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地里一天掰了2000穗苞米，回家后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挣了10个工分。这是1982年11月25日，“60后”杨荣武第一天在生产队干活的经历。30多年后的今天，杨荣武把覆盖哈市14个乡镇的66个合作社组建成“合作社航母”，带领2000多户农民种植16万亩绿色水稻，年产值达4.58亿元。
“这都什么年代了，我为什么一定在土里刨食儿？”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的这一年，年满20岁的姜秋明决定撇下手中的锄头到城市打工，在外面的世界寻找改变人生的机会。十几年后，“农民变市民”的他蓦然发现：农村的机会来了。他回村开起了村淘服务站，去年一年卖出了80吨大米。
“60后”老农民杨荣武和“80后”新生代农民姜秋明，都是这个时代的普通人。他们的人生折射出两代农民在改革开放40年里收入变革轨迹——从种地维生，到凭借一技之长打工赚钱；从离开土地去寻求改变生活的机会，再到回归土地成为创业英雄、农民增收领路人……
两代人，跨过40年时光，看似不同的致富路径与人生际遇，其实有着相似的前行轨迹——每一个年代，总有一股力量像潮水一样推着他们不停向前，改变着他们、家人及周围人的生活。
A 种地
从一天挣10个工分到迈过温饱线
1965年，杨荣武出生于尚志市元宝镇向前进村。这个吃着生产队大锅饭长大的孩子在17岁时加入了生产队，掰苞米是他人生的第一份工。
“那时候挣工分，干一天活10个工分，到年底核算完产量，才能确定每个工分值多少钱。”杨荣武回忆，掰了一秋天苞米，他一共赚了200多块钱。同样在生产队的父亲一年收入是500多元。全家5口人都要靠这点钱维生，家里有点细粮都要尽着父亲吃，因为全家老小都得靠他赚钱养活。
在生产队出工仅一年，杨荣武和家人的生活便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春潮，席卷了杨荣武脚下的黑土地。1983年，村里分地，杨荣武家分了35亩地。“每年上缴固定比例的粮食，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这下乡亲们干劲老足了。”杨荣武回忆，分地当年我家玉米亩产达1400斤，亩产提高200多斤。
“但那时候，下地干活根本没有机械，从种到收，靠的是牲口和双手，同样是掰苞米，一天下来累得全身酸痛，腰都直不起来。最遭罪的还是打农药，呛得好几天都缓不过来。”杨荣武说，身体虽然累但心里却美，因为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分地3年后，杨荣武家人均收入达到六七百元，这意味着全家5口人彻底迈过了温饱线。政策红利激活了沉睡的黑土地，让千千万万的冰城农民不再为吃饱饭发愁。
这一年，在距离杨家约200公里的双城单城镇政治村，一个名叫姜秋明的男孩呱呱坠地。30年后的2016年，拥有不同人生际遇的两代农民作出了相同的抉择——种地。耕耘黑土地是他们共同的事业。
B 打工
从靠力气吃饭到凭技术赚钱
1987年，娶妻生子的杨荣武与父母分家，分到15亩旱田、8亩水田。但迈过了温饱线的杨荣武很快发现，靠这点儿地的收成，很难让老婆孩子和他过上富裕生活。
不久，20多岁的杨荣武开始学习瓦工技术，像村里很多年轻人一样外出打工。“帮人家盖房子，一个月下来能赚1000多元。”杨荣武回忆，那时候由于孩子还小，家里的地还得自己种，打工不敢远走，临近村子或者邻镇有盖房子需要瓦匠的就去干几天零活。
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世代被拴在土地上的冰城农民终于“不安分”起来—— 一批又一批人陆续离开村庄，涌向城市。
2006年，年满20岁的姜秋明也决定放下手中的锄头。这一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土地上产出的所有东西都是自己的。像众多固守土地的农民一样，杨荣武与姜秋明的家庭收入增长了一大截。
姜秋明并不满足，他挽着刚过门的媳妇踏上了打工之路。“就想过上更好的生活，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儿。”来到哈尔滨，姜秋明当过服务员、卖过保险……从最底层干起的他，后来在工地上学会了测量，当上了放线员，又一步步干成了技术员，收入从最初的每月400元增长到8000元。
