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是优先解决种粮农民的致富问题。图为2017年10月23日，江苏泰州下辖县级市兴化，收割机在这里的国家粮食生产功能区智慧农业服务中心粮食产业园内收割水稻。视觉中国 资料图

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我国未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战略，也是未来“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承接了历史选择，反映了现实要求，决定了未来走向。在新时代，如何坚持改革创新发展的新思路，清除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障碍，激发农业农村发展的新潜力，调动农民种粮致富的新动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发展的新活力，就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挑战与新课题。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未来的乡村振兴究竟该是一幅怎样的美好蓝图？是靠美丽乡村吸引进城农民返乡创业，还是靠继续减少农民提高农业规模效益？是要把更多的农民“身份”固化在乡村田野，还是将更多的农民“能量”释放在城乡大地？是想把乡村建成炊烟四起的工业园，还是粮田广袤的农庄园？是将乡村振兴统统引向城镇化，还是坚持乡村与城镇的平行发展？这关系到战略实施的方向问题，也关系到战略实施的成败问题，现已到了形成共识、选准方向、明确目标的决策关键期。

众所周知，我国（指中国大陆，下同）由来已久的“三农”问题，源于人口与农业大国传统的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后，“三农”问题之所以能得到部分缓解，除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外，重要的客观原因在于，我国已从农业大国发展到“工业强于农业”的大国。如今，农民人数减少已不足全国人口的一半，农业产值已不足GDP的10%，城镇化率超过58%，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减少，却带来了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三农”问题的持续缓解。

所以说，人口多不是问题，农民多才是问题。这就为今后解决“三农”问题，找到了改进人口和经济结构的关键因素。

一、乡村振兴的重点是要优先解决种粮致富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他还指出，我们自己的饭碗应该主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为此，十九大报告在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并再次强调，要保障农民财产权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些都是在重点关注和保障种粮农民的切身利益。

显然，农业低效和农民低收是造成农业累、农村穷、农民苦等“三农”问题的历史根源。这里需要提醒和强调的是，“农业低效”和“农民低收”主要是指粮食种植。因为从事农、林、牧、副、渔等经济种植或养殖的农民致富，如今多数已不成问题。相比之下，种粮农民仍旧是收入最低的农民群体。所以，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是优先解决种粮农民的致富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这早已形成共识。可喜的是，十多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年均收入增幅都超过了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比不断缩小，已从2007年的3.33倍下降到2016年的2.72倍。但换个角度看数据，城乡收入的绝对差却从2007年的9600元，扩大到2016年的2.13万元，十年来不仅没缩小，反而扩大了2.2倍。据此，未来要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就不能只看城乡居民增收的相对值，还要看农民增收的绝对值。

那么如何才能让种粮农民普遍增收呢？对此，专家或学者的建议很多，争论不少。比如，提高粮食及农副产品价格，免除农业税费以减少农民负担，工业反哺农业以推动新农村建设，让更多进城务工的年轻农民返乡务农等。然而实践已经或即将证明，这些都不是保障种粮农民致富或乡村振兴的可行途径。

首先，依据粮食生产的自然周期长、产量制约多等特点，似乎提高粮食产品价格的理由很充分。但实践证明，作为国计民生基础之保障的粮食价格小幅提升，同时会引发农副产品及社会生活、用工成本的大幅提高。粮食提价带来的农民增收，很快将被日常生活的必需消费涨价所抵消甚至拉低，实际收入可能不增反降。更何况，国际市场等待进口的粮食早已是优质低价了。

其次，免除农业税费也不能保障种粮农民致富。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全年减少农民种粮税负最高估计约200亿元。然而，这笔钱对6亿种粮农民而言，年人均仅30多元，每天只不过少交1毛钱，这样的减负别说致富就连生活改善都谈不上。因此，当种粮农户还需要免税来扶持时，户均几亩地、年收几千元的种粮农民的致富就依然在路上。

再次，以工业反哺农业为主的新农村建设，解决的多是农村的形象问题，不是农民的致富问题。因为以留住农民为前提的“新农村”建设，就像保留“团结户”的新城市建设一样，并没有生活条件的实际改善。如今，在事实上的“空心村”着力推动的新农村建设，除在少数“留得住乡愁”的地方可发展乡村旅游外，多数建设项目将沦为不断折旧的形象工程，无法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农村可持续发展。

显然，辛苦种粮一年不如轻松打工一月的现状，才是导致“空心村”问题的主因。针对外出农民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回乡务农、农业后继乏人的现象，专家建议免费培训或政策扶持，让更多进城农民返乡务农，以此来解决没人种地的“空心村”和“三留守（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殊不知，将农民教育培训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构建平等的终身教育体系没有错，有错的是“让”特定阶层接受特定的职业培训。

