟佗以葡萄酒一斗遗张让，即以为凉州剌史。足以证明当时葡萄酒的稀罕。

这样的故事在《汉书·地理志》也有记载，凉州“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艺文类聚》卷87引《续汉书》：“扶风孟佗以葡萄酒一升遗张让，即拜凉州刺史。”孟佗，史无详载，但他的儿子孟达，由于《三国演义》、《三国志》的渲染，为人们所熟知。如此多的史书对这则史料津津乐道，可见东汉时期的凉州葡萄酒尚属稀有物品，只有宫廷贵族才能享用。

2004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地出土的距今1700年古墓壁画中，《庄园主生活图》的下角画有一块葡萄地，画面再现了葡萄酿酒从榨汁到蒸馏的全过程。当后来考古学家发现楼兰城池后，一切关于葡萄酒的文明也清晰起来。

葡萄酒是帝王将相十分喜欢的陪葬品之一，这也足以证明古代时期，葡萄酒对于古代人的意义十分重大。长沙的马王堆在出土的时候，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汉代距离现在2000多年的历史。那时候除了发掘出不少马王堆文物之外，还发现了一坛子保存完好的汉代葡萄酒，在考古学家中，有一位名叫周世荣的考古学家开封了葡萄酒，用手指沾了沾葡萄酒尝了一口，那时候，周世荣表示葡萄酒尝起来没什么味道，也不知道是因为年代太久远了失去了味道，还是周世荣那时候太累了没品尝出来。

《汉乐府》民歌中的酒诗，有许多反映了平民的爱情生活。《白头吟》：“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是一对恋人以酒分手好聚好散的镜头，那一斗酒里包含了多少酸楚和甜蜜的回忆，任当代恋人体会。

综上所述，我们从众多是文献典籍中不难看出：汉代虽然曾引入了葡萄及葡萄酒生产技术，葡萄酒生产的规模较大，葡萄酒文化从此发端，从皇室贵族到寻常百姓，葡萄酒是日常的饮品。但遗憾的是葡萄酒酿造技术和种植技术却没有传播开来。汉代之后，中原地区大概就不再种植葡萄。一些边远地区时常以贡酒的方式向后来的历代皇室进贡葡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