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调查数据显示，多数社区支持农业的经营绩效并不理想，要想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仍面临种植技术、经营经验等多方面的挑战。

2017年春节刚过，王鹏程与郭锐便在广州从化区流溪河上游的银林村，寻找合适做有机农场的土地。

王鹏程曾是一块面积达50亩的有机农场合伙人，按照自然农法耕种，也就是不使用农药化肥，也不使用牲畜粪便。

郭锐是银林村的返乡青年，他在村里开了四十余亩的银林生态农场。按照郭锐的说法，生态农场也不使用化学农药化肥，但会用动物粪便堆肥、配制生物农药。

他们都用社区支持农业的方式（简称CSA）进行经营，而消费者采用预购的方式与农场订下一年或者数月的农产品，这样消费者与农民共担风险，相互支持，促进城乡互助。

这样的经营方式始于2010年消费者的餐桌自救行动，在全国一二线城市已有数年探索。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陈卫平统计，在2014年中国已有超过80个社区支持农业项目，这些社区支持农业已在一万两千余亩的农作物用地上按照健康生产原则开展农业生产，为一万多个市民家庭供应新鲜安全的农产品。

连续14年关注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在2017年仍聚焦这个领域。

2017年2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办主任唐仁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了公开解读。其中，唐仁健认为调好生产方式，突出一个“绿”字。就是要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修复治理生态环境，既还历史旧账，也为子孙后代留生存和发展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CSA这一生态农业的新型经营方式值得观察和思考。

土壤是有机种植的关键。土质松软，有蚯蚓爬出，这样的好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刘怡仙/图）

>>>>不会撒谎的土壤

郭锐是2009年回家经营农场的。回乡前曾在一家实验室从事食品添加剂研究，工资待遇还不错。只是基于小时候对生活环境的记忆，郭锐一直想做健康、安全的农产品生产，甚至一度在毕业后去了一家有机农场工作学习10个月。谁知农场倒闭，他辗转多份工作后才终于回乡创业。

他在村里租下四十余亩地，一面养殖生态土猪，一面种植有机蔬菜，门前还有一片鱼塘养鸭鹅。他负责种地配送，他的哥哥一家则在农场开农家乐饭馆，蔬菜猪肉都由农场直接供给。

2016年，郭锐的农场边上多了一片20平米的试验地，王鹏程打算用自然农法做种植试验，总结它们的生长规律。他经营2年的农场在这年夏季关闭，实验地是为农场的重开做积累。

王鹏程注重土壤的培养。一锄头下去露出一条蚯蚓，或是无数不知名小虫四散奔走开来，无疑是让他和其他农民惊喜的好土。王鹏程还会闻一闻土味，帮助判断土壤的好坏。他试验的是秀明自然农法，源自上世纪40年代的日本，只使用植物堆肥。

土地与植物都是有生命的，“跟养小孩一样，照顾太多往往比较脆弱，但是你不管它，它就会自己往下扎，抵抗各种灾害的能力也会更强。”伙伴谭昕昕边拌着种子和泥团边解释。依据王鹏程的指点，她要赶在雨季来临前，育下一茬黑麦草。这种牲畜吃的草料被用作绿肥，它的根系发达，能深入地下四十多厘米。靠着绿肥疏松土壤，就能给土地排毒，培养微生物。

早在2012年，王鹏程开始学习自然农法，专注土壤改良，他相信尊重自然、爱护土地才是可持续的种植方法，才能真正做到与自然共处。他原先在南方电网公司工作，过着许多人艳羡的白领生活。但是作为电力工程设计者，他的工作就是不断赶工期，赶项目，永远停不下来。生活好似土地一般板结了。

“劈柴的时候想着挑水，挑水的时候想着煮饭。”王鹏程觉得所有人都在苦等未来，放弃享受当下。何不劈柴的时候就是劈柴，挑水的时候就是挑水呢？挣扎几年后，他从单位辞职，决定到田地里去。

>>>>小农的艰辛

2014年夏季，王鹏程与友人合伙的农场在广州从化开张，名为“正觉”，意在正知正觉活于当下。农场采用CSA方式经营，它不仅通过直销获得更高、更公平的回报，同时也注重与消费者建立联系，建立土地与食物的联接。