都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当我们自己或子女都没有下乡务农的积极性时，凭什么只让“农二代”接受培训、回乡务农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吗？假如，把“农民”这一特殊身份看成与我们一样的职业时，谁会来指定我们及子女的培训内容或从业岗位呢？

也许有人会辩称，是现行的政策“不让”城里人下乡务农或置业。但历史实践早已证明，即使“让”城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扎根农村，用“增加知识农民”的办法，也解决不了因农民身份固化而形成的“三农”问题，而且还带来了中老年知识农民“回城安置”的更大麻烦。由此可见，以往这些想方设法让种粮农民致富的政策手段，都未能抓住“减农民、规模化”这个种粮增产增收的关键。

近年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土地承包确权延长、农民转移市民化、土地流转宅地复垦等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和措施，抓住了保障种粮农民致富的关键，为粮食种植的规模化生产创造了条件。

二、农民精简的乡村振兴可为种粮规模化创造条件

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党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中，实施能激发农村本能与活力的乡村振兴战略，为加快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思路和动力，成为“工业反哺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

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由此推算，到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超过60%，农村户籍人口将减少至5亿左右。

然而，在我们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却时常会忘记“精简农民”这个城乡建设的新理念、新任务和新趋势，以至于“想方设法留住农民”的建议不断出现。这无疑是混淆了“鼓励进城农民返乡创业”的乡镇经济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种粮致富的不同概念，未能区分乡村振兴所必须的“就地城镇化”和“种粮规模化”这两种需求，导致两种矛盾的发展理念在同一发展主题中频繁出现。

数据显示，如今美、日、英等发达国家的种粮农民仅占人口总数的1%到2%，城市化率高达90%以上。当然，有些发达的“人口小国”或许没有保障粮食安全的任务，因而种粮农民人数可“无限”降低，我国与这些国家没有可比性。但与我国国土面积相当的美国人口结构和粮食产量，却验证了在农业补贴条件下，人口大国也能实现“粮农人数少、粮田规模高、粮产效益好”的种粮致富。

我国现有耕地20亿亩，粮食播种约16亿亩，其中有5亿多亩用于复种，几乎没有休耕粮田，复种指数1.5。同期，美国有耕地29亿亩，粮田23亿亩，其中只有六成多、约14亿亩播种，其余休耕，复种指数0.6。由此，我国的一亩粮田顶美国的三亩用。长期以来，为追求粮食产量，我国农田的化肥、农药使用量已超过美国的3倍，土壤板结、农药残留、农田透支、生态恶化情况严重。这也是中央一号文件曾提出，要推进和扩大我国耕地轮作休耕制度的原因。

数据分析显示，我国现有种粮农民约3亿人，理论上人均粮田（含流转租种）近5亩。同期，美国职业粮农200万人，人均农田1200亩。从农业资源和生产能力看，美国粮农约是中国粮农的240倍。若按我国5亩粮田年均收入3500元计，在产量和粮价相当的情况下，美国粮农年均收入约84万元，约合13万美元，已属中产阶级，且符合实际情况。因此，依靠城镇化带来的农民精简和土地流转，才能扩大种粮规模，保障种粮致富。

今后，随着农业人口转移和城镇化推进，必然产生乡村萎缩和农民减少的“空心村”现象。但这并非种粮农业的致命危机，反而是种粮农民的致富良机。事实上，当更多的农民转为市民后，“空心村”的合并与消失带来的宅基地复垦和土地流转，可为种粮大户的规模化生产创造条件。

因此，未来要解决“空心村”和“谁来种地”问题的关键，不是让更多的进城农民或知识青年回乡务农，而是让更多的进城农民通过“三权（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的土地流转，变乡村土地与农宅的财产收益，为城市生活与住房的社会保障。然而，长期存在的“平等难、落户难、讨薪难”让进城农民仍有需要“返乡务农”的后顾之忧，因而大量“空心村”的农宅和分散农田并未随农民的转移而转出，制约了农业规模化与现代化的应有进程。

为此，必须按照中央提出的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加快土地流转的机制创新，转变农民财产的增值方式，利用城镇土地开发的“占补平衡”和“城乡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政策，鼓励有稳定工作的进城农民，用宅基地或承包地转让指标，对等或补贴置换所在城镇的基本福利房。让进城农民不花钱或少花钱就能住新房、落户口、变市民，将新市民的后顾之忧变成社会保障。如此，既能彻底消除“村有宅基地、城有租住房”的分居现状，又能合理消化三、四线城市的库存商品房，还能基本消除农村“三留守”和“春运难”的社会压力。

