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浙江安吉的数字游民社区里，43岁的K.C.的一天从睡到自然醒开始。他在机械设备进出口贸易行业做销售，白天，他处理本职工作，用互联网与客户对接。日均高度专注地工作四个小时，可以完成从前坐班八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工作完成后，他会保证至少一小时的运动时间。而后约上同社区的朋友爬山游水，或是喝酒聊天——这在他生活了十八年的北京是不可能的，他说，在偌大而繁忙的北京，与朋友一个月约见一次都算好的。

K.C.正在体验一种新兴的、叫做“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

在公众号“数字游民部落”上，资深数字游民Jarod给出了这样的定义：“数字游民代表了一种被新时代赋予可能性的全新生活方式，它特指那些完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并借此打破工作与工作地点间的强关系，达成不受地域限制，全球移动生活的人群。”

“数字游民”这个词汇最早出自日立公司前CEO牧本次雄的著作，他指出，互联网技术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移动办公会模糊工作、休闲、家庭和旅行之间的界限。

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76.4%的“00后”愿意成为“数字游民”。

在今天，尚没有明确数据证明中国有多少数字游民。不过，在K.C.参与管理的数字游民社区中，申请入住的邮件总是超额。在这里，他结识了一群以90后、80后为主的青年，他们多从事互联网、金融、艺术、媒体与自媒体等行业。大家的共同点是，都依靠互联网进行远程工作，“都向往自由。”

“在北京坐班生活时，你留给自己的时间很少。现在每天，你的时间很多，自由的选择也很多。”K.C.这样自述数字游民的生活。

“游动”

成为数字游民之后，烨烨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旅行逻辑。买一张单程机票，出发前，“不做计划，也不要想太多。”到当地后，先做一周的沙发客，多外出闲逛，与当地人“混一混”。等获得一些独家的、不被旅行攻略收录的信息后，再制定详细的旅行计划。

以这套逻辑，做数字游民的五年里，她走遍了南美洲、东南亚、欧洲东部及中国国内的多个地区。她通常在一地停留几周至几月不等，以气候适宜为重要考量，二月去浙江安吉，五月在四川成都，七八九月坐在云南大理的洱海边；避寒可以去巴西或巴厘岛。

烨烨与朋友游西北大草原时，在露营的帐篷里处理工作。受访者供图

烨烨今年29岁，成为数字游民之前，她先后在北京的教育和广告行业工作。她回忆，她被要求穿制服和高跟鞋上班，工作时长混乱，效率低下，拖到深夜下班是常事，“在办公室里坐一天没事情，四五点快下班的时候开始搞项目，要加班。”

那时她总会想起大学三年级时，在哥伦比亚做实习英语老师的一年，对她而言那是相当快乐的一年。不上课的时候，她参与了当地的一个旅行团，与伙伴们走遍了哥伦比亚的角角落落，爬雪山、看星星。“那会儿我心里就种下了种子，在一个地方生活并且慢慢旅行，不慌不忙，这样旅居的生活方式很舒服。”

2018年，烨烨听说，朋友的朋友、一位程序员因为心肌梗塞猝死了。也是在这年春天，她决定裸辞。

回老家海南呆了三个月后，烨烨买了一张去哥伦比亚的机票。随后的九个月里，她一路向南，游历秘鲁、玻利维亚等国。

那时她已有几年兼职口语老师的经验，旅行中也仍然在线上授课，偶尔还会接一些外包的项目管理，“每个月有四五千元人民币的收入，勉强覆盖南美洲每个月三四千元人民币的生活费用。”正是从那时起，她发现，生活、工作和旅行是可以彻底融合的。不知不觉中，自己成了数字游民，“游动起来了。”

K.C.也是在2018年开始数字游民生活的。此前，他已在北京生活了十八年。

K.C.在机械设备进出口贸易行业做销售，除了出差以外，大部分维护和开拓客户关系的工作可以在线上完成。由于时差，他常需要在凌晨两三点回复海外客户的信息。如要坐班，第二天上午九点半就得到办公室，“睡眠时间不足六小时。去公司，打车加坐地铁，通勤单程得一个半小时还多。”那种疲惫与仓促，他回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

