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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傅佩荣
王阳明（王守仁，字伯安，1472年~1529年）是明朝中叶的学者，自幼好学深思，十二岁念私塾时就请教老师什么是“第一等事”。老师说“读书登第”，就是考取功名，成就一番事业。但王阳明却别有所见，他认为“读书学圣贤”才是第一等事。王阳明的父亲与老师都甚为惊讶，料定他将来必有作为。
十八岁时，王阳明遍读朱熹的书，看到朱氏说“格物”是要做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于是每日清晨在庭院中“格竹子”，研究竹节里面的结构，结果一星期就劳思致疾，病倒了。格竹子已让他生病，又如何格万物呢？他觉悟此种向外穷理之路不通，于是向内探求本心，发展心学系统。
《王阳明像》·清·焦秉贞
王阳明的“五溺三变”
王阳明一生有“五溺三变”的经历。五溺是指王阳明依序沉迷于五个领域，即：任侠、骑射、辞章、神仙与佛氏。前三项较为容易修成，他一生富于侠义精神，带兵作战极有效率，提笔为文挥洒自如，是哲学家中罕见的文武全才。至于接触道教的神仙术，则始于他十七岁成婚之日，偶然经过道教铁柱宫，见道士趺坐一榻，便叩问养生之事，终夜忘归。他后来常与道士谈仙，有遗世入山之意；他学习静坐默观，偶有先知之明，能预知友人来访。然后，关于佛教，他的语录与文集中，引用多种佛典，其中以《六祖坛经》与《传灯录》最为常见。他说：“吾亦自幼笃志二氏，⋯⋯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传习录》上）意即他有三十年之久沉迷于佛道二教。
他觉悟之后，劝人不要迷信道教的神仙术，他说：“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说与世人浑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他也对佛教表示质疑，他说：“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
“三变”是说他在教育学生时，所用的方法与内容经过三次变化。他三十七岁时，在贵州龙场悟得“知行合一”；四十二岁时教人“静坐澄思”，以收回放纵散乱的心思；四十九岁时由百死千难之中悟得“致良知”之旨。这三变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如何使人“成圣”。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王守仁因当廷反对大宦官刘瑾专权，被刘瑾陷害，廷杖四十，谪贬作贵州龙场驿丞。龙场位于贵阳西北约七十里（今修文县），当时龙场还是蛮荒之地，万山丛薄，苗、僚杂居，处于困境的王守仁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会。王守仁结合自己的思想成果，在贵州当地大兴讲学，为当地开化之始。这段时期王守仁的代表作有《训龙场诸生》。史称王守仁此段时间内（一般认为集中于公元1508年）的思想活动作“龙场悟道”。
人人皆可成圣
儒家主张人人皆可成圣。简单说来，成圣的前提是“心即理”。王阳明被贬谪到龙场时，沉思圣人处此困境应当如何；他面对当地夷人，又想到如何教化夷人。如果采取“道问学”之途，须穷究万物之理，则将无法回答这一类问题。若是采取“尊德性”之途，则须肯定人人内在即有此理，只是如何使之呈现而已。王阳明设立龙冈书院，揭示四点教条：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这些都是要人收摄精神，建立道德行为的主体性。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意即：一切都要看自己的心能否自觉，若是离开了这个心，什么都是幻象。并且，只有心可以领悟万事万物之理，这种领悟使理不可能离心而独存，单就人所特有的道德行为来说，道德的基础在内不在外，是吾心把已有的善应用于相关的人与物上。
大体说来，自宋朝至明朝，“去人欲，存天理”一语已成为儒者修养的标准口号。问题只在于这个天理落在何处。落在“性”上，则说“性即理”；落在心上，则说“心即理”。王阳明主张心即理，肯定人只要觉悟本心，使本心无私欲之蔽，则本心即是天理，直接显示至善，所以说“至善是心之本体”。理是不待外求的，亦即人人心中有天理，有个至善的准则。如此说来，成圣的可能性就不容置疑了。
其次，成圣的功夫是什么？这期间的修练过程即是“知行合一”。既然在谈成圣，那么所谓的“知”，当然是指有关道德的知，如“孝悌忠信”；而所谓的“行”，则是指道德实践而言。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譬如，某人说他知道孝顺，但未能实践，这种知不是真知；若是真知其为善，则必有随着此知而来的、发自内心的行善要求，并且非要实践不可。知与行像是循环互动的两股力量，在相互印证的过程中趋于至善之境。他指出：“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总之，“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事实上，明白道德行为必须出于真诚，并由内而发，亦即明白行善必有自觉与自主，就自然会同意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
王阳明早期受佛道二氏影响颇深，后来在立学宗旨上回归儒家，但并不排斥以“静坐”为方法。静坐使人集中心思，收敛心神，目的在于“去私”，所以不可光是静坐，还须勤用克己功夫，“在事上磨练”。动者未必能静，久之忘了本心；静者还须能动，修养才可落实。
王阳明晚期对于成圣提出一个扼要但全面涵盖的观点，就是“致良知”。
王阳明《与郑邦瑞尺牍》，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
王阳明在书法上亦可称为明代大家。作品以行草为主，王阳明将心学融入书法，丰富了中国的书法理论。明代徐渭评：王羲之“以书掩其人”，王阳明则“以人掩其书”。
“致良知”是心法
王阳明以“致良知”一语统摄自己的修行法门。“良知”一词出于《孟子·尽心上》，原文是“良能与良知并举，前者是不学而能，后者是不虑而知”。其中所说的“良”代表天生具有，而没有道德意义，但是以此为基础，才可能推出亲亲之“仁”与敬长之“义”。王阳明善于读书，依此提出新解，他说：“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大学问》）这个新解并非他的创见，而是突显孟子心之四端的一种。在孟子，是以“是非之心”为“智之端也”。良知与智有关，若是少了是非之心，则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皆无从展现，而仁、义、礼也谈不上实践了。
其次，“致知”一词出自《大学》，原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八目之一。王阳明反对朱熹以致知向外格物穷理，于是转而以致知向内要求正心。致知加上正心，心即是良知，如此一来，就成了“致良知”。同时，王阳明是一元论者，他研究《大学》，喜欢强调“身心意知物者，⋯⋯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其实只是一事。”
一个人只要“致吾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天下尚须何思何虑？
因此，人人皆有良知，也皆有成圣的可能性。但是为何世间圣人极少？这就涉及修行了。良知有如明月，私欲则如云雾，私欲遮蔽良知，人生一片漆黑。王阳明说：“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
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批评并存有分歧，但他们都肯定自己是儒家，其目的都是要使人成圣，并且为了成圣都需要努力修养德行。无可奈何的是，在帝王专制的政治环境中，是不可能真正发扬孔子与孟子的人文理念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但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仍值得我们效法。
（作者系中国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比利时鲁汶大学、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师从哲学大师方东美先生。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10月号，版权归《家族企业》杂志所有。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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