伴随城镇化推进的农民减少与土地流转，为农田连片经营的种粮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只有当规模化种植确保“种粮大户”年均收入赶超市民时，才能实现种粮农业是富裕产业、种粮农民是体面职业的梦想，由此，“谁来种地”的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否则，在粮食产量不能靠“转基因”成倍提高时，让人均几亩地的农民靠种粮致富，谈何容易？

所以说，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农民精简化和农业规模化，可以确保农民种粮致富，从而顺利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目标。

三、减少种粮农民的城镇化不会威胁粮食安全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同年，中央第一次城镇化工作会议也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当前，城镇化建设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发展引擎和改革红利。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是优先解决种粮农民的致富问题，其前提则是有序推进减少农民的城镇化建设。

然而，依据部分专家的观点和某种社会共识，我国仅用三十年的时间就走过了西方两百年的城市化历程，较西方快六倍多的“高速度城市化”必然引发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比如，快速城镇化让村落急剧减少，几乎每天有近百个村庄消失；城镇化和工业化大量挤占农田耕地，减少种粮农民，威胁粮食安全，增加就业压力，影响社会稳定等等。

但上述专家观点和社会共识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所谓“高速度城市化”之说属于比较牵强的对比。事实上，各个时期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速度只能横向比，不能纵向比。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高速，是同一时期的世界第一，这没有错，但不可与历史比。若以当下的一般交通工具速度类比发展速度，现代动车或飞机300公里或800公里时速，已是百年前马车40公里平均时速的7至20倍，从而经济发展速度相应加快是理所当然的。

如今，我们一天的发展成就，已超过古代一年的发展积累。正如一位学者断言，过去两百年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变化远甚于之前五千年，这更相当于“超速”25倍。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样的超速属于历史的必然，未必可当作发展的巨大成就来宣讲。所以说，认为我国过去四十年的城市化发展速度比西方过去两百年的发展还快，或西方过去两百年的文化、科技发展成就要比我国过去五千年还强，都是较为牵强的发展速度纵向比。

其次，专家提醒必须采取应对措施，确保城镇化建设不能突破耕地红线，需要想方设法留住农民，鼓励资本下乡和农民工返乡创业，以此来缓解“空心村”现象，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也缺少实践与理论依据。显然，人口大国必然是农业大国的观念，源于“人人动手，丰衣足食”的农业社会的温饱意识。殊不知，一个国家或地区对粮食生产和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不是人口总数，而是人口密度。虽说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依人口密度高低来看却远非大国。

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143人，即使减去27%的沙漠面积，人口密度也只有197人。但同期，除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国外，人口密度更高的经济发达国家比比皆是。如，新加坡6430人，韩国506人，荷兰480人，日本338人，英国247人，德国235人。其中，虽然韩国的人口密度是朝鲜的2.6倍，但经济实力却高30倍。从上世纪70年代起，韩国经济开始全面超越朝鲜的35年间，韩国农业人口比重从49.5%下降到7.6%。可见，当农业生产不再依靠人力时，减少农民总量，或许已成国民经济飞跃发展的必要条件。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截至2017年末，城镇常住人口由1.7亿增加到8.1亿，实现了翻两番。依常住人口比重衡量的城镇化率也从17.8%提高到58.5%。城镇人口的成倍增长，虽然是加快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社会担心城镇化建设必然会挤占耕地、威胁粮食安全也是自然的。

有数据显示，我国耕地面积从1994年的19.4亿亩下降到2013年的18.2亿亩，20年间锐减1.2亿亩，因而才有了“严防死守18亿亩红线”的口号。但根据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我国现有耕地为20.2亿亩。耕地存量增加，部分原因是农民开荒、开垦；部分原因是自然村落消失、河口填海造地；部分原因是取消农业税后，土地在确权测量过程中由早年的少量少交税转向了多量多受益。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城镇化可能“节省”了大量耕地；近年来，从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据看，我国耕地减速已趋缓，这印证了这一推测。

城镇化还能节省耕地？依据何在？事实上，我国农村地区的人口密度尚不足百人，而繁华城区的人口密度多数已接近万人。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中心区人口密度已达2到3万人，深圳的核心区更高达5.6万人。由此可见，城镇化才是现代人类高密度集聚生活与集约发展的最佳方式。城市化对人口布局的最大变化，就是城乡人口密度的百倍提高和生活用地的百倍节省。即使人口密度只有一两千人的中小城镇，其生活用地的节省率也在10到20倍。

因此，在人口不会成倍增长的前提下，当大规模城镇化建设与农民转移、村落减少、宅基地复垦同步时，事实上不会出现一些理论家想象中的耕地减少、威胁粮食安全的局面。相反，随着城镇人口密度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提高，城镇化建设不仅没有减少耕地、威胁粮食安全，反而促进了村庄消失、土地复垦、农田增加和流转整合，这为种粮大户的连片经营和增产增收创造了条件。（待续）