K.C.在安吉南屿山中。受访者供图

2018年，办公室搬去了更远的地方，K.C.和老板沟通数次，“吵到拍桌子。”终于为自己争取来了远程办公的权利。他先是在家附近的咖啡馆工作，后来有了走出去的欲望，又去大理、唐山、安吉等地旅居。

去年春天，29岁的曾月被一家互联网公司“优化”了。在那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几年里，她觉得自己像一个“PPT纺织女工”，每天做着重复、机械的工作，最早也要晚上九点多下班。下班后，仍有源源不断的业务琐事需要在手机上处理。

“感觉所有精力都被工作抽空了，下了班也什么都不想干。”被裁员时，曾月虽本能地难过，却也觉得是个机会，“就像你一直在一台跑步机上跑步，你知道你不想跑了，惯性也带着你不停地跑。而裁员强制把我的跑步机停了，逼我走下来看看。”

她开始旅行，先去了新疆和重庆，见到许多和她一样的外来的年轻人，靠做服务员、摄影师等工作在当地旅居。后来又去了浙江安吉，在一个数字游民社区居住了一段时间，结识了大量来自天南海北的、依托于互联网进行远程工作的伙伴。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其实很多人是不需要在跑步机上跑步的。我看到了机外的生活。”

成为数字游民

如何成为一名数字游民？各个社交平台上，类似的讨论多着眼于经济能力、工作习惯。

在北京互联网公司深耕十余年后，2022年1月，程序员MM辞职离京，创业做软件开发，同时也成为一名数字游民，旅居深圳、大理、陇南、安吉等地。

MM的选择是深思熟虑后做的，“我在行业里积累了一定资本，也有了一定积蓄，才能够换一种更自在的生活方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积蓄或稳定的收入来源的话，我觉得保持数字游民生活是不太现实的。”

33岁的数字游民门冬冬认为，比起经济能力，数字游民更讲究的是心态。她大学毕业后在体制内当了两年老师，因为厌恶一眼看到头的生活，辞职去了上海和北京的教育公司做运营。又在2018年彻底离开职场，自己创业、做数字游民。“我所有的选择都是在没有积蓄的状态下去做的，回想起来很冒险，但我内心一直有种安全感——我知道我今天没有钱没关系，明天还有机会赚。做数字游民，很需要这种安全感。”

浙江安吉的数字游民社区内，大家在公共空间办公。受访者供图

门冬冬分析，这种安全感或者来自数字游民生活带来的“地理套利”，即“赚着一线城市的钱，在三线城市花”。她举例，自己在上海居住时，每月消费超过一万元，成都每月消费5000元，而在葫芦岛，每个月2000多元就能过得很好。

烨烨则回顾，自己北漂多年没有攒下钱，是在开始数字游民生活后，才月月有结余的。曾月在浙江安吉旅居时，发现月消费只要一千多元，而在杭州，光租房就要月均三千多元。

“如果你的时间和地理位置不受限，你的财富会自动增长3到10倍。”《一周工作四小时》的作者Timothy Ferries曾这样说。

悉数五年数字游民经历带来的收获，烨烨强调是“信息差的弥补”。换句话说，即是用最合理的成本享受生活。

她举例，她在玻利维亚旅居时，上街闲逛，用并不熟练的西语与一家旅行社讨价还价，订下了一个700元人民币游乌尤尼盐湖、包三天吃住的团游行程。随团出发时，她恰好遇到了两个中国游客，一打听，才知道对方花费了高于她近三倍的价格订下了此行程。

她也在各地的海边旅居过，发现商业浮潜很昂贵，“比如三亚，简单浮潜一次都要花五六百甚至上千元。”实际上，自己花小几百元买齐装备，想玩几次就玩几次。

烨烨说，这些信息很难从商业旅行中获取，是在当地慢行、慢居、慢慢体会后，才能总结出的经验。

"和每一种生活方式一样，它需要做取舍"

近一年，31岁的设计师Nian越来越常在各社交平台看到数字游民相关的推文，“有些标题特别兴奋，说自己马上要裸辞做数字游民啦！”点进去看，是因为工作太“卷”，想通过做数字游民过上更悠闲的生活；还有些推文强调数字游民每天只工作两小时，没事就在沙滩上晒太阳。