2013年，姜秋明在县城买了房，从农民变成了市民。后来，姜秋明南下打工，凭借着测量技术，开始给富士康等大型电子工厂铺设防静电无尘地板。“那时我月收入破万，我媳妇也能赚好几千，俺俩加一起小两万了。”这样的收入让很多城里人都望尘莫及。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变成农民工，从靠力气吃饭到靠技术赚钱，姜秋明与杨荣武两代农民在不同时代里，通过学习完善了自己的职业技能，进而实现了收入的增长。
C 创业
从“双薪农民”到“村淘小二”
2014年，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在冰城启动。2015年底，全市1865个行政村全面完成了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而杨荣武的务农生涯也在这年冬天迎来又一次转折。
这一年，杨荣武放心地把家里的十几亩土地流转给别人种。年过半百的他走上了创业之路——拿出多年种地与打工的积蓄，开办了一家水貂养殖厂。最多的时候养了4000只貂，雇了两个人，一年收入近20万元。“除了养殖场的收益，把地包出去每年还有7000元收入。”杨荣武说，土地确权后，再不怕租出去的地收不回来了，全心创业没了后顾之忧。
土地确权从制度上塑造了无数个杨荣武这样的“双薪农民”，他们在获得土地流转收益的同时又能创业或外出务工赚钱。
就在杨荣武办厂的同一年，打工多年的姜秋明也萌生创业的想法。当时在素有“快递之乡”之称的浙江桐庐打工的他，偶然接触到了农村淘宝。“哈尔滨的大米比南方的好吃多了，要是能在网上卖肯定火。”这个想法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2016年，他听说老家双城正招募农村淘宝合伙人，他报了名并通过了考试。当“村淘小二”意味着放弃月薪上万的工作。但反复思量一夜后，他决定回乡创业。
回到家的姜秋明却挨了父亲一巴掌，“放着上万块的工资不赚，净干些不务正业的事。”即便如此，2016年11月29日，双城单城镇村淘服务站还是如期开业，姜秋明从一个农民工变成了“村淘小二”。彼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星火已经从中国的城市蔓延到了乡村，“互联网+”成为当年最火的词。
D 回归
从自家致富到带动乡邻一起增收
姜秋明的事业从帮村民网购开始。为赢得乡亲们的信任，他把镇里各个超市的生活用品价格都抄下来，与网上价格比对，挨家挨户走，让村民看到实惠。开业首月，他的村淘站综合业绩排在双城区第二，收入位列第三。
开业第二个月正赶上阿里村淘年货节。姜秋明在半个月里帮村民网购了101.9万元的农资产品，因此被称为百万英雄。“俺们村现在买种子、化肥都找秋明，比在店里买的便宜至少一成不说，还给送货到家。”种地大户赵树国说。
赢得信任的姜秋明开始通过网络帮乡亲们卖粮。“我们这儿的稻花香大米自己卖给收粮的最多4.5元一斤，如今秋明上网卖5元一斤。”村民张柏玉说，我家20亩地，去年增收七八千元。去年姜秋明一共帮乡亲们卖了80吨大米，收入56万多元，帮乡亲们多赚了四五万元。后来，姜秋明干脆组织成立了合作社，帮别人卖米的同时自己又包了300亩地种绿色水稻。当初反对他创业的父亲如今跟他一起干起了村淘。
彼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春潮正在黑土地上激荡，种地出身的杨荣武嗅到了现代农业带来的商机。与姜秋明一样，杨荣武在让自己腰包越来越鼓的同时，也带动着更多的人共享改革红利。
2016年，杨荣武放弃养殖场，把分散在各村的合作社组织到一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合作联社的超级合作社。去年，联社16万亩绿色水稻年产值达4.58亿元，杨荣武实现了致富梦。
合作社抱成团后，买农资能讲价、雇农机能打折、统一卖粮价格高……经营规模带来的成本下降转化成了农民的收益。“同样是种30亩地，同样是种水稻，加入联社后俺家多赚了1万多块钱。”社员周炳成说，以前种地成本高、卖粮总被压价；如今成本低了，种出来的高品质绿色水稻不愁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