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在这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惊险一跃中，企业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见证者和实践者。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崛起，在中国政经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企业是市场经济能够确立的基石和主体，企业家则成就了企业。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这些站在时代潮头的企业家们，为我们的读者铺开过去40年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希望这个系列访谈成为一个幻灯：在中国经济社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画卷上，投射出光彩夺目的片子，告诉社会，这些造福中国的奋斗者们，他们如何开始、走过怎样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时代，他们又如何思考未来中国和企业家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沈怡然 1984年，一位四十岁的中年工程师和他的10位同事一起，在中科院计算所一间20平米的传达室内，开办了一家公司，没有开业仪式和悬挂招牌，公司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这便是联想的前身，这位工程师名叫柳传志。

按柳传志的说法，“当时一是不愿意看到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二是想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本事”。

如果不是走了这一步，那么他在今后三十多年的人生里，既不会经历创业之初数次被骗的惨痛，也不会经历国外PC品牌汹涌冲击下的焦虑；但是同样，也无法经历带领国产电脑击败洋品牌的光辉时刻，以及站在人民大会堂领取“改革先锋”称号的荣耀。

彼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让柳传志及其同僚们兴奋不已。国民经济正成为主战场，他们所在的中科院提出了“一院两制”，在做基础研究的同时，鼓励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下海办企业。

而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的计算机产业已经进入商用轨道，IBM、微软等公司也初具规模。据柳传志回忆，在他下海以前尚未看到过真正的个人电脑，“当第一次看见个人电脑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惊得目瞪口呆”。

拓荒时代

多数人评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属于中国企业家的拓荒时代，而柳传志正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1984年下海之初，柳传志和他的同伴们还根本不知道如何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20万创业资金很快又被骗去了14万。据柳传志说，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他们甚至倒卖过电子表和旱冰鞋。

1984年，柳传志等11位科研人员在一间不足20平米的小平房（中科院计算所的传达室）中创办了联想

柳传志带领着公司，从“联想式汉卡”起步，通过代理国外品牌的电脑，积累资金和经验，逐步研发生产自己的主机板，还通过借道香港的方式，来解决在国内没有生产批文的难题。

原来“联想式汉卡”只是公司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台阶，“微机主板”又是一个台阶，“代理AST还是一个台阶”。根据《联想风云》一书的描述，当时，联想公司的管理层们虽然知道柳传志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但是直到柳传志说出“我们要办一个长远的公司，为子孙后代做点事，而不是办成一个短期的尽管能够闪烁光芒的公司”时，才特别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脑子里的梦想非同一般。

柳传志和联想当初的的选择，也引发了日后外界关于“贸工技”还是“技工贸”的讨论。或许在历史环境中更能找到答案。柳传志告诉记者，“当时公司拿不到生产批文，只能先从贸易开始，即便拿到生产批文也没有足够的钱去做生产，当时科学院没有更多资助，同时社会上也没有风险投资。”

他在回忆这段历史后有过这样的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像是一本书，是一页一页装订而成的。在柳传志看来，制造业的第一页就是张瑞敏口中不许随地大小便的车间，第二页可能就是所谓没有技术含量的中国制造。 这说明中国的经济进步是需要探索、积累、脚踏实地的向前迈进，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危机四伏

改革中新旧体制的变更，时常伴随着对参与者的冲击。九十年代初，中央政府宣布取消微机进口调节税，还将在两年内取消微机的“进口许可证”。该时期被后来人广泛称为“狼来了”。

1992年开始，从客户竞标、订货会上，柳传志已经强烈感觉到中国市场就要变成国际市场，进口产品质量更好、价格也更有竞争力。同时，国产微机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份额逐渐下降，这让柳传志更确定了联想所受到的冲击。

