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四大桃乡之一，北京平谷大桃素来享有盛誉。在以“国庆礼桃”的身份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后，2019年“平谷大桃”品牌价值达到100亿元人民币。
据介绍，平谷大桃拥有黄桃、白桃、蟠桃和油桃四大系列，218个品种，种植面积达22万亩，大桃产业是平谷区10万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而通过科学育桃、电商卖桃和合作社效应，平谷区刘家店镇更是走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致富桃花源。
种桃，我们是专业的
大桃的品质，是支撑平谷区大桃产业发展最关键的基石。
依托“国庆礼桃”的成功，平谷区在刘家店镇建设了“生态桥”国桃基地，用“国桃”标准培育大桃，带动周边果农按照国桃标准生产规程进行田间管理，提高大桃的品质和产量。
建园初期，基地就对土壤进行一次性改良，每亩投入47吨“生态桥”有机肥，使30cm耕作层有机质含量达到12%。
（国桃示范基地）
国桃基地采用基质育苗成树的栽培模式，用用高强度塑编育苗袋盛装桃树生长所需营养的基质用来栽植桃树，使其能能够正常生长和结果，并利用工厂化管理修剪塑造成型。
和其他地方的大株桃树相比，国桃基地的桃树显得更“娇小玲珑”。负责人王建术介绍，虽然植株更小，但同样的面积能够栽种更多棵树，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单棵产量可能减少，但总产量是增加了。”
此外，小植株更有利于用立杆倒拉的方式代替传统的树木支撑架，为除草、喷洒药剂和松土等机械化作业腾出了足够的空间。
（除草机工作）
植株间隔约四米，基地不使用除草剂，只用除草机清除间隔中的部分杂草，为桃树的生长提供一个较为自然的生态环境。对于病虫害，国桃基地也多采用生物和物理手段进行防控，果园通过悬挂糖醋液、梨小迷向丝、害虫性诱剂及诱捕器、物理杀虫灯等方式预防虫害，以此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红色迷向丝上涂有药剂，用于引诱害虫）
刘家店镇不仅用国桃基地提供培育样本，也鼓励果农生态育桃、科学种桃，对符合标准的果农授予“诚信之星”的称号，引导他们“用心种桃，用信卖桃”。
老刘是6户种植国桃的果农之一，也是镇上的诚信之星。种有8亩桃林的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科学育桃让自家的大桃品质得到提高，“价钱也卖得更高，增加了收入”。
“不光卖桃要讲诚信，种桃也要讲诚信。要生产无公害的安全食品，让广大市民吃放心食品。”老刘说。
（诚信之星接受记者采访）
大桃也要电商带货
致富不仅要靠种好桃，更重要的是把桃卖出去。随着线上新零售的发展，电商渠道成为平谷大桃的重要出口。
2017年以来，平谷区启动“互联网+大桃”工程，对果农进行电商知识培训，提高果农的电商销售意识和技能，2019年还增加了“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培训内容。三年来，平谷区也多次组织“互联网+大桃”对接会活动，促进区内企业与知名电商平台、综合超市、新兴电商联姻。
据统计，2019年，平谷区大桃电商销售3500万斤，销售额2.8亿元，促进农民增收1.23亿元。
“以前也就四、五万的收入，现在年收入能有十二、三，十四、五万。”老刘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之前自家卖桃主要是靠小商贩售卖，收入不高，但近年来，通过微信朋友圈售卖优质大桃成了他最重要的销售渠道。
“以前没有电商，有好桃市民也吃不到。”老刘说，现在，他家的桃最远已经卖到了深圳。
鲜果售卖，新鲜程度影响极大。在物流运输环节，平谷区也致力为大桃的电商销售打造坚实基础。2017年，平谷区首次与顺丰、EMS两家物流企业开展战略合作，在13个大桃主产乡镇设立66个揽收点，为桃农电商销售大桃打通物流渠道。
2019年，平谷区对物流服务进行升级，设立自动化分拣线，推动集装箱保温库入村，提高大桃的保鲜时效，进一步提高了物流效率，在北京市内做到大桃“早上在树上，中午在路上，晚上在桌上”。
加入合作社，大家一起富
为了构建更完善的产销体系，促进大桃产业的发展，刘家店镇还鼓励大家成立专业生产合作社，将个体散户组织在一起。
出生于刘家店北店村的岳巧云便是其中的一员，她和父亲共同创建了绿农兴云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用自己十年的传媒行业经验反哺家乡产业。
（岳巧云在合作社检测大桃质量）
自2016年来，岳巧云在合作社组织了30期电商培训班，达到开微店运营，小到拍照和下载软件，手把手地教果农如何做电商，让合作社里60%的果农成功地开通了微店。
而对于家乡的低收入户，岳巧云也不遗余力地通过合作社帮助大家脱贫致富。
她从无法继续经营果树的家庭中把土地流转过来，每年给予固定的流转费，还为低收入户提供工作岗位，吸引他们到合作社就业，体力较好的负责摘果码筐，身体病弱或者年纪较大的乡亲，也可以做一些清扫垃圾、叠纸箱等力所能及的工作。
（合作社里，工人正在进行包装）
62岁的岳清贵以前在家种果树，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因身体行动不便，体力也跟不上，他自08年起就加入了合作社，每天叠两三百个纸箱子，一个月能拿3000块工资。
“这边对老人很照顾，也确实帮助我们改善了生活。”岳清贵说，“再干十年二十年也没问题。”
岳巧云介绍，在合作社工作的低收入户，年纪最大的已经有70岁。
“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乡亲们，合作社必须扛起帮扶的责任，拉着乡亲们一起奔小康。”她说。
北京商报 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余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