Nian对此很不赞成，“数字游民生活对于人生活状态的改善，主要在于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不工作时，我们能更方便地和朋友见面，出去玩。但即使你远程工作，该有的卷和焦虑也仍然存在。甲方或者合作方不会因为你在旅居，就不折腾你、不给你打电话了。”她说，开始旅居后，她每天仍要工作近十小时，强度并不比从前小。

受访的数字游民们普遍认为，高度的自律是成为数字游民的必要条件——不坐班，也就没有上下班的界限，工作与生活相融。曾月在旅居时，常听说有伙伴与人聊天、玩耍至天亮，难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状态。门冬冬刚开始不坐班时，甚至在床上办公，“看似在工作，其实精神涣散。”后来，她强迫自己必须上桌工作，且在开始一天的工作前，洗个澡、化个妆，提升一下仪式感。

Nian曾在大理运营数字游民共享空间，她发现，“卷的人还是很卷。”人们来来去去，但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个“卷王”，每天半夜12点钟还在共享空间里工作。

在大理旅居的数字游民们玩飞盘，持白色飞盘者为Nian。受访者供图

Nian介绍，在数字游民群体中，有主动收入与被动收入两大收入来源。被动收入指不需花费多少精力即可获取的收入，如银行利息、投资回报等。而主动收入则指劳动者付出劳动时间获取的收入。对数字游民来说，被动收入可以覆盖基本的生活成本是“最优解”，给数字游民本人带来的经济压力最小。然而，据她的观察与接触，达到这个条件的数字游民少之又少，大部分人仍然背负着不小的经济压力，生活水平普通，并不像互联网上所描述那么精致。

实际上，要潇洒地游起来，并非易事。

Nian提到，大部分城市并没有专为数字游民打造的居住空间——生活设施齐全，租期长短灵活。

这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来，每次转换居住地，生活用品的再布置都很费钱、费力，“你租一个房子，锅碗瓢盆、床上用品等等可能都要采买。”每次离开，寄走的寄走，送人的送人，再多余的就只好丢掉。

另一方面，某些城市的旅居成本比长居要高出许多。去年11月，Nian回北京住了一个月，和从前北漂时一样住在亮马桥。不过从前此地的一居室只要五六千元，她短租一个月则花了将近八千元。

多名受访的数字游民表示，一线城市之外，数字游民可获得的地理套利也在减少。

烨烨回忆，三四年前，在大理古城每月花费不到一千元，就可以租到一间不错的单间。而今，同样的房间要价两千元左右，且上不封顶。K.C.则关注到，克罗地亚的数字游民聚居区内，房租费用在三年间增长了60%，“有些很普通的公寓月租都要4000美元。”数字游民为地理套利所吸引聚集，而聚集后，生活成本水涨船高，地理套利又逐渐消失，这似乎成了一个悖论。

“数字游民生活不是完美的，和每一种生活方式一样，它需要做取舍。”Nian说，她和朋友曾在乡下旅居过很长一段时间，那里生态好、静谧，但缺乏城市配套，作为深度爱好游泳和健身的朋友，找不到相应的场所进行这些活动。“所以说，数字游民不是一种更高级的、更舒服的生活方式，它就只是万千生活方式中的一种而已。”

经营数字游民社群多年，Nian总结，在她接触的数字游民群体中，三分之一是为公司远程工作，三分之一是自由职业、自己接活儿，还有三分之一是待业、无业者。“每年有不少人加入，也有不少人退出。因为远程没有收入，或者不适应不稳定的生活等等原因，回到城市工作。”

数月的旅居生活后，今年2月，曾月回到杭州的一家杂志社工作至今。回归职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身上背负房贷，每个月有五位数的固定支出，她在旅居途中尚未找到稳定的远程工作收入来源。

去年10月，34岁的小飞在浙江安吉的一个数字游民社区居住了半个月。那期间，社区群里每天都有人接龙活动，爬山、徒步、桌游、飞盘、读书会等等，五花八门。小飞为一家设计公司远程工作，“每次我需要工作时，看到群里很多人都在玩，就觉得很痛苦。”为此，她自觉无法做深度思考，只能每天花大量时间重复一些机械、简单的工作。她认为，比起坐班，她的远程工作效率是降低了的。

旅居结束后，她回到了先前工作居住的上海，再次向老板提出想要回办公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