回忆当时，柳传志认为外国电脑大量进入中国，对中国的信息化是有益的，但作为同业者，他充满忧虑，他觉得“人家就相当于是巨型战舰，我们就是一叶扁舟”。

不仅如此，国家内部也正经历非比寻常的改变，包括金融制度、投资体制、物价体制以及税务制度的连番改革。由此，当时围绕在联想内部的一个重要话题是，是继续搞自己的微机？还是退回来做外国品牌的代理商。

而根据柳传志回忆，“自己当时有一点豁出去的劲头”，柳传志称，把联想原来存在的问题好好捋了一遍，把原来的组织架构大规模地进行了改组。1994年3月，联想公司成立微机事业部，并由杨元庆任总经理，一边销售，一边研究如何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柳传志称，自己曾带着公司的高管，到电子工业部去下战表，表态要“高举民族品牌的大旗”。

1994年2月14日，联想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直到1997年联想电脑在中国市场电脑市占率排名第一。到2013年，联想电脑的市占率在全球市场占首位。

2000年进入新世纪的瞬间，全世界一片沸腾，中国科技力量及制造业的崛起也正被世界所察觉，电脑业也在其中，就联想来看，过去的10年里，联想微机覆盖了中国20%的用户，联想的员工从20人发展到超过一万人，并在期间完成了香港上市及新股发行计划。而创始人柳传志的名字被美国《商业周刊》列为1999年亚洲五十位风云人物，当时不乏有媒体将他称为国产电脑战役中的胜利者。

新的联想

总之，无论改革、市场还是国际形势，都进入了难得的平静时期。只是柳传志的内心并不平静，一个困惑他许久的问题是，如何能让现有的企业敢于创新，同时又能活下来？从下乡、进入计算所、创立联想，柳传志逐渐形成了“要做点事，也要保护自己”的信念。他告诉记者，当时的想法是，不能裹足不前，但进入高科技领域，搞颠覆式的创新，技术创新和业务模式的创新风险又很大。该如何平衡？

他的答案是多元化。据他所说，一直以来美国的学术派都认为做企业就是要专一，但他曾到美国通用电气（GE）公司访问了十天，发现他们多元化做得非常好，并和总裁杰克韦尔奇详细探讨了开展多元化的结构。回来后，他主导将联想分拆为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设立了母公司联想控股，自己进入到投资领域。

至于进入投资行业的理由，他称希望联想控股能够在除了电脑以外若干个领域，用投资的方式培养出领先企业。今天联想控股已经布局了君联资本、弘毅投资、联想之星、神州租车、拉卡拉、融科智地、正奇金融、佳沃集团等多个企业。

【访谈】

经济观察报：改革开放之初，您和周围的人如何看待国家的变化？

柳传志：当时最大的感觉就是，中国可能会真正结束阶级斗争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现在的年轻人没法体会，当时，常年以来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所以当提出中国要走向“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之后，我想到的是人们可能可以真正地好好安排生产了，只是想到这儿，就已经令我们兴奋不已了。

经济观察报：在联想的道路选择上，外界对“贸工技”与“技工贸”存有争议，希望您结合当时情境，谈谈做出选择时的考虑，“贸工技”的选择具有必然性吗？

柳传志：中国制造业第一页最典型代表的是海尔张瑞敏在车间里张贴的公约，其中有一条说不许在车间里大小便，你说这车间他得脏成什么样，乱成什么样了？但这就是我们当时起步时的真实情况。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先生产出东西出来，先把自个养活好了，然后先拿钱去投什么技术，可能吗？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贸工技”其实是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柳传志：有很多人不理解，认为联想不重视技术，其实是有历史原因的，第一，当时联想拿不到生产批文，只能先从贸易开始；第二，即便拿到批文，也要有资金来做生产。当时做主板实际是赔钱的，而社会上没有风险投资，科学院也没有更多资金给我们，只能做贸易挣钱来弥补这份亏损；第三，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年代，中国是没有企业的，只有厂，所以要通过给国外的产品做代理，向外国人学习什么是营销，什么是财务等等。