这一概念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瑞士，在日本得到最初发展，目前遍布世界各地。截至2013年底，欧洲大概有4000个社区支持农业项目和40万消费者，日本约有600个社区支持农业项目和2200万个消费者，美国的社区支持农业农场数量已超过4000家。

早在2008年，践行CSA理念的北京小毛驴农场即已开设，并在2013年达到一千多户会员家庭。2010年，专门为小农户提供有机农产品买卖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建立，目前年交易额已超千万。此外，西安、天津、上海等地都陆续出现农夫市集，以直销方式让农户与消费者面对面，促进城乡互动交流。

“每次躺下要睡12个小时才能恢复。”这是王鹏程辞职后的农人生活，地里总有干不完的活，翻土、堆肥、植被覆盖。到了晚上，还需要做农事日记、整理订单财务、做农场微信推送，那些琐碎、繁杂的小事似乎并不容易。

原来与他合伙经营的人一共是四位，带着孩子来享受自然生活的妈妈很快就离开了，农事的艰辛与理想的田园生活并不一致。最后只剩他与另一位搭档决心认真经营下去。

两人实行轮休，王鹏程周一至周五皆在农场，而周末则回城陪伴家人。他们也一度雇了5个员工，负责日常的打理。

比合伙人离开更麻烦的，是他们种不出菜。广东夏天气温高，菜籽下去不见动静，刚见着小芽，地表一干也就死了。种植技术是新农人的一道关，郭锐表示自己返乡初期的情况类似，2009年种下十亩五谷杂粮，现金收入不到一万。2010年限量使用化肥，农产品拿到普通菜市场售卖，但相对不控制化肥农药用量的普通农场菜品来说，郭锐的菜成本还是太高，竞争不过。农场转而以生态土猪的养殖补足蔬菜的亏空，结果土猪数量过多，一百多头猪积压在栏中卖不出去，只好低价处理。如此一来一回地调整，农场处于持续亏损状态。

过去几年中，多数社区支持农业的经营绩效并不理想。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陈卫平副教授曾在《社区支持农业消费者食品信任的纵向研究》中对全国70个社区支持农业农场作数据统计，52%的社区支持农业近一年的净收入亏损，36%的净收入在10万以下，仅有12%的净收入达到10万以上。

“消费者的网络建立和生产技术不完善是亏损的常见问题。”广州城乡汇执行理事饶琪弘这样认为。自2011年建立支持本土生态农业城乡汇互助平台，饶琪宏接触了不少广东地区的CSA农场，像郭锐一样亏损的农场不在少数，但也有成功案例，各家农场问题不一。

新租下的地尚未开荒，王程鹏与伙伴背着割草机前去割草。（刘怡仙/图）

>>>>农业是“慢”的

2016年，王鹏程的正觉农场遇上大笔投资。对方是广州一家地产公司，诚意收购农场。收购后，王鹏程和搭档仍然是农场的经营者，同时还可以耕作另一块100亩的地，这几乎是原来农场面积的两倍。诱人的还有地产公司丰富的客户资源，新农场旁边就是高档住宅小区，这些住户对于生态农产品有更高的需求和购买力。稳定客源解决了，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

但谁知道这桩生意却直接导致农场关闭。问题出在追加投资后的资金分配，王鹏程的搭档认为应该给予农场经营者一部分补偿，毕竟每月3000块的工资完全不能体现他们的工作负荷。

投资者反对，坚持要以签署的股份分配为准。矛盾就此引爆，双方互不相让。王鹏程认可搭档的意见，农场的工作看似简单，实则要付出许多心血。数次反复沟通后，两方曾经试着各退一步，却由于种种原因抽身离开。原定的后续投资，也因团队矛盾无人响应，微信沟通群里一片死寂。2016年8月，在经营两年后，正觉农场关闭。