经济观察报：这么说“贸”本身也是一个积累和学习的过程？

柳传志：今天大家对企业的渠道、营销、财务等都不陌生，其实都是当时那批企业家一步一步学过来的。举个例子，为什么当时一个本土品牌长城一下子就垮了，因为他不懂得“贸”，长城那时候的体制叫订货会，不是真正的面向市场。而联想毕竟卖过东西，知道如何运用市场规则 “贸”可以说既是一个积累资金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2004年联想集团收购IBM的PC业务，当时为什么有了这样的想法？

柳传志：当时联想在中国已经是第一名了，比第二三四名加起来份额都多，但是我们营业额却只有30亿美元，而计划并购的公司是100多亿美元，就说明当时世界市场很明显要比中国市场大很多。而我认为，一个企业要想长期发展下去，战略上就是两条路，一个就是向世界进发，还有一个就是在中国国内做多元化，两条路联想都试过。最后在2003年的时候决定向世界进发。

经济观察报：能具体谈谈那段经历吗？

柳传志：是IBM企业在2003年底来找的我们。IBM当时的情况是，在硬件业务上全面赔钱，原因就是同样的业务、同样的人却做不来两件事情，就好像穿着西装去卖油条。

然而，并购IBM全球PC业务这一动议，在当时联想控股的董事会上，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像联想集团这样一个30亿美元的公司要并购美国一个100多亿美元的著名世界级大公司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也有着非常大的风险。

第一是品牌的风险，我们买的是IBM的ThinkPad笔记本，中国人当了IBM的股东，这牌子人家还认不认；第二就是你买回来的是美国的销售人员、科技人员，这样一支国际团队，是否愿意为中国股东工作；第三个更大的问题是文化磨合的问题，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印度人等等在一起，高层、管理层、上层下层，能在一块儿好好工作吗？能配合得好吗？后来我经过专门的调研和认真的思考，想明白这些风险是可以克服的，才在董事会上支持这次并购。

2004年12月8日，我们宣布并购IBM PC业务。宣布的场面，我相信当天在场的人会刻骨铭心地记住，因为所有的记者都热烈的、疯狂地鼓掌。一个认识的老记者上来握着我的手说，柳总，这事干得漂亮，将来成不成不管，死了你们也给中国人争光了，我为这个给你鼓掌。

2004年12月8日，联想集团宣布收购IBM全球PC业务

经济观察报：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柳传志：改革开放真的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难得的一次机会。这个时代真的是太了不起的时代，改革开放解开了绑在中国人身上的绳索，让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真正发挥出来。改革开放让我有了充分的施展，人生价值有了充分的体验，酸甜苦辣都尝过了，这真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未来，只要中国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像总书记说的，做好顶层设计，珍惜这段我们叫战略机遇期，我相信后边中国、中华民族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经济观察报：您觉得自己最主要的性格特点是什么？这是否也决定了您的领导风格？

柳传志：我觉得朋友、同事大概都觉得柳传志是个很靠谱的人，这其实就是企业愿景中所说的，值得信赖、受人尊重。我说努力去做，大家立刻就信我，而每当我说了话做不到，内心会非常纠结、痛苦。因此，凡说过的话，我就一定要努力做到。

比如我们公司里边，规定开会不允许迟到，否则要受到相当难堪的处罚——罚站。一个十几个人的会，迟到的人进来以后，要把会停下来，像默哀似的，看他站一分钟，所以这是很难堪的。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是这个制度是90年定的，直到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事定得这么严格，能做到今天呢？这么多年过去了，联想换了这么多的人，但是这些东西要永远记住，制度不定就是不定，定了就一定要做到。

【时代背景】

1984年，柳传志从中国科学院辞职，在北京中关村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公司，也就是联想的前身。

那一年，发达国家计算机产业已经进入商用轨道，市场中IBM、微软等公司初具规模;

那一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次改革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提出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