再次回头看这场争论，王鹏程感觉有点像“过家家”，大家皆是满腔热情要投到农业中去，却无法理智应对经营问题。

“要做好三五年内挣不到钱的准备。”王鹏程这样总结。“慢”是农业特性，必须耐心经营。但现代社会其实很难有“慢”的空间，郭锐的搭档就因此退出了银林农场的经营。农场以公司方式经营，农场合伙人工资微薄，难以负担起家庭在城市的生活，种种压力下他只能回城上班。农场也留不住其他打工的年轻人，平均工作三四个月便会离开。王鹏程还记得在他的农场工作最久的那位小伙子，皮肤晒得黝黑，也喜欢接近自然的生活，但是农事辛劳，加上家人施压，他在半年后离开了。

农场关闭后，陆续有人找到王鹏程合作开农场，或是直接投资，但是他都拒绝了。经历一场纷争后，他慎重许多。他更希望基于自己的能力与实际需求去经营农场，坚持自然农法。

“中小型农场的经营是农业生产中效率最高的。”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URGENCI副主席、分享收获CSA创始人石嫣曾参与创立全国第一家CSA农场“小毛驴”，她认为生态农业可以“小而美”，关键是不能“太着急”，否则技术、经营经验不足容易造成亏损，越亏越着急。她创立分享收获农场时最先做的是找会员，在此基础上进行生产管理。“把握住CSA产销关系这一核心，深入了解CSA运营方式，通常不会亏损严重。”现在，分享收获CSA已对接600户会员，年收入1000万元，年利润率（作为社会企业，农场收益都放入生产再投入）10%左右。

>>>>可期的未来

郭锐的农场在2014年与沃土工坊协作后，经营情况得到改善。位于广州番禺的沃土工坊是为农户提供销售渠道的社会企业，原是广东地区小农考察、宣传CSA理念的志愿团体，如今已经拥有线上的微信商城，网罗全国各地的生态农产品，营业额突破一千万。郭锐是沃土工坊的其中一家合作农户，每年双方会协商各个季节计划种植的菜品，每周二、周四则是蔬菜生鲜的配送日，沃土工坊会派专车到农场对接。

“平台方面的自组织相对成熟一些，城市消费端和农村生产端的自组织还在探索，当然可以看到一些萌芽。”有机农业的支持型NGO“社区伙伴”（PCD）的项目统筹陈宇辉这样认为。

“社区伙伴”在内地推广CSA模式十多年，与企业、市场不同的是，作为公益组织他们更关注CSA在建立消费者、食物与土地的链接、寻求公平贸易等方面的诉求。因此，“社区伙伴”曾对有机农业热潮抱有担忧。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后，公众对于健康食品的关注陡然增加。2010年，有从业者在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大会后，与社区伙伴分享了他们的见闻：似乎这股热潮比较混杂，许多人抱着投资的态度卷入CSA运动中。

梳理过往经验及案例后，“社区伙伴”认为城市消费者出于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恐慌而参与的CSA活动，可能会忽略对于农村社区、农民、环境保护的关注，而这些都是CSA运动的重要内涵。

“社区伙伴”开拓新的工作策略，尝试与当地的CSA组织合作开展城市端的教育与组织工作，同时也与梁漱溟乡建中心及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等伙伴合作加强农村社区的建设。

2014年，沃土工作坊建立非营利组织“沃土可持续农业发展中心”，协助农民技术提升、减少外来投入。其《可持续农业》杂志采写各地的优秀种植技术，致力于可持续农业的推广，郭锐用中药渣堆肥的方法就被收录其中。

“政府政策支持这一块也很重要。”石嫣认为生态农业CSA的发展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发育。政府更需要做的可能不是单个的农场支持，而是营造好的生态农业发展环境，例如针对生物肥料，农产品本地运输费用的补贴，推动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使有志于农业的返乡青年安心经营，无住宿、孩子教育的后顾之忧；同时CSA需要一个行业协会，各个经营生态农业的生产者、平台方联合起来，推动市场教育、技术推广、经验互助；农民与消费者各司其职，做好监督与互动。

“我们在坚持阶段。”郭锐农场的合伙人赵师敏这样认为，“我们一直在坚持阶段。”郭锐补充，数年探索，他深刻体会到CSA农场经营的难处。他们与王鹏程意见一致，健康的农业必有前景，因为粮食、土地、环境始终关切人类发展，像他们这样的小农场得到政策与市场的支持、转向盈利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